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远古语言的起源，应该起源于渭河、黄河流域，伏羲演八卦、“仓颉造字”等古文化历史等均发生在炎、黄时期，《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西山经》记载，黄帝生于“玉山西，三百里”的“轩辕之丘”，台湾学者考证：“玉山”即今祁连山乌鞘岭，起源于渭河、黄河流域姬水和姜水的炎帝、黄帝带领部落等逐渐融合话华语和羌语，形成的，保留了古羌语部分发音，例如“夏”在古羌语中是“伟大、强大、强悍”的意思，“轩辕”在古羌语中是“大而且圆的高台”的意思，今中原官话中仍然将高出平原的台地叫“塬”，著名的甘肃庆阳“董志塬”称谓就位于周人最初的农耕文明发源地甘肃庆阳一带， “华”“夏”两部落逐渐融合并逐步东征过程中吸收被征服各地方言，形成黄河流域特有的北方话基础，华、夏两部落融合后，周代时语言达到成熟阶段，《诗经》是由东周人按洛阳读书音写成。

历代西北建都，周、秦、隋、唐一次次统一中国，尤其是周朝800年，将《周礼》及洛阳读书音传播到全国，周人封诸侯到全国，最多时诸侯达到800多，周人在全国的诸侯居住在城市，称为“国人”，当地土著百姓称谓“野人”，除了长子继承诸侯王位，其余后代逐渐成为百姓，周朝诸侯的这种继承和传播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洛阳读书音在全国的传播，秦朝在优化周文字后，统一全国各个诸侯国文字，形成“小篆”通行全国，强制推行文字和语言、度量衡、甚至车轴距，要求各种规矩符合秦国要求，废除其他诸侯国标准。隋朝发明科举考试，直到唐朝一直延续洛阳读书音作为正音，为官者须会讲正音，也促使全国读书人学习官话传播正音。秦朝、隋朝、唐朝征服蜀国导致洛阳读书音迅速传播到西南地区。

秦时代的标准语已无可考，而语法体系，从李斯的《谏逐客书》来看，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已经成型了。这种语法体系，也成为后来“官话”的语法体系。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扬雄著书《方言》，“方言”即与“通语”相对。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南京），洛阳雅音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朝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已有所演变。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定以元大都（北平），将汉语定为域内共同语言，称为“天下通语”，元朝汉语语音的标准仍然是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汴洛音，可以由元初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得到了许多验证。学者也透过元代所写之文献、话本等典籍研究发现当时是普遍流行，交流的有效工具，仍然是一般中原的汉语结构。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音为国家标准汉语语音。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调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正音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音。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所传授、使用的中国语也是南京官话。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流行的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的中国话，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也以南京音为标准。长久以来，南京话以其清雅流畅、抑扬顿错的特点以及独特的地位而受到推崇。

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官话成为国语。由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南京官话的腔调逐渐染上以当时北京方言为代表的北方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方官话”，通行范围主要在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民间，地位较低，因此清初仍使用“南京官话”的声调为标准正音。

清朝以来，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明都北迁时北京城内南京移民过半）相融的基础上，融入少许音译满语词汇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

民国初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其中，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声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通话。后来改为以北京话为国音，并且去除了尖团区分。

官话可细分为八种次方言：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

东北官话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大部分地区、内蒙古东部以及河北东北部。东北官话具体可分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为几小片。

胶辽官话主要分布于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辽宁省的辽东半岛和鸭绿江下游地带及江苏省的赣榆县。历史上在一些地区如黑龙江省还存在过胶辽官话的方言岛，但渐渐都消失在周围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胶辽官话内分登连片、青州片（青莱片）和盖桓片（营通片）。

北京官话又称华北官话，主要分布于北京、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中部，可分为京师、怀承、朝峰、石克四片。使用人口约1500万。

冀鲁官话主要分布于河北大部、天津、山东北部和西北部，以及北京市平谷区，山西广灵县，内蒙古宁城县，使用人口约9000余万。冀鲁官话是除东北官话外，与北京官话最为接近的官话。

中原官话的分布以河南、江苏徐州、陕西关中、山东南部为中心，覆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根据1987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一共分为郑开、洛襄、兖菏、漯项、商阜、关中、南鲁、秦陇、陇中、南疆等十片。代表方言为河南方言。中原官话的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是中原官话区的主要特点。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胶辽官话的主要区别是古入声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

江淮官话分布于今江苏和安徽的大部、湖北局部、江西部分地区等地，江淮官话使用人口大约为7000万，其中主要分布于安徽省除蚌埠、江苏省除徐州一带以外的长江以北地区、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江淮官话自东向西分为通泰片、洪巢片、黄孝片。

兰银官话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部分地区。分为四片金城片、银吴片、河西片、新疆北疆片。

