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初一的国文教员是何其芳先生，他那时才从清华毕业，初任教席。何先生一口四川话，大家听不太懂；他为人平易，大家常愿去他宿舍坐坐，听他讲解新文学，看看杂志之类。卢沟桥以后，何先生离开天津，去了胶东地区（山东），再以后就经由老解放区去延安革命去了。也许当年何先生通过他的新文学也在学生中洒播下一些种子了呢？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挑衅，抗战军兴，天津沦陷。南开是日本的眼中钉，自然逃不掉灾难。那几天我们站在英租界中楼房顶高处可以看到日本飞机轰炸八里台南开大学，市内南开中学也被全部破坏。幸好张伯苓校长远见卓识，早有准备；他早已预见到这一不可避免的局面，在重庆另办了一所南渝中学，经过几年规划，已经一切就绪，立即决定南迁。我们都接到了通知，可以去重庆报到就学。但是对多数学生—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不现实的。

当时租借地内仅有的几所中学容量有限；其中实力最强大的是耀华中学；它的校舍宽大，师资设备条件优越；更主要的是它的校长赵天麟先生（字君达）决心很大，决定立即采取措施，扩大招生。除了每间教室放满桌椅，招足学生之外，他还充分利用校舍在下午和晚上时间办“特班”，招收失学青年，这样一校就变成了三校。就这样我和宋硕和一大批南开同学都转学进了耀华。那年秋天九月开学，我们坐在耀华的教室里，周围是众多的南开级友，上课了，一看进来的老师也是南开熟悉的老师，他们也有失业和安排就业的问题。大家相视苦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在沦陷后新条件下难能可贵的读书、继续受教育。

赵校长为沦陷区青年争取了读书的机会，为国家、民族保存了元气，功不可没，此举深受日帝嫉恨，他对待日帝也采取“硬顶”的办法，于1938年夏季被日帝卑鄙暗杀。其实在出事前已有情报，他本人也多次收到了恐吓信。但他坚守岗位，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节操。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铜像今天仍然矗立在耀华学校的校园里。

耀华自从扩大招生后，它的学生成分也逐渐改变。耀华本是一所贵族气息浓厚的学校，扩大招生后，学生成分趋向“平民化”，当然还谈不上“劳动人民化”。

我们在耀华复学后，学校的生活气氛完全不同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课堂里面只能死读书，莫谈国事；课外生活一潭死水万马齐喑。但就是这样也不能避免灾难。1941年初一天，早晨来校，大家忽然发现少了一些同学的面孔，原来夜晚日寇大逮捕，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过了很长时间，人放回来了，其实学生们原本就没什么事。没有人敢问事情经过，也没有什么可问的。这就是沦陷区、亡国奴的生活！但是青年学生的心扉是关不住的，他们总是要思考、要寻觅点什么。慢慢地在学生中间就出现了一些“地下”活动。如我党领导的马列主义“读书会”。

