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寒人执掌兵权。经历东晋末年混乱征战局面后，军权彻底归到了寒门庶族手中。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以寒门庶族身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凭借着与北方流民为主的北府兵组成的北府寒门军事集团，以军事起家，以军功坐大，最终改朝换代，创造了刘宋政权，此后刘裕实行军制改革，重新构造了一套中军和外军的体系，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台军。台军将领几乎全是皇帝的雇从亲信和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刘宋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专兵的特权，失去了与皇权对抗的军事基础，兵权因此完全由寒人执掌。当然，士族手中的军权被彻底剥夺，也与士族在晋末“不乐武位”，“鄙薄武事”，以不过问军事为清高，抛弃了东晋早期士族以武功进取的传统，正是这些士族自身的腐朽无能，最终致使军权逐渐落入刘裕这样的寒门庶族手中，从此军权再也未落入士族之手。

第三是寒人出任地方典签。从刘宋开始，皇帝为集权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高府州传递文书的官员——典签（签帅）的地位，同时通过委任被选拔出来的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中央进一步了控制地方军政要务，由此出现了“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的状况。

“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是经刘宋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三代人的努力所创造的一种政治局面，随后贯穿整个南北朝，延续至隋唐。

“寒人掌机要”在宋武帝刘裕时期，形成了基本的政治雏形和架构，由此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

东晋门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在于士族专兵，皇权丧失了军事基础无法与门阀士族对抗，因此门阀政治横行于东晋一朝。刘裕代晋建宋后，针对此问题，将自己的核心集团——晋末的北府兵由东晋徐、兖二州控制的方镇武力改编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禁军，由中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中领军、中护军、屯将军等武官统领，中央尚书台（省）下的五兵尚书或皇帝所亲信的寒门掌握的某些机构如制局监秉承皇帝旨令，掌管军官任免及军队调动，中央禁军也因此被称为台军。台军的构成及地域来源虽然在宋孝武帝时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团军，但台军一直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台军将领几乎全是皇帝的雇从亲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刘宋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专兵的特权，失去军事基础的门阀士族因此再也无法对抗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基础的刘宋皇权。这样，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晋门阀政治演而为刘宋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刘宋得到重新确立。

因此宋武帝刘裕时期，寒门出身的武将因此执掌军权，同时刘裕在东晋义熙年间和刘宋永初年间，均推行了系列抑制豪强，重用寒门的改革措施，寒人不仅在军事上全面执掌大权，更在政治上也获得了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权力，东晋“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彻底终结，而刘裕临终前安排的四位辅政大臣，除谢晦以外，其他三位皆出身寒门。但必须指出，宋武帝刘裕时期，仅仅是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开始阶段，这一时期门阀士族虽然已经屈服于皇权，且彻底丧失了军权，政治上的权力也被削弱，但任何政治势力的消亡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士族虽然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越来越衰落，但他们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故宋武帝刘裕在剥夺士族军事大权，委任寒人执掌军权，任用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限制和打压士族的政治特权的同时，又对主动臣服自己的士族进行了一定的拉拢和优待，以利用其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影响力巩固政权。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初期，曾借助门阀士族的影响扫除辅政大臣集团，王弘、王华、范晔等门阀士族一度回归了政治中心，但这只是士族最后的回光返照，因为此时刘宋的皇权力量经宋武帝刘裕的改革已经得到了壮大，具备了对除皇权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的压倒性优势，皇权的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宋文帝皇位稳固后，便开始重新回归宋武帝刘裕的政治路线，不断加强皇权的力量，抑制士族，任用寒人。宋文帝通过委任诸弟控制州镇，参与执掌朝政，又加以防范，同时配备有真才实学的寒人加以辅佐，并抬高由寒人担任的中书舍人的地位和权力，以彻底压制门阀士族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增加中央禁军及太子东宫军队的力量，选备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寒人担任军队统领，扩充皇权的军事基础。皇权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因此门阀士族在重获短暂的政治荣光后不得不承认现实，仅仅在回归政治中心的三年之后，王弘、王华等高门士族又被迫上表让出高位实权之职，范晔、刘湛等高门士族更是被宋文帝借机诛杀和铲除。值得指出的是，在文帝委任其弟刘义康辅政的十余年间，史载其“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用人不论门第，出现“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的局面。宋文帝在位时，由文帝本人和其弟刘义康，引用的寒人与寒士，如沈庆之、秋当、周纠、戴法兴、刘道产、邓雍之、苏宝生、王弘（此为寒门王弘，与琅琊王氏的王弘同名）、徐爰等等。此外，地方的地方州府，宗王藩府也大量招聚寒门才学之人，充任文职僚属。随着文帝统治时，南方的进一步开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通过经营土地和经营商业而致富的寒门富室，这也使得相当一批寒门有较强的经济基础，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惜私下买卖士籍，篡改籍注，寻求政治地位的上升。宋文帝在位三十年，“寒人”的力量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州府和军府，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寒人主要充任具体事务的官职，这些被破格任用的寒门，其中不乏多有善政之人，如刘道产镇守雍州期间，“百姓乐业，民户丰赡……《襄阳乐歌》，自道产始”，这一时期也是这一新型政治局面发挥了克服魏晋门阀弊政的功效，取得最大效益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在其父祖两代人改革努力的基础之上，大力推行集权改制，强化皇权，不仅在政治上全面削弱士族，更试图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压制士族的影响，同时全面起用寒人担任要职，门阀士族因此被彻底架空沦为边缘，寒人得以广泛参与到朝政上来。孝武帝统治时，许多门阀士族畏惧皇权的压力，纷纷离开政治舞台，寒人在朝堂则进一步得到扩充，孝武一朝形成了“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的局面，因此到宋孝武帝时，“寒人掌机要”的政治格局至此全面形成。

孝武帝刘骏即位之初，便下诏撤除“录尚书事”职衔，政事不得全部让尚书令、尚书仆射处理，责令尚书省较低级的官员尚书郎勤于政事，后甚至同时置两位吏部尚书以削弱其选举权力，并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寒人出身的戴法兴、巢尚之、徐爰、蔡闲等人以低级官职专执朝权，官员选拔、升迁、奖惩，孝武帝都要和他们商议后再作决定，由高门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署空即在公文上签名认可的权利。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此外，孝武帝还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出身的颜师伯、颜竣成为高官重臣；重用卜天生、鲍照、宗越、徐爱等寒门士人。宋孝武帝还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此外，刘宋初年曾对魏晋以来的郡县官多为士家大族把持且任期过长的问题进行改革，地方的郡县官开始增加了一定的寒门比例。但由于不少士族在刘宋之前就长期担任郡县官，而那些即使有理政才干的寒门往往因为入仕年限比不上那些士族而在郡县官的任免中处于劣势。孝武帝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诏令郡县官的任免应以实际才干为主，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一任六年改为三年，同时重申刘宋武帝以来的官员选拔机制，寒门士人入仕升迁的渠道进一步得到了扩充。刘宋自武帝刘裕起，就一直重视学术和教育，复兴儒学，不断排抑士族所尊崇的玄学空谈之风，此前魏晋时由士族所垄断的办学、选举特权也渐渐向寒人开放，达到了宋孝武帝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孝武帝不仅在政治上全面压制士族，在社会与文化上也推出系列举措抑制士族的影响，如进一步倡导儒学，兴办教育，大力推行复兴礼乐的政策和活动，从寒门文士中征聘儒学经师，限制士族所爱好的玄学之风，试图将国家的力量向文化和社会领域渗透，门阀士族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宋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经宋孝武帝的全面完善，至此全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