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1-11 15:34
相传严子陵与刘秀曾是同窗至交。后者做了东汉开国皇帝后，便把严请到洛阳，优礼有加，殷勤款待。夜间，两人同在御榻上抵足而眠。严在熟睡中竟把脚搁在刘秀的肚皮上。次日，值班官员急奏，说夜观星象看到有颗客星冲犯帝座。这就是“客星”之名的由来。 客星山，突兀挺拔，山色葱茏。近山处，陈山古村，曲曲小河，芦苇苍苍，岚光水色，倒影如画。“身将客星隐，心与白云闲”（李白诗），当年严子陵，谢绝刘秀的再三挽留，弃富贵名利如敝履，隐居富春，死后归葬在故里陈山上，可谓“高山无古今，大江日东流，人物浪淘尽，英名至今留”。元侍讲学士黄溍曾著《陈山晚泊》诗：“一柱孤撑香霭间，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风百世今谁继，应诏诸贤故未还。荒冢草衰迂石路，高霁月满闭松关。穷年漫迹苍江上，及此维舟独厚颜。”
陈山上，南瞰余姚，北览慈溪，晴烟铺锦，稻香万顷。山高石怪水泠泠，严子陵墓在陈山岭北侧下50米处。三尺孤丘，一堆黄土，让人顿发怀古思幽之情。墓四周，原有石羊、石虎，现已毁，今尚有明正德八年（1513年）所立“汉征士严光墓”碑石一块（现存慈溪市博物馆），镌“何处是汉家高土，此间有天子故人”联语的方形石柱两条。墓左边，南宋时建有“高阁”和“高节书院”，“高风千古成陈迹，惟有荒祠绕翠屏”，建筑物在历史的风雨中湮没了。1937年，乡人在客星山复建了高风亭，惜毁于“文革”期间，客星山上，还有石翁仲等历史陈迹，山下有严陵坞、华清泉。
客星山北有大河，古称大浦（又称东江），属姚江支流，今名东横河。横河江上有一座石桥，叫客星桥，又称安山桥，桥建于宋淳熙七年，元、明时几经修建。清同治三年修成拱形桥，一孔，跨径8．5米，全长22．5米，宽3．6米，桥栏上有“客星古渡”四字，此桥气势比七星桥还大，可谓东横河上第一桥，已毁坏了。
宋代孙应时曾撰《客星桥记》：“自汉建武以来千余年，严先生之高风，激越宇宙，天下尊之，无异辞。先生吾余姚人也，晚耕于富春山，富春析而为桐庐，钓台属焉。自文正范公建祠而记之，钓台之名大显，崖石草木，得以衣被风采，发纾精神，传绘于天下，其邦人尤以为荣。而吾邑之地灵人杰，世反不传非阙欤。土俗所记，吾邑少东，江濑粼粼，潮汐上下常有声，是为子陵滩，意者其初之钓游处也。东北十里有奇峰，曰陈山，拔立千仞，秀表一方。而丛石隆起在山之阴，据峻陉，俯长川，以望东海，是为严先生墓，意者尝家是山而归葬也。傍又有山，曰严公山。有古丛祠，曰先生庙。其应史占如此，岂诬也哉……陈山临大浦，民桥其上，旧坏。淳熙十年，僧清式大改作，甓石如虹，袤百有五十尺，石栏翼之甚装，六年乃成。里人相命，亦曰：‘客星桥’。……”
客星古渡原是一个渡船埠头，遗址在今客星桥东首不远处，建客星桥后，渡废。传说当年严子陵拒绝光武帝刘秀封官，从洛阳回老家，到余姚后改乘小船在此古渡上岸，反穿钉靴上陈山，后隐居桐庐富春。在客星桥东，旧称子陵滩，系严子陵垂钓处。
在客星山有不少古迹。山脚有华清泉，民国《沪杭甬铁路沿线名胜》一书载：“山半有泉，名华清泉，也称旋井。宋元丰中杨景谟顾临同游，酌泉赋诗于此。”清邵以发曾作《咏华清泉》诗：“客星山高刺天上，可观海下有清泉，泉中星月如联珠，珠光倒影高人居……清泉清且华，渊寒足洗耳。”华清泉又名华井泉，清吕迪在《客星怀古》诗中曾提到：“欲知亮节清风在，华井泉留万古馨。”足见华清泉之名声。华清泉现存，为一米见方圆形石井，井水清澈，有小鱼游。后在此泉下引水凿池，现为一井一池状，传沪杭等地常有人来此取水饮。
