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50年，任中央水产实验所技正，兼所长。

1950～1952年，任辅仁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0～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研究员。

1953～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62年任副所长。

1964年7月5日，逝世于北京。

寿振黄，字理初，1899年2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祖籍河南省，祖辈迁居浙江省，在诸暨定居。祖父寿德元在清末战乱中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战乱后做小生意维持生活。父亲寿萼庭两眼高度近视，臀部及左腿跌伤而骨折，勉强可以走路，在村里教私塾。辛亥革命后改教小学，不久便去世。靠他母亲东挪西借，勉强维持生活。他虽自幼家贫穷，却有个可以就读的环境。寿振黄3～4岁时便开始识字，6岁进村里敬业学堂读私塾，8岁进村办的私立敬业小学读书。当时所谓的小学，实际也是变相的私塾，教师全是科举未中的文人，教材仍是《古文观止》、《四书》和《五经》。除了《易经》外，其他经书全读完。在启蒙教育中，打下了良好的中文根底。1910～1913年他先后就读于诸暨县下北乡觉民小学和乐安小学。1913年秋14岁时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离家时他母亲在他棉衣里缝了向别人筹借的10块银元做路费，但他一路上或步行，或搭便船，舍不得坐火车，回家后把这10块银元原样带回。他在艰苦条件下为多读一点书，争取考进正规的好学校，自幼勤奋学习，力争上游。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惨痛情景及对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他历历在目。寿振黄在农村长大，对中国当时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的情景了解深刻，立志要学农以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在杭州读中学时，他便看了不少有关农业的书。191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农。在校期间他曾到上海穆藕初等人办的农场学习。临近毕业的那一年，由于他学习成绩优秀，受聘在植棉讲习所兼任助教。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镇江第六中学担任生物学教员。他逐渐认识到农业的基础是生物学，如果中国的生物学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农业便无从改进。任何学科要由基础开始学，才能学好，于是他便决定改学生物学，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生物系。由于经济困难，他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勤工俭学，读完大学。

1925年东南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澄衷中学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吴淞中国公学教员。在教学中他仍感自己学识之不足，于是1925 年夏季自费去美国留学。靠勤工俭学和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一点钱，以及他母亲筹借和做小生意的叔叔资助凑的一些钱，才勉强够去美国的路费。在美国初期，他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在每一处学习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能否在当地找到工作，维持生活。192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26年1月转到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在鱼类学家D.S.乔顿（Jordan）博士的指导下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1927年与鱼类学家B.W.埃弗曼（Evermann）合作共同研究中国华东鱼类的分类，并发表了一个鱼类新种——产自中国浙江温州的秉氏鼬鲨（Hemigaleus pingi Evermann & Shou，1927），这是中国动物学家首次发表的有关中国鱼类分类的论文。乔顿博士是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鱼类学家多出自他的门下。当时乔顿博士已年迈，但仍到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在导师的指导与熏陶下，寿振黄受益匪浅，他终生贯彻这种治学精神。

1926年8月他又到霍普金斯（Hopkins）海滨生物研究所从事甲壳类生活史研究，当年写出论文，获硕士学位。

1926年得到清华大学的奖学金资助。凭他当时的业务基础和勤奋精神，他是有条件继续读博士学位的。但是，他在专业已入门的基础上，立志要把脊椎动物学的全部理论与研究技术学到手，移植回中国，创建中国的脊椎动物学，他决定不再读学位，又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鸟类学和兽类学研究。1927年他在美国发表有关中国福建省鸟类的论文，是中国科学家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中国鸟类学的论文。1927年6～10月他先后到美国费城、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参观，学习博物馆陈列和标本制作技术。

1928年初回国，应聘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讲师，从事脊椎动物学教学工作，后晋职教授。直至1936年1月，长达8年之久。

为了能开展脊椎动物学的研究工作，他除了在清华大学任教外，1928年10月又到由秉志和胡先骕等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担任动物部技师。直到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开始的前夕，他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了13年，这是他早期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1936年1月～9月曾作为访问学者去欧洲访问，使他的学识又有所补充与更新。

由于物价日益高涨，为了能够维持5口之家的生活，1938年9月开始，他在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教书，直至1947年8月，共9年。最初是兼任讲师，1941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关闭后，1942年开始担任名誉教授。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他又在北平的北京大学生物系任讲师。1943年秋至1945年8月他又在北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脊椎动物研究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曾任北京市政府社会局技正，兼任代科长。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任北京地质调查所技正，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

