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氛围给翠姨带上一层欣悦的色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翠姨一颗封闭少女之心慢慢地开启：她不愿嫁给那个由她母亲给她订下婚约的人，她有了自己内心爱着的人。

翠姨的恋爱和秘密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表白，而最终翠姨真的把她的爱带到坟墓里去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死，包括“我”的堂兄。

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又当着教育局长，为了攀附高门，把萧红许配给当地一个汪姓军阀的儿子汪恩甲。父母指配的婚姻萧红本身就不满意，又发现汪恩甲吸食鸦片，心里产生厌恶感。受新思想浸染的萧红，用逃婚的方式做了父亲叛逆的女儿，但不幸的是萧红出逃到北京后汪恩甲也跟踪而至，并找到了萧红。

萧红在无依无靠、经济受控的情况下，被未婚夫汪恩甲骗到哈尔滨的一家旅馆同居。同居几个月后，汪恩甲借口说回家取钱，就一去不回。身怀六甲的萧红被旅店老板逼缴住房费，不然就将她卖到妓院抵债。1932年夏，萧红在哈尔滨得萧军、舒群帮助，脱出旅寓困境。萧红与萧军产生了纯美的感情，在爱情的滋养下，萧红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不久二人因性格不合而出现情感裂痕。1936年，萧红到日本一年后回到中国。1938年，萧红在山西临汾与萧军分手，并和端木蕻良到武汉。武汉被大轰炸后，萧红又到重庆，而后转折到香港。

对于逝去的这段感情， 萧红说：她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直至在香港病逝前夕，萧红最挂念的也还是萧军，她在病榻上念念不忘为她生命带来春天的男子，她说：如果萧军知道她病着，她确信萧军会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她的，帮助她的。萧红是这样持久而真诚地爱着萧军，而萧军早已投入了另一片广阔的大天地，无暇顾及这身后的爱人。这种无人理解的寂寞心境投射在《小城三月》中，这个发生在小城春天的爱情故事便染上了一层淡淡悲凉的色调。

《小城三月》写于1941年7月，发表于同年8月《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

翠姨

翠姨十八九岁，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翠姨是“我”的外祖母原来在另外一家所生的女儿。翠姨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两岁。但长得窈窕、端庄文静、温柔深情、沉默寡言、喜好沉思、幻想，她在自己的内心波涛里追逐美好的情感。由于家庭变故，受到一般旧思想人家的歧视，因而，形成了感伤的气质，以为自己的命不会好。翠姨会弹奏大正琴，她还会吹箫或是吹笛子。翠姨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她经常去买。随着时间的流逝，翠姨对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笼罩上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她因不能与喜爱的人共渡一生忧郁而死。

“我”

“我”有一个姨，但不是“我”的亲姨，“她”是“我”继母的继母的女儿。“我”的我祖母是在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我”外祖父家的。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我”继母是八旗人，也就是满人。“我”家算是开通的，叔叔和哥哥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我”家里设有网球场。翠姨想什么事情，“我”都比她明白。到夜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翠姨也就陪着我住下来。

《小城三月》主题思想之一：通过对“春天”的呼唤，表达反封建意识

女主人公翠姨不想接受长辈给她安排的旧式婚姻，而是对“我”的堂哥哥产生了好感，可是这桩朦朦胧胧的恋爱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翠姨最终还是痛苦地死去，在她身后只留下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恋爱。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制造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小城三月》中以“外祖母”和“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形象代表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不仅她们给翠姨安排的婚姻完全是为她着想，即使在翠姨死后，这桩婚姻的“主谋”之一——“我的母亲”还说：“要是翠姨一定不肯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

《小城三月》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启蒙下，这座古老的县城中出现了些许现代文明的气息：“那个时候，县里早就有了洋学堂了。小学好几个，‘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他们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学。所以这个家庭都‘咸与维新’起来。”

翠姨与“我家”素有往来，外面世界中新的文明气息的熏陶搅动了她心中的一池春水。以前她对于定亲一事并无太多的想法，当婆家把10多万的聘礼送到她手中后，她花得心安理得：“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虽说不是一定抢先去买了来，总是过不了多久，箱子里就要有的了。”如果没有遇见“我”的堂哥哥，她也许会延续着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女性命运，和她的妹妹一样顺理成章地嫁出去，为人妇、为人母、死亡，成为一名“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浑浑噩噩地“为死而生”。可当她见到“我”的堂哥哥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翠姨很喜欢“我”的堂哥哥，因为“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

