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正式走上明朝政治舞台，是在“永乐靖难”之后，即明成祖登基时开始的。在明成祖以藩王的身份起兵时，宦官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南京建文帝的许多内臣向成祖提供了大量南京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另一方面成祖手下的太监如狗儿、郑和等也立下了军功。这些原因使成祖对宦官采取了与太祖不同的立场，“以为忠于己”，“即位后遂多所委任”。成祖夺取帝位后，他所代表的新官僚集团与建文帝的旧官僚集团有着尖锐的矛盾。对此，成祖采取高压政策，大肆屠杀建文集团的官僚旧臣，可是高压屠杀政策只可奏效一时，不能长期实行，民间又盛传建文帝尚存人世。成祖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不得不大量启用其所亲信的宦官，担任要职及进行特务活动。

永乐十八年（1421年），东厂做为特务机构正式成立，“缉纺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而在此之前，还有如郑和率舟师下南洋，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等由宦官负责的政治活动。诚如《明史》所言：“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在成祖首开宦官干政的恶端之后，宦官势力在宣宗、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熹宗诸朝中逐步增强，太祖所立下的祖制也被一条条的打破。宣宗年间“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从此以后明内宫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诈。”开始掌握朝廷的大权。其中的代表人物始于王振，而后又有汪直、刘瑾等，最著者是魏忠贤。王振被中国古代史学家认为是有明以来第一个全面干政擅权的宦官。他诱导年轻的英宗用重典来统御臣下，使得当时的大臣下狱者不绝，并因此掌握了大权。

正统七年（1442年），他除去了太祖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碑。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抵御瓦剌对明的入侵的战争中，王振裹挟英宗御驾亲征，导致“土木堡之变”，使英宗为瓦剌所虏。汪直是明宪宗的近臣，因为其“为人便黠，密出伺察，人莫知也。”得到了宪宗的赏识，在成化十三年（1478年）成为新设立的特务机关西厂的督办。汪直在领西厂期间，“屡兴大狱”，“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并且使西厂的威势凌驾于东厂之上。刘瑾比起王振、汪直，在专权干政上可谓更胜一筹，他因“日进鹰犬、歌舞、角触之戏，导帝微行”而博得明武宗的信任，得以执掌司礼监，并通过亲信宦官马永成、谷大用控制了东厂、西厂。

正德二年（1508年），刘瑾将当时海内誉为忠直之臣的一大批朝廷官员定为奸党，并在此后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朝臣加以打击。为了擅权，刘瑾还将群臣给武宗的奏章带回私人的府宅，以皇帝的名义加以批示；并在东厂、西厂两大特务组织之外，设立了性质相同，但手段更为酷烈的内行厂。在刘瑾之后，明代的宦竖势力在明熹宗时因为魏忠贤的发迹而达到了顶峰。魏忠贤，在中国宦官专权的记录里，可谓是空前绝后。他本是无赖出身，又不识字。因为与熹宗的乳母客氏是对食的伙伴而得以有机会见幸于熹宗，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上台之后，他先是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并恢复廷杖威吓群臣以排除异己，而后又网罗亲信，使宦竖阉党尽掌朝廷大权。一时之间，他的亲信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尽布朝堂之上。全国各地建起了大量他的生祠，朝臣都呼其为“九千岁”。在皇帝的圣旨上，都不敢直呼魏忠贤的名字，而以厂臣代之。魏忠贤的擅权专政、倒行逆施，终于使内外交患的明王朝彻底的一蹶不振，十数年后覆灭在满洲八旗的铁蹄之下。 终明一朝，宦官从一开始的“不及百人”到末期的总数超过两万；品秩从“五品至七品不等”到蟒袍加身，最高级的宦官地位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从“不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到“通文墨、晓古今”掌司礼监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其势力一直处在膨胀的态势之中，而其专权干政的程度，亦是愈演愈烈。诚如黄宗羲所言：“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