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封村”其实早有渊源。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60周年大庆，以及2010年的全国两会，这些村庄都处于封闭式管理之下。只是，这一次，封闭式管理要成为常态，且封闭更为严密。西红门镇计划为此投入1300万元。整个西红门镇摄像头的数量将从原来的106个增至306个，每个村庄都增设了五间房大小的综治维稳指挥中心。“你看到那蓝白相间的建筑颜色，就知道是公安部门在主导封闭式管理了。”陈德宝说。封闭式管理之后的这段时间，治安效果看上去非常显著。“16个封闭村中有11个是零发案。”相对于2009年西红门镇110警情每天六七十起，全年8030起的状况，这一新数据令陈德宝感到欣喜。建起了“围墙”，似乎真的不一样了。

最先试点的寿保庄和老三余村，封闭的环境并没有阻住外地人，这里的房租已经从原来的二三百元涨到三四百元，房源很紧张。“不可能完全封闭，不让人出入。”来自山东的打工者朱建业(化名)对本刊记者说。

朱建业并不反对封闭式管理，他说，老三余村确实脏乱不堪，偷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至于媒体歧视外地人的说法，朱建业感觉与自己并无太大关系。这也是本刊记者在采访时得到的普遍印象：普通百姓基本上并不认为此举有什么特别值得谈论之处。

在“封村”新政的推进当中，当地对政策也做了进一步完善，比如为了照顾小商贩的生意，正在酝酿出入证件“邻村互认”。

在村民的理解中，这次的“封村”管理，更多的是针对那些上访人员。按照新规定，租住在村里的流动人员需要办理出入证，办证时必须同时出具房东身份证、本人暂住证和身份证，但不必缴纳任何费用。

本刊记者见到的“西红门镇老三余村出入证”是一张绿色卡片，上面记录着持有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原籍、现住址、职业、单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还贴着一张登记照，但并没有公章等防伪标识。

上访者是不允许办理出入证的，而寿保庄与老三余村等村由于交通便利，一直是出了名的上访者聚集地。“这不公平，这不是要撵我们走吗？”一位住在老三余村的上访者对本刊记者说。

但是不少基层政府借封村之际乱收费，大臧村2010年12月封村，村委会借办出入证之机收取所谓的2010年卫生费、水费60元/人，而此时2010年仅剩一个月，引起不少外地人反对，认为这是歧视和乱收费，拒绝缴纳。凭证出入政策开始仅两天就发生对抗事件，一名外地人被打成重伤，据说这名外地人要上告法院，当地村委会拿出一万多元私了，当地派出所甚至在上下班高峰安排持械警力“维护”秩序。因此封存政策的实施应多方考证，科学实施，这也是考验“以人为本”国策在天子脚下的基层贯彻实施的考验。

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北京城每五年就会多出一环。如今，这个“环”推到了大兴北五镇。北五镇之一的西红门镇流动人口在10 万~ 13万，而其户籍人口只有2万。

原本只有612位“原住民”的老三余村，租房户超过7000人。当地人口不足千人的寿保庄村，也要应对十倍于自身人口的压力。

用电高峰期都会因超负荷用电而跳闸。老三余村的厕所也已经扩到了十个，但仍然不敷使用。

村庄管理体制薄弱的问题早已存在。几年前，当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局长陈德宝还在海淀分局工作的时候，对于那时的城乡结合部中关村的整治深有体会。“每次都是出动四五百名警察，搞地毯式突击。抓几个在逃的，治安状况能够好转十天半月。但不久就会死灰复燃。”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关村完全变成了城市，那些学历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大部分都被推向了更为边缘的周边，中关村的治安状况才得以好转。而大兴西红门镇16个村庄的封闭化管理，也好像是在为城市化做着准备。

西红门镇西区11个村庄在2009年大庆之后的两个月内，已经全部搬迁完毕。那里将建成南城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区。2万多名原本生活在西红门镇西区的流动人口已经挪到了东区或者周边乡镇，有的回归故里。

整个西红门镇将在四五年内整体搬迁，西红门镇东区16个村庄也将基本完成城市化。从西区挪到东区寿保庄、老三余村等村庄的流动人口，只能再次走向边缘。2009年，大兴区拆迁了40多个村庄，2010年，他们计划拆迁60个村庄，北京南六环成为城市的前景并不遥远。

