1936年西安事变后，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月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7年11月，经由皖籍同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引荐，宋日昌进入阎锡山的晋绥军担任骑兵军的“文司令”(相当于副参谋长)，主管政工和教育，后任晋绥军军事教导纵队政治部主任，他相当活跃，与薄一波、罗贵波领导的新军保持秘密联系，对联合抗日出力甚多。后来，宋日昌的身份暴露，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机智脱险，几经辗转返回延安。

1938年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一二○师任政治部干事。

1940年春，宋日昌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同年3月，党派他带领100多名干部，历经千难万险，到苏北新四军参加以彭雪枫为师长的第四师，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之后，他历任豫皖苏联防委员会民政处长、苏中行政公署民政处长、苏中粮食局局长、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抗日战争。

1940年，调新四军第四师，后又调第一师工作。历任豫皖苏联防委员会民政处长、苏中行政公署民政处长、苏中粮食局局长、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苏南区党委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府党组成员，支前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胶东行政公署代理主任、党组书记，中共胶东区党委委员等职。

1944年底和1945年4月，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奉命先后率部渡江到达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宋日昌随军南下。不久，苏浙军区成立，将苏南浙东部队与南下兵力合编，准备配合盟军登陆，开展对日大反攻。

1945年2月，苏浙军区兵分三路，开始向浙西敌后进军，沿途攻克日伪许多重镇据点，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欢迎。当时，浙西等地区山多人少，加上春荒，粮食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前线部队有时只能以野菜、竹笋充饥。为解决前方物资供应困难，苏南行政公署决定成立支援前线司令部，由行署副主任宋日昌任总指挥。他日夜奔波组织了55万个劳动力为前方运送大批粮食，并运回许多伤员，还动员了6200名民工长期随军服务。在支援前线的日日夜夜里，宋日昌不仅和干部、民工同甘苦、共命运，和他们打成一片，还亲自慰问伤病员，受到部队将士与地方干部、群众的热情赞扬。

解放战争期间，宋日昌任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忙于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的后勤供应工作。1948年7月，宋日昌任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又兼支前委员会的司令，他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完善的运筹计划，筹集了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保证了大军渡江战役的作战需要。同志们称赞宋日昌是一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先行官，为华东地区重大战役及渡江作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初期，宋日昌从皖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

1948年7月任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合肥市军管会副主任。

1949年，任皖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支前委员会司令。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起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4年9月～1966年10月，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长期分管农业工作。

1956年9月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后，宋日昌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曹荻秋常务副市长分管郊区农业生产、防台、防汛工作，还兼管过交通、公用事业、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他对分管的工作，敢抓敢管，勇于负责。他兼任上海防台防汛总指挥时，每次强台风和大潮汛来临，都亲临各县江、海塘和危险地段进行一线指挥。在宋日昌专用公车里必备的三件用品是：长统胶靴、橡胶雨衣、手电筒。

人们称宋日昌为“农民市长”，因为他的时间表和农民一样：春忙耕种，夏忙“三抢”，秋忙收获，冬忙农田水利和田间管理。他工作十分认真、踏实、细微、务实。节假日他往往不在家休息，不是开会就是到郊县农村，了解作物生长情况，检查工作，帮助下面解决具体困难。宋日昌的足迹遍布了上海十个郊县各公社和各个农场。

1959年到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上海市区居民粮食限量供应，每人每月只能买到很少的猪肉及食油，蔬菜等副食品也很紧张。每到过年过节，宋日昌就忙着调拨上海超额生产的工业产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拖拉机等，到浙江、江苏、安徽等兄弟省市去交换禽、鱼、肉、蛋和粮、油、蔬菜等副食品，以保证上海市民的菜篮子。

宋日昌为官清廉，一身正气，几十年来，大量钱、财、物经过他的手，但他从不拿公家的一针一线，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在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后，中共上海市委及市人委果断地作出决定：围田垦荒，变崇明芦苇草滩为城市副食品基地。

1959年2月～1962年7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农业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

1960年8月，上海市人委成立围垦指挥部，由副市长宋日昌任总指挥，市政工程局局长徐以枋等人为副总指挥，组织市区十多个局、区的机关干部约十万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奔赴崇明、长兴岛、奉贤、南汇等地，划片包干，围垦滩涂。宋日昌总指挥向围垦大军发出“向海滩争地、向荒滩要粮”的豪迈誓言，一场惊天动地，向自然界开战的围垦发动起来了。

围垦开始后，宋日昌多次赴垦区视察，还将在上海读大学的两个儿子送上围垦第一线去锻炼。宋日昌直接指挥了崇明岛百万沙大坝合龙。宋日昌每到一处，均叮嘱指挥部干部，要尽可能帮助围垦人员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他还和徐以枋副总指挥以及技术人员研究怎样运用技术力量提高围垦造堤的质量，保证堤坝能抵御大风大浪的冲击，切实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61年6月，全市已围垦土地30万亩，建立国营畜牧场14个，它们生产的粮食、家禽、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到市区，改善了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

在十年动乱中，上海首当其冲，宋日昌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达七、八年之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日昌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5月他被选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并连任第六届副主席。宋日昌在政协任职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拨乱反正，推动各项政策落实。当时还有许多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同志的私房和抄家物资尚未发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必然要影响上海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创造性，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时作出重要批示。胡耀邦引用了唐朝韩愈《祭鳄鱼文》中的一段话，批评一些地方落实政策不够有力。他在批示中说：“落实政策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七年还不落实政策，就是像鳄鱼一样，‘冥顽抗命’了。”中共上海市委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委托上海市政协党组协助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开展落实政策的大检查，切切实实地推动上海的工作。

1979年5月～1985年7月，被选为上海市第五届、六届政协副主席。

1981年11月，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上海市政协组织了四次大检查，每次都有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及各民主党派同志参加。

1983年7月30日组织的一次大检查，兵分五路，每路由一位副主席任组长。宋日昌为第五组组长，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单位，检查被查抄的工艺品情况。检查发现已有一批工艺品被出售到国外，宋日昌大怒。事后，上海市政协党组把检查情况向上海市委领导汇报。上海市委同意市政协党组及宋日昌同志的建议，立即冻结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单位收购的被抄家来的工艺品出口，并清理仓库中这类存货，由上海市政协检查组协助有关部门，陆续退还原主。上海市委这个正确决定，大大推动了上海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开展。上海国际礼拜堂，是国内外很有影响的教堂，“文革”中受到破坏又被“样板团”占为活动场地。“文革”后，久久不能落实政策，因为那是“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宗教界人士因宋日昌“文革”前是分管宗教的副市长，所以请他帮助解决。宋日昌敢于碰硬，找文化局和剧团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予以归还。

1984年担任上海老龄问题委员会名誉主任。

1987年落实政策共发还私房35.7万平方米，归还文物工艺品67.4万件、书画236万余册。对已售出或找不到物品的，都分别作价适当补偿。对属于各省市抄家文物、工艺品，也如数交有关省市退还原主，江苏、江西、浙江、安徽有关部门都来信表示感谢。

1995年9月7日19时50分宋日昌同志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