1947年9月迁居到上海。在中央水产实验所任技正，兼任所长；并曾先后兼任复旦大学生物系和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随中央水产实验所由上海迁到青岛。1950年9月应聘到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后改称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应聘担任委员。1952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任研究员。1953年1月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改建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后又扩大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和兽类研究组组长。1962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昆虫研究所合并，寿振黄任研究员、动物生态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一直到1964年7月5日逝世。我国兽类学家夏武平先生在寿振黄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时写下悼念诗：“脊椎动物奠基者，鸟兽虫鱼无不通。分类生态相结合，生物统计开先声。”

寿振黄为中国脊椎动物研究工作的开拓奋斗终生。他一生中许多宝贵的工作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1926年寿振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院D.S.乔顿博士的指导下从事鱼类学研究，1927年即与人合作发表中国鱼类的第一篇论文。同年他又利用美国收藏的标本，发表由中国人写出的有关中国福建鸟类的第一篇鸟类论文。回国后，1928年他在静生生物调查所继续鱼类学研究，1929年在第四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华南经济鱼类的报告，这是中国鱼类学家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鱼类的论文报告。对华东和华北鱼类的分类、形态、生态及相对生长等，他均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为创建中国鱼类学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此外，他对两栖类和爬行动物也曾做过一些研究，在1929年曾做过北京两栖类的描述，1940年对龟类的消化系统进行过研究。

鱼类学家张春霖在法国留学回国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负责人之一，寿振黄的老师秉志为进一步拓宽当时脊椎动物学在中国的研究领域，建议由张春霖研究鱼类学，寿振黄改搞鸟类学研究。他顾全大局，服从工作的需要，欣然从命。他开始在河北省采集鸟类标本。1936年发表了专著《河北省鸟类志》（上、下两册）。该书在绪论中分析了河北省的地理条件、植被和气候方面的特点及其对鸟类的关系，探讨了河北省鸟类区系形成的自然条件及历史。在各论中对每种鸟类均列举了鉴别特征，按性别和年龄分别测量了鸟类的量度，进行统计，作为分类的依据；在生态方面，对栖息地、地理分布、繁殖、迁徙、活动规律、鸟巢和鸟卵等，均有记述。凡前人记载，均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在应用时有所取舍。此书是中国动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鸟类志。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在当时足以与国际上的同类鸟类学的研究相媲美，即使与50年后的鸟类学专著相比，也毫不逊色。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能进入河北省的深山老林搜集到如此齐全的标本和资料，确实难能可贵。还应该说明，这是一项在当时没有对比标本和对比资料的条件下进行的分类学工作，确实不容易。在他逝世后，从他办公室里发现两个麻袋，是当年他写《河北省鸟类志》时收集的资料。当时中国没有复印技术，许多资料是他买回国外的原始文献剪贴的。由于图书与杂志均是双面印刷，因此每期至少要买两本，才能剪贴齐全。由此可见当年他为写这本专著下过多大功夫。他一生发表了鸟类学论文及专著共40篇（或部）。除上述1927年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鸟类论文外，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期间，在1940年以前发表鸟类学的论文及专著共35篇（或部），占他发表全部鸟类学论文总数的90%，对鸟类的分类、形态、生态、鸟巢及化石等方面均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说明他对中国鸟类学的创建与发展曾作出贡献，不愧是中国鸟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兽类学研究几乎是空白点，仅有秉志（1924年、1925年和1929年）、石声汉（1928年）、何锡瑞（1934年及1934年）、傅桐生（1935年）和寿振黄（1935年及1938 年）等发表过一些零星的文章，而且在抗日战争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均告停顿。

1953年1月寿振黄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兽类研究组组长时，仅有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留下的少量残缺不全的标本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作人员，力量极为有限，可以说他是在兽类学（哺乳动物学）研究工作几乎全无基础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国兽类学研究。