西南官话是流行于中国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以及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湖南省西部、陕西省南部、缅甸果敢的主要语言，在老挝、越南等地也有部分华人使用。西南官话在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具有官方地位，是仅有的3个具有官方地位的汉语分支之一。西南官话的主要特征是古入声不分化，整体保留或整体混入它调（阳平、阴平或去声）。《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将西南官话分为十二片，其通常也可按照地域分为四川话、重庆话、贵州话、云南话、桂柳话、湖北话等。

官话的主要特征包括：

相较于东南地区的汉语方言，北方官话更存古之处包括保留了介音（即韵头）；分平翘舌音，中古的知、章、庄三组声母合并为卷舌塞擦音，并与平舌音的精组字相对立；分泥来组声母；分前后鼻音等等，

中古全浊声母，在平声字中变为送气清声母，在仄声字中变为不送气清声母。但西南官话成渝片和赤灌片（即四川话）较为特殊，部分中古全浊仄声字读送气清声母。一般来讲有3至5个声调，大部分地区平声区分阴阳，中古汉语的入声（即韵尾）在大部分官话脱落，据说部分官话（部分如岷江小片、丽川小片、武天片部分、黔南片部分、湘南片部分和岑江片部分等）保留了部分韵尾。

①中原官话-洛阳话

23个声母（含零声母）

②江淮官话-扬州话

17个声母

③胶辽官话-大连话

24个声母

①中原官话-洛阳话

45个韵母（含8个儿化韵）

②江淮官话-扬州话

47个韵母，分阴、阳、入声韵三套。

③胶辽官话-大连话

①中原官话-洛阳话

4个音调

②江淮官话-扬州话

有5个单字调：阴平21、阳平34、上声42、去声55、入声4。

③胶辽官话-大连话

官话的基本语序为主谓宾结构。官话词汇主要来源于各时期文言文中的固有词汇，以及在清末民初从日本引入的和制词汇，外来语较少。由于与外国交流日益增多，外来语逐渐增多，以及网络语言使日常口语多元化。

官话中的一些方言字保留于普通话中，如“甭”（不用、不要）、“孬”（不好）、“俺”（我）、“咱”（含对方在内的我们）、“啥”（什么）。官话的大部分口语可以书写为书面语，但也有不少方言词不易转化为普通话书面语。

历史上对官话的分区方法多种多样，以下是简短的分区史：

1900年：章太炎官话区与非官话区被揉混，且没有任何一种汉语分支被命名为官话。第一次对汉语进行分区，官话区的共同特点没得到体现。

1934年：赵元任等提出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将“官话”一词首次用于汉语分区；包含的晋语、湘语、赣语。

1937年-1948年：北方官话、上江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赣语区被划出，官话区的范围与已与的官话、晋语区的范围相当接近。

1955年-1981年：官话被并为一区；一度改名为北方话/北方方言；内部分区方式有多种，有一种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官话作为汉语的一个分支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北方话/北方方言等另名亦开始流传；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官话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有争议），晋语首次被划出官话；已成为方言学界事实上的分类标准（方言学界以外，旧分区方式仍有所提及）。

中国大陆出版的方言学的专业书籍、期刊，都采取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法（下称“八区法”）进行对官话进行归类，八区法事实上已成为学界的分区标准。本条目也以介绍八区法为主。

八区法成为学界标准，语言学价值比过去的方法有了质的进步是一个原因，为权威部门所发布则是另一个原因。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由中国大陆方言学界的权威部门制定并发布的，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在方言学界书籍期刊的出版和归类上也有强制作用。

对于八区法，一些学者也有一定异议，异议的涉及范围，小至某乡某县语言的分类，大至晋语/江淮官话的归属。不过，虽然有异议，也会在先介绍“八区法”的前提下再对“八区法”提出批评。

中国语言地图集对官话分区的基本标准是调类，具体的说，是古清音声母入声字的演变状况。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官话分区标准确切总结为语言学特征，过去的分区法则基于行政区划，以致于各区官话的共同特点难以总结。

此外，“八区法”在制定过程中，对官话区的每个县份，都调查到一个以上的代表点，提供语言学资料的详实度比过去有质的飞跃。

尽管明清官府并没有对官话正式命名（官话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称呼），也没有将官话进行推广，但它对中国普通百姓语音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清时期各地汉语尽管大都与官话差别很大，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官话的影响。越是官话使用频率高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剧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景德镇，长期作为官方瓷器供应地，官话在城区盛行，导致当地的方言往官话靠拢，最终出现只有三个声调这种赣语乃至整个“东南方言”极其罕见的现象。

官话的另一个影响是产生了带方音的官话（下文简称为“方音官话”）。古代非官话所在地的人，要学习官话，往往会受母语的极大影响，从而说出母语特征极浓的官话来。这就相当于广东普通话、台湾国语、川普等。方音官话与（标准）官话之间，只是口音之间的区别，而非方言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