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容肇祖离开中山大学，受聘到岭南大学任国文副教授。在这以后的二年里，他除登台授课以外，继续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祝英台故事集序》《田章故事考补》《山海经研究的进展》《冢志跋》《冯梦龙生平及其著作》等十多篇文章。1932年秋，岭南大学因经费出现困难，容肇祖重新回到了中山大学，初在国文系，因反对读经的复古课程，改在历史系任教。1933年1月，容肇祖受国学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之推，再次担任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并积极从事《民俗》周刊的复刊准备工作（1930年4月《民俗》周刊因故停刊）。同年3月，《民俗》周刊复刊，容肇祖继续出任编辑，并为复刊号写了《卷头语》《民俗学参考书报介绍》等文，然而，好景不长，中山大学停聘，后回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周刊复刊后，只出了十三期，又于6月被迫停刊，在此以后，他虽然也写了一点研究民俗学租民间文艺学的文章，但其重点转向了古代文学史和哲学史的研究。

1934年，容肇祖受聘到北京辅仁大学，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容肇祖在从事活动的同时，又积极推行学术研究，先后修改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韩非子考证》（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等多种学术论文专著。此外，还发表了《月令的来源考》（1935年）、《何心隐及其思想》《吕留良及其思想》《辅仁学德》等二十余篇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容肇祖和北大的爱国师生们一起，离开北方，辗转南下。他先在南岳逗留了数月，然后又到云南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1937年底到1940年夏，他除了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授课外，还逐渐关心起国内的政治思想斗争来。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方面也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表示了自己的愤懑。1940年暑假，他修改完成了《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

1940年秋，容肇祖送其妻赴香港就医，随入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广州沦陷后，岭南大学迁往香港）。1942年1月日寇侵占香港后，他即率家眷返回大陆，并几经周折，来到非沦陷区乐昌县坪石镇，第三次入中山大学执教，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1944年冬，日寇自湖南窜犯坪石后，容肇祖两次被日本兵拉作挑夫，但他都冒死而脱逃。以后，他便陷入了避寇逃难的奔波之中。

抗日战争

1946年秋，容肇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出版了《先秦法家》一书（成都交通书局）。在北平，他目睹耳闻国民党官员们的种种腐败劣迹，进而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认识。1947年至1948年，北平市人民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运动，容肇祖和进步的师生们一道，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的文化古都，呼吁傅作义将军起义，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容肇祖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调到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从事文物古迹的考查、整管和鉴定工作。并着手写《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等重要论文。以后，又在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和其它同志共同标点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后者为容肇祖单独完成的）等古籍。

1956年7月起，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哲学研究所归入其中）工作，并曾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他除指导研究生从事宋、元、明哲学史研究外，还出版了《李贽年谱》（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何心隐集整理本》（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吴延翰标点本》等学术著作，撰写和发表了《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等研究文章。

十年浩劫期间，容肇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工作，先后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和明港等地劳动。以后虽于1973年调回北京，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料和写下的文稿（其中包括《中国目录学大纲》《李赞传》《明清哲学史稿》等专著初稿），已在浩劫中荡然无存。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无疑是难以补偿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容肇祖重新回到自己的研究岗位，并在年逾八旬，身体不便的情况下，坚持学术活动，积极著书立说，继续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解放以来，容肇祖学术研究的重点，虽然是在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一位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界的老兵，并热情关注着这两个学科的发展。1962年，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民间文学》写了《亿〈歌谣〉与〈民俗〉》等文。1979年11月，容肇祖已满八十二岁，但仍然十分关心我国的民俗学建设，并利用出席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七教授联名发出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建立我国新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994年2月3日，容肇祖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 容肇祖一生为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从教66年来，潜心教育，埋头治学，多次身处逆境却仍鼓励他们自强不息，体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坚毅卓绝的品质。他清正高洁的品格为无数后学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作为一个著名的民俗学家（兼民间文艺学家），容肇祖对我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发展，都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早在1924年，他就同顾颉刚等人一道，对北京妙峰山的进香活动作了研究的调查。这是我国现代民俗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一次学术活动，其研究成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社会上不少对民间文艺、民间文俗、民间歌谣等爱好者的极大重视和兴趣，为推动我国早期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从书本走向实际，从单一探索走向综合研究，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容肇祖又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主席。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组织刊物编辑，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写了大量研究文章，为我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勃兴和发展，做了许多扎实而有益的工作。