1954年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当时政务院政务会议汇报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曾指出：“……旧中国的科学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某些科学部门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或者力量很弱或者全无基础。例如……动物学方面没有研究哺乳动物的专家……为了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地组织科学研究的力量，使之能最有效地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是目前科学院工作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寿振黄早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和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期间，主要从事鱼类和鸟类研究，虽曾做过一些兽类学研究，但为时都很短，并没开展过系统的研究，仅能说是稍有一些专业基础。当时寿振黄年纪已有56岁，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服从工作需要，他响应郭沫若院长的号召，愿在有生之年把中国脊椎动物学研究中几乎是空白点的兽类学这门学科填补起来。他领导当时的中青年人员，参加在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几个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兽类调查，共采集标本10000多号。经研究后，于1958年出版了专著《东北兽类调查报告》。全书共报道兽类77种，分属于6目，20科，54属。总论中介绍了研究简史、自然环境、地理分布、经济意义及其合理利用。在各论中记载每种兽类主要的同物异名，扼要地描述了形态，列出体重和外部量度，对某些种类的分类问题做了讨论，对生活习性及经济意义做了叙述。这是中国第一部兽类地方志和兽类专著。

他研究了中国毛皮兽的地理分布，并编写出科普书《毛皮兽图说》，这在当时对推动中国毛皮兽的经济利用起到指导作用。

在兽类生态学方面，1954～1956年他指导夏武平与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合作，从事小兴安岭红松直播防鼠害的研究。通过动物生态学研究，掌握主要害鼠数量变动的规律，提出在清理干净的采伐迹地上，使鼠类难于隐蔽的条件下，尽早播种已经摧芽能很快出苗的种子，使其在全年害鼠数量高峰出现前出苗，出苗率一般可达到86%。当害鼠数量增多时，便进行毒杀，效果相当理想。1957～1958 年他又支持夏武平和罗泽珣进行大兴安岭流行性出血热宿主动物调查。在当时病原体还没有分离出的情况下，通过动物生态学研究，结合流行病学分析，发现黑线姬鼠虽是野鼠，但在大兴安岭却大量家栖，并且有明显的户内外迁徙现象。天气转暖后，黑线姬鼠到户外繁殖；天气转冷后则大量进入人的住房家栖。此后1个月便出现流行性出血热发病率的高峰（这与临床及流行病学调查此病的1个月潜伏期一致），此病病死率很高。另外，在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出现了“小爆发”的地区，局部地区发病的人数与黑线姬鼠的密度呈正比。由此证明黑线姬鼠与此病的传播有关。据此建议秋季在居民区户外灭鼠，切断此病的流行环节，1960年以后便控制住此病在大兴安岭地区流行。1983年在原疫区复查，发现自从采取此建议防治后，未见此病再度流行。这两项工作均属中国兽类生态学的开创性研究。

由他参加编写，后又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经济动物志》兽类卷在1962年出版。全书共61万多字，介绍兽类162种，分属于13目，41科。每种均扼要地描述形态，介绍生态、分布和经济意义，并附有分类检索表。此书对开拓中国兽类学研究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他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事兽类学研究期间，共发表专著4部，论文25篇，约占他所发表全部论文及专著总数的1/3。直到他在1964年逝世，短短10年左右就把中国兽类分类学和生态学创建起来，这种开拓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在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方面，寿先生于1956年赴德国参加“啮齿动物的生物学和防治会议”，并参观了自然保护区。1957年寿先生与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向云南省政府提出在云南“筹建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并提出了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具体规划和具体方案，得到云南省政府的批复和采纳。寿振黄最早记录了儒艮在我国广东的发现，大象和长臂猿在云南的发现等。

他还开展了狩猎生产中合理利用资源动物的研究，撰写了狩猎学的生物学基础（手稿）。

1、鱼类学：他是我国以国际分类学通用准则研究中国鱼类的第一位中国学者。曾与美国鱼类学家B.W.Evermann 共同研究华东鱼类的分类，于1927年发表《华东的鱼类及一些新种的描述》。对华东和华北鱼类的分类学、形态学、生态学均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先后发表17篇论文，为创建我国鱼类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2、鸟类学：他是我国现代鸟类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1927年，在美国发表的有关福建省鸟类的论文是第一篇有关中国鸟类研究的论文。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时，他根据秉志先生的建议，由研究鱼类学改为研究鸟类学，对我国的鸟类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收集了大批标本。在积累近十年宝贵资料的基础上，先后表鸟类学论文40余篇（册），如专著《河北省鸟类志》，分析了鸟类栖息生境、生活习性、区系形成的自然环境条件等，并首次用统计学方法测量鸟类的雌雄成幼的量度，使之成为精确分类的依据。这一专著被誉为我国地方动物志的重要典范。

