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43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44，先祖之屯蹶否塞45以死，而先生显之46，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47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48？潜遁幽抑49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50？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51，且敢52进其所以然。所谕53世族之次54，敢55不承教而加详56焉？愧甚，不宣57。巩再拜。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这封信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庆历六年（1046年）夏，曾巩奉父亲之命，写信请欧阳修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修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于次年即写此信致谢。

第一段，文章内容结构上的“起”，叙写信之由。“去秋人还”，“人还”犹如说“墓志铭收到了”，交代之意，“蒙赐书”及撰“铭”，点明写信之由，“反复观诵”，侧面写出欧文之精采，及作者爱不释手的情景，“感与惭并”，写作者对欧阳修的感激与敬佩自惭，弓l申为自愧弗如之意，显示着敬佩之情。起首叙事二十余字，共四层意思，简洁精当，意蕴深长。

第二段，文章内容之“承”。本段承上文“撰铭之谢”展开，叙及撰写墓志铭的意义。作者在段首即概括了本段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以史作譬，把铭志的意义浅显地表达出来。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史，实录善恶之行；铭，只书美善之德，有褒扬美善之义，故人恶则无铭志之撰；此其异。次言铭、史之同：社会作用相同，即替恶劝善的作用相同。“劝”，“勉励”之意。铭志，对好人是一种鼓励，美德得到彭显，流芳后世，死而无憾，活着的人，可以凭借铭志申达敬意，因此，铭志之撰，使好人，“勇于自立”；铭志，对坏人是一种警诫，一想起死后无善可述，就又愧又怕。这一段以史为鉴，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替劝之道”。

三、四自然段，文章内容结构之“转”。前一部分写的是“古墓铭之美义”；这一部分，写“今墓铭之恶弊”及纠除弊害的条件。由美而及于恶，由古而及于今，内容是为一“转”，这一“转”，其实正是内容的又一纵深发展。

第三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不实”。文章从两个方面剖析了铭不得实的原因：一方面是请铭的人，一心要美誉显扬他们的亲长。于是就不根据事理本来面目撰铭，所以恶人也可以凭虚美夸耀于后世，另一方面是“立言者”，即撰铭之人，受人请托，倘写恶德，则有悖于人情，所以不得不为溢美之谥。其次，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传者盖少”，能传世的铭志很少。上至公卿，下至里巷之十，大家“莫不有铭”，鲜有流传者于世是何原因，作者一语破的：“托之非人，一修之非公与是”，撰写墓志铭的人，倘非正直有德之人，撰文亦不公止与正确，一派奉承阿谀之词，就不能行世而传后了。尽管今铭之恶弊，产生有“请托者”和“立言者”两方面的原因，但作者从文学家的角度剖析问题，还是重在立言者的责任方面，因此，在文字上，本段就立言者的论述，贯穿全段；而请托者只是数语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文字处理，也使“立言者”的论题更加突出。

第四段，承上段“立言者”的论述，这一段特别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即是说，立言者一方面要有很高尚的道德修养；一方面，又要很有文采，擅写文章，第三段曾谈及今铭二弊：一是“不实”；一是“不传”。第四段针对“不实”之弊，提出“畜道德”；针对“不传”之弊，提出“能文章”；环环相扣，论述层次严谨、周密。作者在此段先总提出“畜道德而能文章”的论点。然后再按顺序分说“畜道德”与“能文章”。

“畜道德”，言道德修养对于文章识见的影响：一是，德者必不肯受托于恶人行滋美、虚美之撰；二是道德的修养能带助人区分现象与本质的复杂表现：社会上，有内心善良而行为却有不端之嫌者；有内心奸诈。外表却具善良之象者，有其行善恶悬而难决者；有实大于名者；有名大于实者。事物如此纷纭复杂，唯有德之上才能具有德之识，独具慧眼，看透本质，不为表像迷惑。做出正确判断。唯有德之士，才能公正不阿。不殉私情。他们笔下的铭文，才具备“公与是”的标准。

论及“能文章”，曾巩认为，辞采不美，文章不会流传于世，只有“文章兼胜”才行二胜，佳妙之谓，“兼胜”，这是文章流传的条件。最后，又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作了小结。

这一小段叙述层次是：先总说——次分说——再总说，条理清楚，结构严谨。

第五、六两段，文章内容结构之“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舍人之身，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德。曾巩撰此文时，这两段未始不是文章的“重头”部分，作为感谢信，作者的感激与颂扬，正是文章的重点，所以文字笔墨也用了许多。但从鉴赏角度看，倒是前几段更重要。曾巩意在写一封感谢信；而如今曾巩的“墓志铭论”或“立言论”成了重点，因此，后两段简单介绍：一是曾巩盛誉欧阳修“蓄道德”的问题：欧阳修由于一贯坚决支持庆历新政，且文章锋芒毕露，如《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遂深为保守派嫉恨，制造事端。京城流言四起，谏官钱明逸据此弹劝欧阳修。指责他与甥女关系暖昧。《宋史·欧阳修传》载：“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欧阳修身披污名，百口莫辩，曾巩在《上欧蔡书》中，仗义执言：“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夭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曾巩为此可以说是激愤到极点了，至于“废食与寝”。在这种背景下，曾巩特别推重欧阳修的道德之贤，认为欧阳修是“数百年而有”的德才兼具之士，这应视为是深有意味的，也是对流言的一种反击。

另外，曾巩盛誉欧阳修之“道德文章”，是“数百年而有者”，说的也是实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韩、欧分别为唐宋两代文学运动的领袖，推动了两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说欧阳修是中国文坛上“数百年而有者”。确实是句实在话，决不能视为一种吹捧。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行文曲折。此文作为一封感谢信，起首并不言谢字，而是纡回曲折，慢慢道来。先论及古代撰写墓志铭的社会意义，在于褒扬美善；进而论及今之墓铭的流弊，即“不实”、“不传”；在论及流弊时，特别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提出只有立言人“畜道德而能文章”，才能恪守“公”与“是”的原则，才能“文章兼胜好，从而传世；既而，又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世代罕有，文章至此才推出欧阳修来，盛誉欧阳修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是韶所谓数百年而有者”，并深致谢意，这才说到了感谢信的正题。文章由远及近，从古及今，由虚及实，从泛论而及于欧阳修之身。曲径通幽，层层递进，正是这种“纡徐”之笔，把作者的感谢与敬佩，表达得酣畅淋漓。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九：“此书纡徐百折，而感慨鸣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较之苏长公所谢张公为其父墓铭书特胜。”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南丰先生全集录》卷二：“层次如累丸，相生不绝如抽茧丝，深涵光芒其议论也，温柔敦厚其情文也。曾文至此，岂后人所能沿袭拟议。”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五：“是篇把志与史分别异同，转入后世之不实，又无传处，归到庐陵之道德文章，欣幸一番，感恩一番，硕美一番，见得此铭便足千秋信史，可以警劝，关系非轻，与世人执笔不同。把自己祖父也占了许多地步，是善于阐扬先德者，不特文词高妙，议论精确也。”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子固感欧公铭其祖父，寄书致谢，多推重欧公之辞。然因铭祖父而推重欧公，则推重欧公，正是归美祖父。至其文纡徐百折，转入幽深，在南丰集中，应推为第一。”

曾巩（1019～1083）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因此，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但曾文长于议论，他的政论文，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近似欧阳修文。记叙文亦常多议论，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曾巩亦能诗，今存诗400余首，以七绝成就较高，但为文所掩，不大受人重视。著作今传《元丰类稿》50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