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07 15:17
宋诗派的主要宗尚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大家为职志”（陈衍《石遗室诗话》），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其创作倾向则是受当时学术主潮汉学的影响，“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同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趣味。
沈曾植说“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同上书引），宋诗派发扬了“三元”的这种开拓精神，主张诗歌要有独创性，自成面目。宋诗派理论家何绍基强调诗文要立“真我”，独自“成家”。但其所谓“真我”，包括自然禀赋的个性气质和后天修养而成的性情，后者是“看书时从性情上体会”（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得来的，大体不出封建伦理范畴和正直士大夫的标格，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与张扬个性的时代新思潮不可同日而语。宋诗派的主要成就，是在描写具体生活方面的艺术开拓。
由于改良运动对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力的不足，随着新派诗、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各种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也争立门户，愈来愈多。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即所谓的“同光体”诗人，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等。
其时，与近代进步诗歌潮流并行，传统诗坛上各种保守倾向的诗派仍在发展，并且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有宋诗派的崛起。程恩泽是这个诗派的先驱，重要作家有祁寯藻、何绍基、 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他们的学诗趋向由前此的宗尚盛唐转而为宗宋。但所谓宗宋，也不仅仅限于宋人,还包括唐人而开启宋人诗风者，大体在唐之杜甫、韩愈和宋之苏轼、黄庭坚之间。
以诗人郑珍为例。
郑珍（1806～1864）一生大体僻处于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一隅，他的诗突出的方面是表现贫士生活。作者不厌细琐，不避俚俗，将贫士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具体的心理感受，从房子漏雨到读书牛栏，从为小儿做周岁到慈母教诲顽童，乃至造一物，举一事，真切地刻画成生动的艺术形象，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溪上水碓成》、《阿卯旧作》、《武陵烧书叹》、《渡岁澧州寄山中四首》、《湿薪行》等。其《屋漏诗》将屋漏的困窘狼狈境况刻画得淋漓尽致。《题新昌俞秋农汝本先生〈书声刀尺图〉》写贫家母的慈爱与教诲顽童：“女大不畏爷，儿大不畏娘。小时如牧猪，大来如牧羊。血吐千万盆，话费千万筐。爷从前门出，儿从后门去。呼来折竹签，与地记遍数。爷从前门归，呼儿声如雷。母潜窥儿倍，忿顽复怜痴。夏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为捏数把汗，幸赦一度答。”形象凸出，意趣盎然。他的写景作品如《下滩》等，亦刻画真切。陈衍称许郑珍的诗“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景”（《石遗室诗话》），虽不免夸张，就其富有开拓创造来说是不错的。郑珍的诗词语洗练，音节造句力求顿挫硬折，浅俗而不流易，沉实而不奥僻，朴瘦坚劲，充满诗情画意，的确可以说是“以苏、韩为骨，元、白为面目”（胡先?《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自成一家。他的成就对壮大宋诗派起了重要作用，对后来的同光体也发生了深刻影响。曾国藩后来自成湘乡派，不过是宋诗派的别支，宗尚则更偏于黄庭坚。他自言“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陈衍也说：“湘乡出而诗皆宗涪翁。”（《石遗室诗话》）
由于改良运动对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力量的不足，随着新派诗、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各种腐朽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也争立门户，愈来愈多。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即所谓“同光体”诗人。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挣扎。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等。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倔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创行新政，提倡新学，积极支持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遂从潮流中退出来，以诗自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他的诗，最初学韩愈，后来学黄山谷。他代表所谓“生涩奥衍”的一派，“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反对“纱帽气”、“馆阁气”。“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梁启超等对他的诗也都非常倾倒。梁启超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就这个时期看来，官僚士大夫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运之以生硬晦涩的造词遣意，就是陈三立的诗。如一九○一年作的《遣兴二首》，其一云：“九天苍翮影寒门，肯挂炊烟榛棘村。正有江湖鱼未脍，可堪帘几鹊来喧！啸歌还了区中事，呼吸凭回纸上魂。我自成亏喻非指，筐床刍豢为谁存。”这种感伤无力、曲折隐晦的诗对那些失望颓丧的士大夫的别个一种颇耐咀嚼的滋味的。
陈衍（1858-1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他曾参加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府多年，是宋诗派诗论家和诗人。他宣称：“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陈衍诗中诚然有很多枯燥无内容的游览诗，但并不是绝对不“感事”的：“言和即小人，言战即君子，伏阙动万言，蹙国日百里。”这显然是对当时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的诬蔑和憎恨，暴露了他故意逃避现实，对抗拒新潮流的反动实质。他的诗一般枯淡迂缓，毫无生气。沈曾植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间作诗即被陈衍推为“同光体”之魁杰。后被张之洞招至武昌，掌教两湖书院，与陈衍在一起，又大作其“险奥聱牙”的“同光体”。所谓“同光体”，照陈衍的说法，就是“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韩苏黄力模仿对象的宋诗运动的发展。由于他是一个“博极群书，熟悉辽金元史舆地”的考据家，“爱艰深，薄平易”，他的诗极力搬运典故，堆砌文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读。他的诗是脱离现实，以故纸材料作诗的典型作品。
这个诗派的兴起，与乾嘉以来汉学考据学风的盛行密切相关，主要作家都是有汉学根柢或糅合汉学与宋学的，基本创作倾向是“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机械地拟古，他们也吸收了宋人学唐而“力破余地”的艺术创造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成就较为突出的郑珍以刻炼之笔出以平易面目，确有独自风格。不过由于他们缺乏新思想，又或为达官贵人，或为贫寒学者，生活面狭窄，尽管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曾在他们的诗歌中激起一点回响，但总体说来，诗歌的现实内容是较为贫乏的。
宋诗派至光绪年间衍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 陈衍、郑孝胥、 范当世等。他们“不墨守盛唐”，学诗趋向是宋诗派的继承与发展。同光体诗人正当洋务运动与改良主义运动代兴时期，他们一般倾向于办洋务，所以能同情改良派某些不涉及改变政体的变法维新活动。其中成就较高的陈三立曾于戊戌变法前夕在湖南协助推行新政，也写下一些伤时感事的作品。但是同光体诗人更多是注重艺术趣味,或者生涩奥衍,或者清苍幽峭，喜欢咀嚼一种枯瘠瘦硬、拗涩曲折的清味。大量诗作缺乏时代的内容与气息。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人大都以遗老自居，诗也充满遗老情调，与革命派的南社诗歌形成显明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