时间大概在1940年后半年，我班某同学参加了一个世界语学习班，不久我和宋硕也被介绍进去学习。此举在当时与其说有什么明确目的，毋宁说是彷徨中的一种追求，对于渺茫的未来的一种向往。这个学习班主持人戴××，三十岁上下，当时是天津金城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学习班在大沽中路女青年会（现天津市委后身）内借了一间教室，每周授课二三次，利用傍晚各校放学后的课余时间学习；记得人来全时一班约有一二十人，都是各中学的学生。这样学了一段时间，世界语有了进步，更重要的是和 “戴先生”搞的也亲密熟悉了，于是开始经常地去他的住处“玩”。原来戴先生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当时他单身住在银行宿舍内；大楼内人很少，十分清静。他的兴趣广泛，你可以跟他学拉提琴，也可以请他教俄文，或者和他打乒乓球玩；更主要的他藏有几书架的马列主义著作，可以自由借阅。这些都是他接近、团结青年学生的渠道。总的讲起来，去那里的还是借书看的人多些，学习班实际是一个学习进步、革命书刊的读书会。就是在这里我们读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方面还有米定﹒拉里查维奇的“唯物辨证主义”，经济学方面有什么里昂捷也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马、恩原著“家庭、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等，都是从这里借阅学习的。除了借书回家看，还举行不定期的讨论会，交流读书心得，每次学习时出席十余人，都是工商中学、广东中学、新学中学和耀华中学的中学生。会上气氛热烈，大家围坐灯下，侃侃论辩，完全是所谓“习敏纳尔”（小组讨论）的做法。在这里我们学到了“普鲁东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等基本概念，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读书会有时还有高潮，这就是“家里”来人的时候，也是有人从游击区或延安到来。这种场合，由来人向大家讲述根据地的事情，八路军战士英勇抗日的近乎传奇式的斗争故事；这些给我们这些“孤岛”上的青年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使大家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还有一次，时间在1941年初大约一、二月间，由来人冯先生主持纪念“一、二八”周年（指1932年上海凇沪十九路军抗日作战）。会上由冯先生领唱，大家合唱“一二八、一二八，我们曾经流了多少血……敌人的炮火曾经毁灭了我们的上海，……战士的热血曾经淹死了凶恶的仇敌。……中华民族不可灭！中华民族不可灭！”由于当时环境关系，唱歌时门窗紧闭，灯光掩映，大家压低声音，用一种低沉雄壮的小声齐唱：与会者面目严肃，情绪悲壮动人。直到今天时光流逝已经六七十年，回忆起来，那时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

1940年我曾一度决定去延安，受到家庭阻拦，母亲哭哭啼啼拉后腿，这没能改变我的主意，已经开始了联系找人带路、打听路线。母亲最后想起找宋硕说服我。他分析了情况后劝说我：“算了，今年不要走了，再多念一年吧！”因为虽然是沦陷区，但是处在租借地这个夹缝中，我们还能受到不坏的教育，从卢沟桥事件以后，我们已经从初二读完了高中二年级；如果读完中学，将来不论是干革命，或别的什么都有很大帮助—我此后一生的经历说明，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宋硕自己这一年也不想离开天津。第二年情况改变了，个人生活道路变化，那是后话了。联想到邹韬奋先生当年劝告重庆的进步学生，不要急于去延安，要抓住暂时在重庆的时间、还有可能读书的机会，多多充实自己：看来这种意见是比较全面和清醒的。

1941年夏，我和宋硕等一班同学从耀华中学毕业，由于升学关系大家先后离津，就和这个撒播革命种子、孕育马列主义思想的读书会告别了。宋硕当年秋季入北平燕京大学。但是这些人在燕京只读了三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一个早上日寇全副武装包围燕园，除按黑名单搜捕大批师生外，一般师生立即逐出燕园。大家仓惶出走，各寻出路。宋硕后来进了北平的伪立大学。

四十年代这几年是华北沦陷区人民最黑暗、最艰难困苦的几年。大米、白面等正经粮食全部被“统制”、军用，中国人不许吃，偷吃一点都要处罚。老百姓吃的是配给的黑不溜秋的“象子面”之类东西。“肚中无食”劳动人民走在街上、突然倒毙街头的，屡见不鲜。那时宋硕的家庭也很困难。他的寡母带着他的哥哥和他勉强度日，已接近贫民的生活。老太太被迫在家找些糊火柴盒的活计，找几文钱；未免发劳骚。宋硕愤怒地指责：“你为什么不能糊火柴盒？” 这样的话对一位老太太当时未免苛刻。但他当时的意思是说：“全国人民都是这样的命运，都在受苦受难，你有什么理由要求特权呢！”

一介贫民、魂归八宝山

1945年抗日胜利，国民党接收平津。此时宋硕已经大学毕业，他学的是食品轻工业，在双合盛啤酒厂担任酿造技术员，同时还担任北平工学院本部的助教，以此为掩护。因为曾经参加过进步的读书会，事实上他已于194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时他住在北京西城护国寺以西祖家街平院的单身宿舍内；我曾多次去那里看望他。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华北局城工部和地下学委的领导下，以北平工学院为基地，发动群众；他领导平津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反甄审运动—当时胜利后的国民政府接收了沦陷区敌伪办的公立大学，规定这些学校学生一律需参加专门的甄审考试才能取得学籍，受到普遍地反对。他先后多次领导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样一直到1949北京解放后，他才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出来参加北京市委工作。

