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彭其不卑不亢，拒不认罪，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后留在了北京。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彭其借酒浇愁，醉后不慎从桥上摔下来，恰被路过的老工人赵开发救起，原来这人竟是赵大明的父亲。赵大明也赶到家中，见此情景又惊又喜。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彻底悔悟，越发感到了这场革命的破坏性与罪恶性，他决定保护彭其。失去了江醉章信任并被一脚踢开的“革命家”范子愚，只身进北京抢功，被一致拒之门外，落得流浪街头。在北京看大字报时，无意中发现江醉章原来是曾经变节的叛徒。他想关键时刻要挟江醉章。彭其的腿伤愈后，又被送回南隅继续交待罪行。

江醉章欲置彭其于死地，命已升为兵团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邬中亲自处理这件事。遵照江醉章的指示，邬中把彭其秘密关进了一间又湿又阴的石头小屋，对其进行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迫害，把直接看管彭其的任务交给了赵大明。无奈，赵大明只有从命。范子愚掌握了江醉章历史材料的事终于让江醉章知道，他反戈一击，把范子愚打成了反革命分于，范愤怒绝望而后堕楼自杀。对此早有留意的赵大明在范自杀的现场获取了有关江醉章的材料，并巧妙地带了出来。他决定复员并把材料转给了陈镜泉政委．陈镜泉恍然大悟后陷入了更深更痛苦的自责中，但是，一切都已无法挽回；胡连生遭迫害、彭其被治罪，副司令被迫害自杀，整个部队从机关到前线已全部瘫痪……在陈镜泉痛苦悔恨之时，在北京的周总理打来了电话，要接彭其去北京，以免其继续遭迫害。彭其又恢复了自由并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与亲人战友们一一告别后，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目送彭其的专机起飞，陈镜泉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终于昏倒在机场草坪上。

作者莫应丰1959年考入湖北艺术学院作曲系，后迫于生计肄业参军，在广州空军文工团工作多年，从作曲到编剧。“文革”期间，参加了专案组，有机会接触机密文件、当政掌权的造反派、靠边站的将军们……真实和谎言、真理和荒谬，一并涌进他的脑海，激烈翻腾斗争着。凭借自己的良心和性格，他选择了真实、选择了真理。因对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部队老干部表示不满而自己受牵连，也遭受到了迫害。1970年他转业回湘，在长沙市工农兵文艺工作室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四人帮”猖撅的1976年，他认为：中国到了混不下去的时候了，要使人们从格斗中觉醒过来。当年的3月4日至6月26日，他躲进文家市公社院子的小楼上，秘密搞起“地下文学”。每个月15元生活费，吃低劣伙食和朋友送的鸡蛋，抽朋友肖建国给的次品烟。凭着一种信念，伴着泪水，哼唱着《国际歌》，挥笔直抒胸臆，一气呵成，写出了《将军吟》。由于政治动荡，他为了躲避杀身之祸，将刚完成的初稿用木板做封面装订好，用油纸和塑料袋包裹好，埋在地下藏匿起来，等待历史的天空放晴的日子。

1979年，《将军吟》送到《当代》杂志社时，原名《将军梦》。主编秦兆阳建议改名《沉思》，或《将军的沉思》。莫应丰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希望改名为《将军吟》，韦君宜采纳了莫应丰的意见。《将军吟》第一卷发表于在1979年第三期《当代》杂志。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彭其

彭其是一位职业军人。他在青年时代以烧炭为生，遇陈镜泉和胡连生后，与之死结同心，一同参军，跟随毛泽东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打日本、打蒋介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司令员。他政治头脑敏捷——最初虽对文化大革命不甚了了，但能直觉到这场运动是“政治家的安排”，是“新时期的新政治”。思想境界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奋起抗争，但又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得失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党、民族、国家的忠诚；即使身陷困境、生死不保，也念念不忘民族、国家的利益和自己的职责。

陈镜泉

陈镜泉也是一位职业军人。他和彭其、胡连生等一起走过烽火连天的岁月，又一起在和平年代担任起守疆卫土、保家卫国的重任——担任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他人生坎坷连连、一身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丢掉了一条胳膊；中年时妻子在“反右倾”中含冤自杀；自己身患严重的心脏病，被动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做违心之事。他忠于职守——身为政委，上级要求他召开党委会斗争彭其，他如果不按上级要求办，自己则可能被打倒；如果按上级要求办，又实在于心不忍；可最后还是从自己的岗位职责出发，担任了斗争彭其的组长。

赵大明

赵大明是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文工团成员之一。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但后来又觉醒了——同情并保护彭其、揭发江醉章。他积极上进、为人真诚、思想单纯但幼稚、缺乏主见——他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触动人灵魂的革命，力图紧跟时代，与现实生活合拍，以至于为此中止了与彭其之女彭湘湘的恋人关系，与范子愚“团结”“战斗”在一起；他尽管尊敬、信任彭其，但又相信彭其有错误，并希望他积极改正错误；看到陈镜泉遭批斗，虽颇感矛盾，但很快“由惊奇到理解，由理解到冲动，由冲动到麻木”，最终参与批斗陈镜泉。