“封村”新政或许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得以推广。如今，“封村”新政典型示范村寿保庄的村干部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忙碌地接待市区各级领导的考察。据介绍，到年底前，大兴区92个外来人口“倒挂村”都将推行这一管理模式。

大兴区公安部门并不讳言对上访户的防范。“城内的宾馆对于上访者的信息都有备份，上访者一进入这些酒店登记，他们的信息就会自动弹出来。”陈德宝说。但在城乡结合部，对于上访者的追踪无法做到如此严密。

尤其是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

在寿保庄和老三余村的综治办，本刊记者可以看到成叠的流动人口信息表，这些信息都将输入到电脑，并随时增删。

对于大兴区来说，这无疑是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以往，上访者或暴力分子一旦在北京制造了什么事件，如果最终查出是在大兴区域内住宿过，大兴遭问责。“以大兴的警力来算，每个警察要管理一万人。而按照管理学的说法，一个人管理800人才是合适的。”陈德宝说。正是这种管理现状，促使了“封村”政策的实施。

“设备由镇上出资，但人防是需要村里出钱的。”西红门镇宣传部副主任王娜解释说。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村庄专职防范力量由两部分构成—— 巡防队和流动人口管理员，巡防队按照实有人口2.5‰，流动人口管理员按照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给。这些人的费用将由各村自己支付。

在老三余村，这两个队伍总共有33名队员，都是本村男性村民，对他们并没有学历要求。他们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400元，加上其他补贴将会达到1400元以上。

其实，村庄自己搞得越“有声有色”，镇上扶持的资金越会向其倾斜。与老三余村相隔不远的大生庄，早在2006年就已经“建围墙、设街门”。西红门镇对大生庄都有部分扶持。

整个西红门镇将聘任400多名专职巡防队员和流动人口管理员，这些人需要通过业务培训(外来人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学习)以及38军特种兵大队的军体教育。“许多人上个月还在种菜呢，这个月就要做专职巡防队员，不经过训练不行。”陈德宝说。

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局长陈德宝看来，媒体制造的“封村”舆论实在有些冤枉。他对《望东方周刊》说，对于流动人口，他们一点歧视挤压的意思都没有。相反，从实际效果来看，还保护了流动人口的利益。

至于“封村”侵害人权之说，陈德宝更不认可。在他看来，“封闭化管理”措施经过了当地村民的同意，达成了共识，即便这一措施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总不失为一个城乡结合部治理的探索。

“城乡结合部各种矛盾交织，很容易形成社会事件。专家学者们应该到这些村去看看，单单一个老三余村每天都能有三四起110警情。怎么才能管起来？”陈德宝很期待舆论能够理解他的“封村”思路。2009年年底，当陈德宝向大兴区委区政府提出“封闭式管理”的建议时，大兴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治安压力。

当年11月27日、12月27日、12月31日，大兴区北五镇中的黄村镇和旧宫镇，连续发生三起灭门案，共导致13人死亡。更令人惊恐的是，死者都是凶手的妻儿父母以及朋友。

“为这三起灭门案，北京市委副书记约见了我们区委书记，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德宝对《望东方周刊》说。可是，这三起灭门案既不是仇杀，也不是情杀，还不是图财，哪条都不沾，“全都是激情杀人，怎么去防范？”

不计较犯罪成本和效果，甚至为了几张纸巾都能去抢劫，动不动就走向极端，等到真正判刑的时候，才后悔—— 陈德宝说，这是城乡结合部刑事犯罪的一个极鲜明的特点，“这种事情不可能在北京三环以内出现。”

城乡二元结构下，大兴区北五镇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承载了大量流动人口。小作坊、小网吧、小发廊、小旅店、小洗浴充斥每个角落。从事着来料加工等季节性体力劳动的打工者只能住在这些月租200 ~ 400元的出租房内。“他们都是低劳动技能，90%以上的文化水平都在初中以下。”陈德宝说，有钱赚的时候还好，没钱赚的时候其心理状态极不稳定。

在陈德宝的分析中，这个人群是最具社会危险性的，“街头扰序、无端仇警的都是这批人。”

他曾经研究过瓮安事件等社会性群体性事件，发现那些居住在城乡结合部，与核心事件并无利害关系的人员却是参与的主力。

“许多看上去是家庭矛盾、个人问题引发的事件，其实都是社会问题。”陈德宝说，“这得社会学家来研究。”至于公安机关，从维稳现状出发，他说，“封闭式管理”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