“自华清泉左数百步，又跃而上登，复数百步，岗平龙合，左顾右旋，东望山凹处，如吻仰张状，凹外隐隐见海，其地为严光墓所。”据史料记载：“严光年八十卒于家，汉光武帝闻后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葬客星山麓。”南宋丞相州人史浩曾作诗《吊严先生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鬣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明吏部郎中袁宏道也有《严陵》诗一首：“溪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钓，岂能到潭底。”
岁月流逝，汉时碑石陵墓，早已荡然无存。唐顾况（贞元年间）所篆“汉严光墓”碑，至南宋乾道间已残缺不全，乾道7年（1171）在严子陵墓右侧建严公祠。史浩知绍兴府时，曾新筑墓道。明正德8年（1513）绍兴同知屈铨立碑，镌“汉徵士严光之墓”或为“汉徵士严公墓”，墓前置有石羊，竖有石柱一对。明万历32年（1604）由浙江按察司重修子陵墓和严子陵祠，1919年严师愈对陵墓又一次进行修葺，并增建墓表，以资景仰。此后数十年间，战争频繁，墓又毁，至1960年，墓地尚有石碑5块，刻有楹联的石牌坊柱子还立于其上，“文革”其间，这些遗存除一块书有“汉徵士严公墓”的明代墓碑（现存于慈溪博物馆）和半块清代余姚府镌立的禁上樵牧石碑外，其余都被生产队建仓库、造机埠时毁坏以作石料。
子陵墓所在的杨梅岗，自山顶至山腰处，近代还发现有战国至晋代的大型古墓葬群。
清咸丰二年(1852年)的一天，客星山下的一位村民在山里取土，无意中挖到了一块较为平整的石料。他将挖到的石料运到自家院子并洗净，发现竟是一块有字的石碑。人们对字是尊重的，对有字的石碑自然不敢怠慢。从山中挖来的有字石碑，该怎么处置呢？消息在村里传开了。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转告对金石有研究的当地富绅周世熊前来辨识。碑石长方，高九十一厘米，宽四五厘米，碑额已佚，四周破损。正面文字有界框，框分左右两列。全碑通计两百十七字，字画浑厚遒劲，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碑文首行“三老讳通”。周世熊是识货的，暗暗吃惊，这宝物罕见，便商量着运到了他家。周世熊对石碑的态度可以用“尊崇”来形容：“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来了。朴实的太平军士兵不是很文气，解决吃饭问题最为紧要。他们将那块石碑与周世熊的其他藏品放倒，垒作灶台。
周世熊看着心疼，却不敢言语。幸好，石碑并无大恙，只是“石受熏灼，左侧黔黑”，文字未受损伤。周世熊觉得，“先贤遗迹，赖以不坠”，此乃天意。周世熊认为好东西要与同道分享，将石碑拓片赠送友人。一传十，十传百，此碑在金石界广为人知。许多专业人士根据拓片开展了研究与探讨，发现此碑价值连城。时光荏苒，此碑在周家一留就是一个甲子有余。1919年，此碑离开了周家，离开了余姚，此后差一点离开了中国。有国内的古董商于1919年从周家买走此碑。1921年，有日本古董商意欲购买此碑。中国的文化人由此发起了一场护宝运动，他们异口同声：“古物不应外流。”
关于此事，吴昌硕曾着墨记述。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人就已应用“众筹”这种新模式了。当时，西泠印社布告同仁：“醵金赎之。”大半个月，就有65人出资赎碑，余款用于建造护藏此碑的石室。这块石碑，就是“汉三老碑”，被称为“浙江第一碑”，现锁在西湖孤山西泠印社的石室里。当年，那么多文化人全力守护的珍贵石碑，就出自余姚的客星山。回望客星山，再度刮目相看。如果严子陵的形象使客星山在精神彰显上有“3D”效果，那么汉三老碑使客星山在文化坐标上有“4D”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