作品围绕空军某兵团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通过描述三个老红军在运动中的不同遭遇，愤怒控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军的罪恶，热情歌颂了彭其等老一辈革命者坚持革命原则，敢于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革命精神，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极其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书中描绘的艺术天地，虽然是社会的一个侧面，但经过作者精心解剖，却涉及了许多本质性的问题，很能启人深思，使人警觉。因此，这部小说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

小说从种种诡秘难测、猝不及防的生活现象入手，揭开了空军第四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同时在描绘复杂的生活现象中，特别注意把笔触伸向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努力透过人物心理感情的折光，来反映这场劫难给人们造成的悲惨命运和心灵的痛苦，从而，进一步把读者引向生活的纵深处，探究历史真相及其内因。

这部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颇有特色，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物众多而又个性鲜明。小说人物为数众多——除彭其、陈镜泉、江醉章、赵大明等外，小说还有李康、胡连生、范子愚、邬中、刘絮云、邹燕、彭湘湘、陈小炮、李小芽、陈小盔、徐凯、方鲁、赵开发等一系列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大都堪称性格内涵丰富、个性鲜明，如兵团副司令员李康政治眼光敏锐、宁折不弯，胡连生直爽、粗鲁、暴烈、粗中有细、善良，范子愚愚忠、狂热、愚昧、阴险，邬中心地龌龊、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刘絮云精于心计、巧于钻营、善于伪装、阴毒、狂暴、寡廉鲜耻，彭湘湘善良敏感、敢爱敢恨、敢作敢为，陈小炮乐观、聪明、勇敢、果决、无畏、倔强、热忱、侠义，李康的女儿李小芽单纯、善良，陈镜泉的儿子陈小盔沉默寡言，徐凯忠心耿耿，门诊部主任方鲁是非分明，赵大明的父亲赵开发热心朴实。

（二）立体化地刻画人物形象及其性格心理。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把人物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刻画其性格特点，如对江醉章，小说通过写他与范子愚、彭其、胡连生等之间的矛盾，描写其阴险狠毒、老奸巨猾、故弄玄虚、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各种境遇中刻画人物，如彭其，在身处顺境时居安思危——当他还是司令员的时候，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真诚对待自己的下属，对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就担忧；身处逆境时刚直不阿、百折不挠——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时，对批斗一笑置之，不仅没有因挨批斗而意志消沉，反而因此而看开了更多的事情：了解女儿湘湘和赵大明之间的感情后，不再阻挠他们；认识到自己再怎么遭批斗，也不会比当年烧炭的境况差。此外，作品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上也颇显功力。小说既有客观的心理分析式描写，又有人物独白、幻觉和梦境的描写等，同时，还注重通过描写人物的行为、语言、表情等来描写人物心理，如写彭其：“他站起来，在老战友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像早年思考作战方案一样，但心情已经完全两样了！他突然快走，好像在急急赶路似的。”——这是通过描写彭其的动作写其心理；对陈镜泉他直言道：“这也怕，那也怕，讲不能讲，动不能动，这些鬼名堂比敌人还狠！……我不怕！怕丢官，还怕不怕丢江山？！”——这是通过彭其的语言写其心理；斗争胡连生之后回到家里关上门倒在藤睡椅上时，“总觉得耳边有声响，有吼叫声，辱骂声，还有哭声。这三种声响有时绞在一起，成了一种嗡隆嗡隆的如螺旋桨飞机在低空飞行的声音。”他还幻听到钢琴声，忽视了在他身旁的烟……这是通过描写彭其的幻觉写其心理。妻子许淑宜讲了女儿因他的蛮横举动而闷闷不乐后，“彭其听了，心中更觉难受，好像一切罪孽都是自己的过错。”这是直接写彭其的心理。

（三）思辨性浓郁。小说的思辨性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作者热衷于在作品中抒写那种具有思辨性和哲理性的文字，如“每人都在变化，每人的变化又不同，可见人世间多么丰富多彩。”“与其做一个高贵的附属品，还不如做一根自立于泥土的野艾蒿。”“他们目睹了整个冗长的戏剧。一会儿是喜剧，一会儿是闹剧，一会儿是恶作剧，当前又在演悲剧。”“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不爱大家就是因为太爱自己；不爱人民就是爱着人民的敌人；不爱美好的事物就是正在迷恋着丑恶的事物。”“人都在变化中，变化了的人心会产生出变化环境的力量。”“人只要有了忘我的精神，热爱人民的精神，就能把自己的肉体看作如尘埃一般微小，扬起落下都无关紧要。”“枪是硬家伙，文章是软家伙；枪是呆家伙，文章是活的。硬的搞不过软的，呆的搞不过活的，没有办法，只好认输。”“坚强可以使人在狂风暴雨的摧残下不倒不折不弯腰。”“凡是大智大勇者都是没有感情只有理智的。”“威信就是一威二信。在实际上，信是没有用的，只要有威就行，有威就是信，有威，谁敢不信？”……这些语言都富有思辨性，都能传达在当时那个年代里颇能发人深省的思考，但也不可避免地给作品带来了理念化的流弊。二是表现在人物的思想活动描写方面，如彭其在被当作囚徒给看管起来时对囚犯与狱卒之间关系的反思；赵大明对自己从造反到觉醒、反叛的过程的反思；邬中对自己为了攫取权力，不惜连老婆也赔了进去的丑恶行为的反思。