3、兽类学：为了填补我国兽类学研究的空白，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动员下，毅然担负重任，进行了大量区系调查工作，着手分类学和动物地理学研究，然后转向动物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还注意开展狩猎生产中合理利用资源动物的研究。于1958-1962年完成了一系列专著，如：《东北兽类类调查报告》、《红松直播防鼠害之研究》《毛皮兽图说》、《中国经济动物之一—兽类》。还发表学术论文25篇。

4、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他于1956年赴民主德国参加“啮齿兽的生物学和防治会议”并参观了自然保护区，他在1957年1月12日向中科院提交的总结报告中特别指出：“外国科学家对中国的爱护，似在我们之上，值得我们反省，他们建议从速建立自然保护区，提出狩猎法”。1958年9月，他与吴征镒联名向云南省人民政府提出“筹建自然保护区的建议”，云南省政府在当年就正式建立了西双版纳勐仓自然保护区，于1959年计划筹建24个自然保护区。 　　

他不仅为动物研究所培养了一支研究哺乳动物的专业队伍，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中科院系统有关研究所也都建立了兽类学研究组、研究室，推动了我国兽类学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寿振黄十分重视培养人才。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事兽类学研究工作的人员，直接或间接多出自他的门下。当年曾随他在东北参加兽类调查的研究技术人员，多数已成为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

他经常关心、指导下面人员的工作。他每天按时上班，先到各办公室了解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进展情况。他知识渊博，遇到问题大多数可以当场解决。如动物研究所1957年盖办公大楼时，有人看不懂建筑图纸，请教他时，他十分内行，用一把尺子测量后就能够修订标本室设计不合理之处。他对绘图技术也下过功夫，与齐白石等均是好友，绘图员画的动物插图请教他时，他均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当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第二天便带来参考书和同事们商讨。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便广泛征求周围人的意见商讨解决办法。如大形兽类皮张的熟制与保存，他在美国时用的方法是用优质的汽油浸泡后放上大量锯末吸净溶解在汽油中皮张上的油脂。这种方法在当年中国缺少设备条件下是不适用的。当时中国石油产量不高，用大量优质汽油浸泡皮张，由于挥发快，要随时添加，不仅经费不允许，国家也难保证供应；另外，设备条件及防火条件均达不到标准，很难保证不发生火灾，因此行不通。经大家商议，决定请熟制裘皮的工人协助解决，他接受这个建议。在他这种放手与关心相结合，随时指导与督促推动下，工作进展迅速。

他特别重视通过工作来培养人才。凡在寿振黄指导下工作的人员，初来时必需参加野外调查和采集工作。他要求所采到的每只标本全要做成假剥制的研究标本。剥制兽类标本，从称体重和测量各项外形量度，剥下外皮、除净残肉和油脂、涂防腐剂、填充、缝切口、固定等全过程，最快要15分钟。再剖检胃内食物碎屑和繁殖器官的情况，又需5分钟。每只标本处理的全过程最快要20分钟。一分钟也不休息，每小时只能剥制3个小型兽类标本。每日若采到几十只标本，工作人员全部动手，也需4～5个小时。剥制标本技术是一门手艺，初做时不仅慢，而且制做出的标本外形不佳。工作一段时间后，久而久之，操作熟练了，标本也逐渐合乎要求。这时再仔细回忆这个全过程，才深刻领会到寿振黄在实践中培养干部方法的重要性。从事兽类学研究的人不会采集和制作标本怎么行？仅凭书中的记闻之学，而不亲自动手操作是学不会标本剥制技术的。另外，不大量做标本，不在实践中找出自己的差距，向内行人不断请教，精益求精，剥制技术也很难提高。初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在深山老林里终日弯着腰搞剥制工作累得腰酸腿痛，难免有怨言，但一旦认清此项工作对进行兽类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时，才进一步认识到寿振黄对工作人员的培养是要求每个人要能文能武，基本功要扎实。他自己年青时在美国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能文能武的全套本领，因此回国后不论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或兽类，想开展什么领域的研究，均能开展起来，并且作出成绩。

通过他一生从事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全部经历，就使他的弟子们不言而喻地认识到练好基本功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他从事《河北省鸟类志》工作时的助手、已故的彭鸿绶生前曾说过：“跟着寿振黄先生工作，他对你工作的要求你认为非常严格，甚至有时觉得十分苛刻，但是一旦你严格按照他的指导去工作后，眼见自己确实工作能力有明显的提高。”这说明寿振黄在实践工作中培养干部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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