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般的七支刀》以一把传世宝刀为线索，解开古代中日韩三国关系的谜团。

《东洋的近世》“宋代文艺复兴论”开山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年，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东洋的古代》打破循环史观，还原演化论般鲜活的中国古代史，秦汉帝国形成史。

宫崎市定博士与中国名史家黄现璠有着深厚的学术交往，以下推介一篇文章，略作介绍：

原作者：历史的观察者（歴史の観察者）

译者：吉田茂树

我进入中国大陆之前，既获得了原陆军的高嶋辰彦少将、原海军的保科善四郎先生和福田良三中将以及福留守等先生写的介绍信，还持有森徳治少将和金子繁治少将写给中国友人的亲笔介绍信。同时，又拿到了水交会的山梨胜之进先生写给他的中国友人“○○亲启”（说出姓名后认识的人一定知道）的介绍信……。

除军人关系外，我还从宫崎市定先生处拿到了他写给中国学友黄现璠先生的介绍信。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在宫崎教研室里向宫崎市定先生请教历史问题的情景。古代中国的周边民族（称为汉民族的原型适当吧？），即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的华夏以外区域的粤、滇、氐、羌、闽、越等国，相当于中国的青海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广东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台湾岛、海南省。

按《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三苗、九黎、百越的追放地为天下蛮荒之地。事实上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的古楚之地应划入蛮荒之地。这是因为当时的楚王自己曾说过“联自身系蛮夷末代，没有得到周的封候，从而成为了楚之王。”但是，《史记·楚世家》则记有“楚以颛顼（黄帝之孙）世家第6代季连为始祖”一事。在宫崎教研室中，有一位从南昌逃往台湾的“中华民国”留学生Y君，自称是战国末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先生的后裔子孙。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都不能说Y君是南蛮魁夷。

我就有别于华夏以外的这些古代南蛮民族史方面存在的疑惑向宫崎先生请教时，宫崎市定先生笑着回答说：“这种事情对日本人而言是很难明白的……即便今日有名的长江文明，当时也不过相当于日本古人说的高天原程度，不，应该说是相当于古代日本豊苇原瑞穂国的状况。你去中国时，我介绍一位良师益友给你。”

宫崎市定先生介绍给我的中国良师益友，名叫黄现璠，一位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长期执教于广西大学，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文化史等中国古代史的专门研究，尤以南方少数民族研究权威享誉学界，名播东瀛……这与专门从事中国古代都市的民众生活、都市民的征兵和纳税等研究的宫崎市定先生的东洋史专攻同符合契。

我对中国史的了解虽然如同门外汉，但是对历史一贯抱有浓厚兴趣。正因如此，20世纪60年代当然知道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黄现璠先生大名。他曾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史料编纂员，中日大战前来日，留学于东大（东京大学简称）。黄现璠先生属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等学系的东大学阀一路……而宫崎市定先生则属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学系的京大（京都大学简称）学阀一路……。我原以为两者没有学术接点，这种认识源于受到日本巷间广为流传的充满逸话的“东大与京大对立说”的影响……实际上，学问世界绝非是我等平凡人所想象的那种争权夺利分庭抗礼的下里巴人世俗世界，而属一个高尚又深奥的阳春白雪世界……宫崎市定先生与黄现璠先生两人生前都没有告诉我他们曾在何地亲密无间高谈阔论学术，作为愚弟子的我接受宫崎市定先生介绍如此名高于世的黄现璠先生时居然没有问及此事，今天想来深感大耻，高尚的两位先生想必会宽恕愚弟子。世间的学人虽然已无法得知宫崎先生与黄现璠先生生前的学术交流逸史，但我想两位先生生前友谊一定十分亲密……。啊，这只是一个轻率男人的想像。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方面称为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发生后，宫崎先生应召入伍。1933年退伍回国，返回京大。两年后，黄现璠先生进入东大留学两年，随后回国，成为国立广西大学史学讲师，讲授中国通史。不管怎样，我推测：在黄现璠先生留日这两年间，宫崎市定先生与黄现璠先生必定在何处见过面。