（四）线索繁复，结构精巧。小说从正面描写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但没有简单地按运动的流程来布局情节结构，而是以彭其一家身处文化大革命的险风恶浪、所面临的矛盾斗争及其经历、遭际、命运为主线，交织着由彭湘湘、赵大明、范子愚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文工团造反派的各种内幕，由彭湘湘、陈小炮、李小芽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高级干部的家庭忧患和生活变故，由邬中、刘絮云、江醉章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野心家、阴谋家陷害忠臣良将的卑鄙伎俩，由彭其、陈镜泉、胡连生等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所构成的空军新编第四兵团的运动“全景”等线索，从而，呈现出扇形结构，全方位地扫描出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的历史风貌。

（五）采用“戏剧化”、“音乐化”的手法。小说借助戏剧组织矛盾、形成高潮的手法，如第一章《琴声·歌声》，围绕砸琴事件“引进”主要人物，初步形成悬念，勾画出时代氛围。之后，采取传记的写法，一章一章地展开，描写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现状。小说的前五章，可以看做多幕的第一幕。再后，按照创造人物和故事发展的需要，精心组织了《公审大会》、《老人心》、《斗争会》、《将军愤》、《四面哀歌》等高潮，收到了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同时，借助于交响乐再现和变奏的手法，将某一种思绪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旋律上，有时又把各种不同的“音响”融会在一个画面里。如第一章《琴声·歌声》，旋律是抑郁的；第八章《公审大会》，旋律是怨艾的；第十四章《老人心》，旋律是明快的；第二十八章《将军愤》，旋律是激昂的；第三十三章《热情奏鸣曲》，旋律是热烈的；第四十章《爱与死》，旋律是缠绵的；第四十二章《温泉夜》，旋律是挑逗的。即使在同一章里的旋律，也有其他各种和弦；就是同一旋律本身，也有节奏、“音响”的多层次变化，进而使整部小说充满了音乐的优美感和节奏的明快感，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六）注重对比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小说大量地运用了比喻、象征等手法，比喻如：“她（彭湘湘）仿佛觉得，她的温暖的家就像一条飘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浪头打翻；而那些造反者们便正是掀起巨浪的妖孽。”“她预感到人跟人的关系会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孤独像乌云的阴影一样正在移近这个动荡的家庭。”“他像一堆篝火燃烧在她的心里，使她感觉不到有严寒到来的威胁；他像一个力量之神跟随在她的左右，使她永远也不会弱小与孤单。”“海风时强时弱地吹来，把竹子摇得飒飒作响，好像有蟒蛇或猛兽正在那里蠢蠢欲动。”“有一架歼六型战斗机被卡车牵引着，从滑行道上开来。它抖动两翅缓慢地爬行，就像刚钻出蜂巢的一只幼小的工蜂。”……象征如：“窗外是阳台，阳台上放着一盆金橘。海风使院里的大树摇晃得相当厉害，而金橘小树不受大的影响。在寒风中没有一棵大树能够结果的，倒是这小金橘树独能果实盈枝。”“阳光透过窗口射进病房来，天气复晴了。无论大风雪来势多么猛烈，它只能逞凶于一时，只有阳光才是永恒的。即使在昏黑的风雪天，也并非阳光不存在了，不过暂时被浓云挡住了而已。浓云一散，阳光还是阳光，多么明亮的阳光！”……这些比喻和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无疑在文本中形成了一个含蕴深广的隐喻系统，对于小说主题的深化和人物性格的凸显都具有重要的叙事功用。

一般认为，“伤痕文学”中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发表于1979年的《将军吟》 。

1982年12月6日，《将军吟》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莫应丰（1938～1989），湖南桃江人。1959年考入湖北艺术学院作曲系，后迫于生计肄业参军，在广州空军部队从事文艺工作。1970年转业回湘，曾担任长沙市工农兵文艺工作室文学组组长、潇湘电影制片厂编剧、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风》、《将军吟》、《美神》、《桃源梦》，中短篇小说集《迷糊外传》、《莫应丰中篇小说选》、《麂山之谜》、《黑洞》、《重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