此外，在神话和传说的研究上，容肇祖也是颇有成绩的。他的《二郎神考》《天后》等文，是我国较早出现的替某一位“神”作系统考究的论文之一。这些文章的撰写和发表，为研究我国现代早期的神话研究领域，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又如在传说学的探索上，他先后写过《传说的分析》《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与魏应麟论临水奶》等一批有影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容肇祖从民俗、历史、哲学等不同的角度着手，对传说的演化与发展、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传说中的构想成分及其产生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为人们了解传说的起源、特点及分类等，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尽管容肇祖很早就在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崭露头角，但他早期主要活跃于中国民俗学领域，是中国民俗学运动、民俗学研究的先驱者、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在1923年求学期间，他就因周作人、常惠之故，积极搜集民间歌谣，以建立“新文学”，编辑“新国风”；在此基础上，探讨方言、古音，提出改良、推行和扩充国语，与沈兼士、林语堂等32人所拟《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乃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标志现代方言调查工作的起步；与顾颉刚、容庚、孙伏园、庄严进行妙峰山调查，并撰写《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妙峰山调查及“妙峰山进香专号”组文，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和田野调查的标志性事件，被称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

从搜集歌谣、风俗调查，到发起民俗学运动，容肇祖逐步将民俗学作为移风易俗、唤醒民众、改良社会的事业。他先后参与发起成立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1926）、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7），并被推举为中大民俗学会第一任主席，主编会刊《民俗周刊》，成为继顾颉刚之后民俗学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27—1933年间，他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人艰苦探索，形成较为成熟的民俗学工作与研究方法，明确了建立民俗学的目标方略，在组织建设、资料积累、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我国民俗学运动和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容肇祖十分重视深入的民俗学调查、记录和广泛的资料征集，曾多次在东南、西南地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献搜集、田野调查，搜购民俗物品数万件，举办相关展览；苦心经营民俗学会，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争取学校、社会的最大支持；编辑、改革《民俗周刊》，使之成为成果发表、学术交流的园地，其他省份、地区也纷纷效仿；汇集、鼓励民俗学研究，培养民俗学人才，策划出版“民俗学”丛书三十七种（其中十八种由容肇祖主持出版）；他和顾颉刚、钟敬文等人尝试构建民俗学学科，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民俗学运动得以在南方多个省市快速发展。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撰文、发表民俗学方面文章近百篇，所著《迷信与传说》一书开启了民俗学研究范式，是早期中国民俗学重要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容肇祖晚年仍关心民俗学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他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人倡议在中国社科院建立民俗学及相关研究机构。1982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容肇祖担任副理事长。他不顾年迈，奔走建言，提出很多促进民俗学调查、整理、研究的建议，为建设科学的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努力不懈。

容肇祖的学术底色是极为深厚的文史造诣。他中学时期便开始文学创作，于民间文学、文学史、文献学、古籍整理方面贡献尤大。求学北大和参加民俗学运动期间，他从民间和古代资料中发掘各类歌谣，记录民间故事、神话，保存了许多民间文学素材，同时鼓励、发动同志者从事搜集并为之出版。

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学府教授国文、中国文学史期间，容肇祖受鲁迅影响，进行文学史研究，撰成《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该书多次印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繁荣多元、由旧入新的重要体现。此外，他还跟从刘半农学习语音学，撰写方言、语音、文字方面研究论文若干篇。

容肇祖治学皆以历史研究方法贯通，涉及简牍、碑记、历史事件和人物等诸多方面，不仅有《孔尚任年谱》《李卓吾评传》《李贽年谱》等代表著作，还发表历史研究文章近百篇，长期在中山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开设“殷周史”“秦汉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古器物研究”等多种课程。1952年，容肇祖在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任研究员期间，从事新出土文物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对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亦有贡献。

目录文献学是考寻古今学问的门径，容肇祖对此探索良多，功力精湛。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工作期间，他开设过“中国目录学”“校勘学”“中国文字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等课程，后著有《中国目录学大纲》（1935）。该书极为细致地爬梳考证了中国图书分类、沿革、书目、异文、目录学家及著述，探索新、旧中文书籍的分类方法。正因对目录学、版本学深有研究且谙熟古代中国哲学典籍，他在此后的哲学所图书资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容肇祖于古籍整理方面亦不畏艰辛、成就不凡。早年整理出版《星槎胜览二集》（1928）。1954年至1956年参与标点《资治通鉴》，后受中华书局委托主要整理《续资治通鉴》，承担该书220卷360万字的标点、校勘、补正等工作，足证其学术功力深厚，“四十多年来，整理本《通鉴》、《续通鉴》，已成了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之书，其为学术界带来的便利，是不言自明的”。 1958年，容肇祖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此后，又陆续整理出版何心隐、王安石、吴廷翰、胡寅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史学、哲学研究皆有重要贡献。