宫崎市定先生于这一时期相继发表了《古代支那赋税制度》（1933）、《支那城郭之起源异说》（1933），特别是1934年他发表的以中国古代都市国家为论述主题的《游侠论》大作，从而成为日本充满活力的少壮中国史专家。而充满活力的青年黄现璠氏则以研究中国上古代史、都市国家的军制研究为专门。两人的学术研必定在某些地方有共同之处。我认为两位先生绝非相识于战后，而是在战前成为学友。

1963年9月我随冈崎（冈崎嘉平太）访中团访中时从宫崎市定先生拿到的介绍信，抵中国后没有派上用场……主要原因是访中团规定严格，绝不容许访中团成员个人单独行动……。

再说黄现璠先生，1957年或1958年，由于在毛泽东的第一次右派攻击中受到冲击牵连，被赶出历史学术界，不能滞在北京，被迫返回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图书馆，不，是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处于难知外界事的状况。由此反而成全了先生能长期独自埋头于少数民族与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美事。

1963年冈崎访中团抵中三个月后的12月，我约有一周时间在上海协助举办日本工业品展览会。好像是一周……，当时的日记后来被红卫兵抄家时烧毁了，具体是多长时间已无法记清……。同年返回日本的归途中，我与同行前辈A先生两人一道进入香港时，在广州与冈崎访中团一行（剩下3人在广州和香港休养4天）告别，从雷州半岛的湛江翻越十万大山脉，再沿右江进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

对于这样的异国旅行，我没有多少恐惧担扰。因为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我便背着背包和睡袋独自放迹于日本山区四处旅游，时常在无人住的寺庙中过夜。当然，毋须忌言，旅行中偷食农田的西瓜和箩卜的坏事也曾干过。特别是我在香港工作时，曾与另一位同事经常赴新界地区的锦田、上水、勒马州、元郎等边境地带旅游，虽说是两人……但可说我已习惯于在异国四处旅游。

……我曾在香港努力学习了两年半汉语，掌握了基本的中文日常会话，但听力较差。同行前辈A先生（比我年长4岁，在香港的亚洲研究中心工作）的中文很好。我们抵达南宁市后，住进了南宁饭店，马上休息。第二天天明，我赶往黄现璠先生处，A先生则前往中越交界的德天瀑布旅游……

通过电话与黄现璠先生取得联系后，随即报上宫崎市定先生的名字。我的中文发音极差，报上姓名深恐黄现璠先生听不懂……不料，对方传来流畅的日语“啊，是宫崎先生吗，好久不见，想念您呀！”听后不安之扰烟飞云散。宫崎市定先生曾告诉过我，黄现璠氏的日语说得非常流利。当时我认为这或许得益于战前日本留学时代的环境……我的这种想法很快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在广西的学校中，我与黄现璠先生的谈话皆使用日语。据说黄现璠先生曾在1953年、1954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与中国外交部官员（陈毅与池田先生？）会谈时担当过翻译。黄现璠先生笑着告知我，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归国后，仍不间断地读日文原著修习日语，所以日语流利。

黄现璠先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战后又不断与日本史学家进行学术通信。作为中国史学界右派巨魁落马后而被放逐于史学界外的先生，毋须置疑，属中国学术界的亲日派分子。宫崎市定先生在写给黄现璠先生的介绍信中写有“拜托黄现璠先生出于日中友好目的而为派遣到中国的这位年轻人介绍一些适当的亲日中国人的关系”……等语。

……黄现璠当时自身受到处分（史学界大右派），交谈时他告诉我只能在当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周边省）一带活动，处于轻度软禁状态。尽管如此，他依然秘密地向我介绍了许多不知是他的弟子还是朋友的知识人（不限于史学界），如○○大学のM氏、○○大学のS氏、○○大学のH氏、○○大学のS氏等人。如今，这些人与我依然交往亲密，终身共享朋友之谊。他们来日本时多次在我位于关西的家中住宿。