宋硕同志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学委组织部长，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并兼任北京市自办的北京工大第一任党委书记，在发展首都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科技事业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革” 中，他是首当其冲受到林彪和“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党的优秀干部之一。他和陆平、彭佩云是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的头号靶子；多次在十几万人的大会上、弯腰挂牌受批斗。他的五个子女或者下放农村、或者流浪街头，“家破人散”。本人并被监禁数年。这时他已身患重病（肺癌）；在那种条件下自然说不上什么治疗和照顾。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于1969年10月30日含冤逝世，与世长辞，年仅46岁。当然最终得到了人民的正确评价，归葬八宝山。

本文只是怀念作者和宋硕同志早年的同窗情谊，没有条件叙述他各个阶段的革命和斗争经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需要参考北京市委的同志们写下的资料。他的夫人曹绮文同志曾写过许多悼念的文字，内容丰富，情感真实，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人格、情操和革命意志等有关内容，可在电脑上搜索、点击，田小野的网站下载曹绮文《魂系战友忆宋硕》一文。

作者有机会读到宋硕当年一些生活细节，深受感动，抄录了几段，大家一起看看！譬如说：“宋硕虽然担任市委大学科学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他对衣食住行依然毫不在意，一心扑在工作上，衣服破了补上再穿。记得一年夏天，大学科学部为了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进行思想工作，经请示彭真同志，请周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给大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报告后大学生要求总理接见。彭真同志陪总理绕场一周，接见学生，宋硕走在领导同志的行列中。当时我也在场听报告，坐在听众台上的几位女同志指着宋硕穿的半旧的圆领针织短袖衫埋怨我：“你也不给老宋买件像样的衣服，这哪里像位部长？”事后我说给宋硕听，他笑笑说：“这有什么关系，学生是听总理讲话，接受总理接见的，又不是看我穿什么的。”

再看一段：“当时我们住在金鱼胡同四号楼的两间房子里，我们已是8口之家了。老太太带着4个孩子住一间，宋硕和我带一个孩子住一间，那时刘仁同志经常在星期日来找宋硕去各高校了解学校情况，因而刘仁同志很了解我家住房情况。一天晚上宋硕向我说，行政处同志说咱们住的房子过紧，崇文门后沟附近有房，在一个大院中有一所小楼，我们可搬去住，但宋硕和我商量还是不搬为好。认为与高级干部为邻，孩子易比吃比穿，对孩子成长不利，不如仍住“四号院”。红霞公寓建成后，市委行政通知，根据宋硕的条件，可以搬到红霞公寓住。宋硕和我商量后，仍旧未搬。后来在南池子有一所房，可以让我们迁入，宋硕仍未同意搬家。”当年我读到这段时，眼里噙着热泪，心里想到：“是的！这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向只把自己看作一介平民，只是老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他人格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格。谈到物质的享受，我个人今天主张并不要求大家都来学雷锋，为了节约5分钱，大夏天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我明白，物质生活资料的成本是由当时当地社会的平均生产力来决定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来观察，恐怕都已经奢侈的不像话了—但我相信他们如果地下有灵，也会高兴地看到后代子孙在享受人类日益文明的成果。问题在于个人，尤其是干部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平均生产力”太远，也就是了。这一点对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也是很必要的。“领导干部如果多骑一匹马”，大概也是工作的需要，群众也未必有什么意见！

“宋硕很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很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尤其注意培养孩子们不怕脏不怕累艰苦朴素的品质和动手能力”，看来他也只想把孩子培养成老百姓的一员。星期天他经常让孩子们帮着奶奶洗衣服：还教孩子们开荒种花生，并让孩子们亲自把粪从化粪池里提出，制肥，施肥；他还买来许多小工具，教孩子们修理破损的东西。宋硕本人也是大城市中长大的—可能她母亲和乡下多少有些联系—能够注意到这些事就很不容易了。联想到我们现代独生子女的娇堕，孩子的父母，尤其是主持教育者，是该深深思考一些问题的。近几年看到报道，日本孩子来我国和中国孩子联欢，大家都感觉到中国孩子的吃苦能力和许多方面似乎比不上日本孩子，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个不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