容肇祖的哲学思想史研究同样起步很早且成就斐然。北大求学期间，他便对美国思想史、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颇有涉猎，并应用到民俗、思想史的研究之中。用“历史家的态度”介绍、消化、研究中外哲学思想史，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故其论著淹贯征实，深具史家风范。1925年发表的《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即运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综合视角研究古代人物、典籍，显示其治学理路、谋篇布局已蔚然不凡。

1934年之前，容肇祖在厦门、广州等地教授中国哲学史、心理学等课程。他很早就有一个通盘写作计划，欲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除了《魏晋的自然主义》，还有关于先秦法家、名家的系列著述，以及囊括汉代哲学、魏晋南北朝哲学、唐代哲学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引论》。

1934年以后，容肇祖转变治学重心，发力思想史研究。当时学界于明代思想研究甚为疏略，无专书叙述，容肇祖开辟新路、超越前贤，撰就一部拓荒性、奠基性学术专著——《明代思想史》，奠定其思想史家地位。该书成于家国罹难之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明代思想，尤其展现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脉络，深入堂奥，不囿旧说，揭示出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核心价值及其对精神、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重大影响。是书被誉为“中国断代哲学史的典范”和“中国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名著”。20世纪90年代，他结合新发掘资料、新成果予以修订，又以《中国历代思想史》（明代卷）新面貌出版，足见其用力之久、耕耘之深。

1956年以后，容肇祖在哲学研究所工作，为哲学研究所建设和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第一，哲学研究方面。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等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古代思想家、哲学史。在关于何心隐、吴廷翰、王安石、胡寅、李贽、刘基等人的研究上，濯去旧见，融会新知，体现新的哲学话语表述、研究理路和哲学史学科意识。

第二，哲学研究与典籍整理并重。尽管容肇祖逐渐适应了新的学术体系，但其历史素养、文献功底和扎实学风仍然一以贯之，他主张史料先行、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考镜源流，研究之前必先汇集充分资料，再加以梳理，才进行深入的哲学、思想研究。例如，《何心隐集》（1960）、《王安石老子注辑本》（1979）、《吴廷翰集》（1984）、《斐然集 崇正辨》（1993）等，既是呕心沥血的古籍整理成果，又是哲学、思想史研究的结晶。

第三，哲学教育方面。容肇祖长期在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书育人，他素来清净有默，学无偏私，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石峻、杨邦宪、汤一介、陆学艺、姜国柱等著名学者。但有国内外学人前来请教问学，他都热情款待，答疑解惑，故其德业风范，感慰人心，令人敬仰。

第四，他为哲学资料选辑做了长期、大量工作，促进了中国哲学研究与学科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为适应中国哲学学科发展需要，哲学研究所组织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先秦之部、两汉之部、魏晋隋唐之部、宋元明之部、清代之部、近代之部，容肇祖全程参加了编订、增订工作，为学界及时提供了权威、翔实、简明的哲学研究和教学参考用书。

第五，图书资料建设。哲学研究所建立之初，图书资料亟需补充，容肇祖发挥目录学、版本学、中国哲学所长，带人跑遍北京各书店，手检目验，精挑细选，较短时间里购进优质、专业图书万余册，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孤本、名家藏本，给哲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留下无比宝贵的图书资料和精神财富。

容肇祖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而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志于学术救国，在多个研究领域开拓奋进，成为中国哲学与思想研究巨擘。诚如姜国柱所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巨大的成就，对国家、民族作出应有的贡献，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污其门，在各方面都取得上乘佳绩，却是难能的。”

《迷信与传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出版。

《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6年出版；开明书店，1947年一1949年五次再版。

《魏晋自然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韩非子考证》，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近年前，上海书店将茸纳入《民国丛书》。

《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l992年齐鲁书店再版。近年前，上海书店将其纳入《民国丛书》。

《先秦法家》，成都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李贽年谱》，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何心隐集整理本》，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1981年再版。

《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容肇祖集》，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