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七条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家事代理权的特征

★ 家事代理权的主体是丈夫或妻子一方；

★ 家事代理权的对象是夫妻共同财产；

★ 家事代理权的性质是对共同财产做一般的处理决定，如果丈夫或妻子在处理重大夫妻共同财产特别是不动产等作出涉及产权转让或放弃的决定时，则可能构成滥用代理权，滥用权利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丈夫或妻子在行使家事代理权时无需事先征得另一方得同意。

在探讨该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澄清一种观念，即是否存在具有身份权性质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只有在明确该问题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其性质问题，即属于什么性质的代理权。有学者认为，从严格的身份权意义上讲，配偶权只宜包括同居义务、忠实义务，义务对应之权利为同居请求权、贞操保持权，至于家事代理权，究其实质，与身份权之本质不合。因为代理权与代理权的发生基础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代理权就是代理权，其本身并不具有身份性和权利的特征，否则代理权将成为一个模糊而无法定性的概念，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家事代理权，也只是婚姻的法律后果，其性质当属于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而绝非身份权，身份行为依其性质是不能代理的。夫妻关系无非包括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两方面，其中财产关系又是以身份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夫妻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繁杂，如每件事均由双方共同实施又不胜其烦，因此，法律规定配偶一方单独处理家事时均可代理对方，即互为代理人。应指出的是，夫妻之间的代理不是身份行为的代理，身份行为不能代理是各种代理的共同特征，而是“日常家事”的代理，这种代理不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一种夫妻内部的关系，无代理之必要，而是涉及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或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如购物、衣食、娱乐、雇工等等，这种与第三人有关的日常家事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丰富。由于家事代理权是在夫妻关系建立后基于为夫或为妻的特定身份而产生的代理权，故属于身份权的范畴，而不是对身份行为的代理。 　关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委任说。认为妻子的日常家事代理权是根据丈夫的委任而产生的，学者称之为家事的委任，认为是默示的委任。罗马法及法国早期的立法和学说采此种观点。须指出的是，1942年修订的《法国民法典》第220 法国民法典

条则明确将日常家事代理权认定为法定代理。二是法定代理说。认为夫妻作为婚姻的共同体，双方享有的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婚姻当然的效力。这种主张为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诸如德国、瑞士等国民法典所采纳。在中国台湾地区，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为法定代理权之一种，非有法定原因不得加以限制，妻因其身份当然有此项代理权。三是特种代理说。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不是委任代理和法定代理，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代理。这是中国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观点，理由是日常家事代理权设置的目的是基于夫妻关系终身共同生活所需的便利，其范围限于日常家事，但在行使时不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日常家事代理权确有其特殊性，故第三种观点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这是因为：首先，在一般的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中，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的身份是明确固定的，不可以相互转换，而在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中，夫或妻均可作为代理人或被代理人，其身份可以相互转换，在这一民事活动中，妻可作为夫的日常家事代理人，在另一民事活动中，夫可作为妻的日常家事代理人。其次，在一般的代理中，代理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在通常情况下代理人不必与被代理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而对日常家事代理权而言，夫或妻在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并不需要得到对方的授权，也不必以对方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夫妻双方共负连带责任。再次，在一般的代理中，代理的范围比较广泛，法律对此的限制比较少，而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仅限于“日常家事”之范围。基于上述特殊性，未来民法典在设计日常家事代理权时，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和体现。当然，强调家事代理权的特殊性只是说明其在有些方面与一般代理的区别，更好地把握其特征，而不是否认其代理的性质，民法总则中关于代理制度的基本规定对日常家事代理权仍然是应当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