……（言归正传）后来我又两次见到黄现璠先生。1965年，我利用休假，前往广西桂林、云南大理旅行时，曾专程在南宁停留，拜会黄现璠先生。他向我介绍了很多在北京、上海工作的有识之士……。第二次与黄现璠先生会面时，他带我参观了第一次见面时看过的一些名胜古迹，还去参观了钟乳洞和地底洞窟。当然，见面时我也将先生的弟子以及宫崎市定先生的信交给了黄现璠先生。作为一位外国旅行者，自然拥有充当信使的便利。考虑到当时黄现璠先生的处境，我没有与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弟子见面。这次见面，我荣幸聆听到黄现璠先生对我详谈了有关壮族的历史文化。

由于这里不是历史论坛而是政治论坛，只得省略黄现璠先生的具体历史高论，跳过详情。有机会我将详细记述。……交谈中，我受到了黄现璠先生的一次教诲，这也是宫崎市定先生批评过我的教诲，即学习历史者，传承的历史与空想界限应该泾渭分明……而我对历史的认识，好像浪漫到已进入科幻领域（笑）。

……我过去在京都问过宫崎市定先生的问题，这次见面时同样向黄现璠先生问及，即广西的壮族在《春秋》和《史记》里已有记载，是否与辽东的濊族有着种族关系？……先生边笑边回答，解说十分有趣，但我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壮族有“布壮”、“布农”、“布越”等20余种称谓，总称壮族。一般认为，壮族为古代百越部族的西瓯、骆越支系的后裔，为居于广西最早的土著民族。

……黄现璠先生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红卫兵的彻底批斗，图书馆的管理员职也被解除，处于在自宅被软禁的状态。先生曾回忆说，文革期间是家人养着我，换言之，因受到红卫兵的监视看管而无法外出工作，反而能在家中趋力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然而，事实上，先生当时过着极端悲惨又苦恼的日子。先生的弟子和同道史家，许多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迄今为止，长年作为我的通信友以及再会友而交往的“中国心的友人”中的3～4人，文革中同样受到了红卫兵的迫害，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能返回原学校或原工作的受害者人最早也要4年，晚则8年。由于改造地生活待遇的极端恶劣或下放当地后受到审查拷问严刑逼供，我的3位朋友未能回来，命归黄泉。这些朋友都是人格上非常伟大的中国人。

我从未见过面的中国人广为赞誉的著名文化人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刘元陶、朱阳等人，虽然未在下放干校和接受再教育地被迫害致死，但在城市红卫兵的横行霸道以及所谓专案审查组不断审查逼供强加罪名的过程中，被慢慢折磨而死。

……我等日本长驻上海的海外驻在员长年累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中国筑起的广泛人脉关系，包括与上海党内实力少壮官僚建立的人缘关系，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发动的总攻击完全摧毁。小生、史家黄现璠先生和作家巴金先生等人于文化大革命中被罗织的罪状，至到1975年后渐渐开始恢复名誉，这无疑是他们的弟子不断向共产党上层组织申诉和活动的结果。1979年，黄现璠先生得以完全平反昭雪，我有幸与他第三次见面，那是在1980年3月日本国驻广州领事馆开设之时，我抽空到了南宁，拜会黄现璠先生，见到了他及其弟子O氏。这次见面离先生逝世仅隔两年，我为在先生逝世前两年得见他一面而感到万幸。当然，这次见面我同样带给了他来自宫崎市定先生的问候信。小生自认为既是宫崎市定先生的弟子，同时还是黄现璠的弟子，原想成为一名国际性日本人史家，结果研究成果为零，完全成了一个史学门外汉。于此恳望两位老师，容许头脑简单不学无术的小生能以行动力优良而自称为两位先生的门生。（笑）

1978年，宫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获得“儒莲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