上述描写表明：与其说是翠姨对“我”的堂哥哥发生了兴趣，还不如说是她对于读书、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外部世界新文明萌发了无限向往和追求。正是在这一氛围影响下，翠姨才不甘于走妹妹的出嫁那样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人生安排，而是产生了新的人生冲动。

可是这座小城毕竟受过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熏陶，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实在是根深蒂固。相对而言，外部世界新文明气息还过于薄弱，要想在一夜之间彻底取彼而代之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的还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去考虑问题。“外祖母”等人按照她们的意愿给翠姨安排婚姻大事，却没有征求翠姨本人的意愿；翠姨不满意这桩婚事，然而她却囿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不敢反抗，只是一味埋怨命运的不公；她的母亲不理解女儿的心事，问她：“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或者是想到我们家去玩吗？”什么事都问到了，却独独没有触及感情层面；即使是翠姨暗恋的对象——“我”的堂哥哥在翠姨死后，也“不知翠姨为什么死”，这真是一种可悲的隔膜。

在个体生命价值被严重漠视的封建文化环境中，个人的情感活动很难获得外界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如是描写便使得翠姨的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历史意蕴。通过翠姨的死，萧红对孕育这场死亡的罪恶的封建文化环境提出了声泪俱下的控诉。

在文本的尾声中，翠姨更是通过对春天的呼唤表达了对新的文明的热切期盼之情，进一步深化了文章主旨。封建文化对年轻人幸福的扼杀自然难辞其咎，可另一方面翠姨自身的性格弱点亦不容忽视。她多愁善感，情感细腻，却又缺乏相应的文化素质，是一个被封建文化所严重毒害的女性形象。试看下面的一段描写：“假若是有人在她的背后唤她一声，她若是正在走路，她就会停下了；若是正在吃饭，就要把饭碗放下，而后把头向着自己的肩膀转过去，而全身并不大转，于是她自觉地闭合着嘴唇，像是有什么要说而一时说不出来似的。”

她很喜欢绒绳鞋，然而“她没有买，也许她心里边早已经喜欢上了，但是看上去她都像反对似的，好像她都不接受。她必得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

上述描写表明，翠姨是以“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等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并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的。在封建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她已经自觉地把封建文化中对女性的各种约束和束缚化为自己的内心要求。她的言谈举止与其说是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受封建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所致，而这才是造成其命运悲剧的最根本的内在原因。在文章伊始，她就说“我的命，不会好的”，这种宿命似的话语表明了翠姨对命运的盲目认同，对自我力量的否定和放弃；而真正可悲的是，当她寻到自己的真爱时，却又囿于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根本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感情，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种柔弱的女性性格下所萌发出的理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是翠姨所无法跨越的，这似乎注定了这出悲剧的必然性。

在《小城三月》中，萧红已经把对封建文化代言人层面的批判转换到了对封建文化本身的批判上来，这表明了萧红自觉的反封建意识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反封建精神。

《小城三月》主题思想之二：生命犹如美好春天一样短暂，又如春天迅速地消逝

萧红把回归童年的渴望、恋乡情结和自己的创作意向联成一体，《小城三月》就是这样一种情绪的延续。《小城三月》以恬淡平静的笔调把镜头切近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女主人公翠姨进行了细腻入微且满带女性关怀的摄录，对其不幸的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哀悯。

在萧红的童年记忆中，祖父和后花园无疑是萧红身心快乐的乐园，是她灵魂的栖息地。他们给予她的是完全饱满的情感的满足，是一种没有缺憾的快乐。而在对翠姨的回忆当中，虽然萧红也再次重游了童年生活的世界，但这次往事的回顾却在温馨之中浸润着丝丝缕缕、清清缈缈的哀伤和愁怨。萧红在《小城三月》里展示的更多的是一幕幕零零琐琐、细腻婉转的小儿女情态，尤其是少女们微妙而善感的心灵世界，她们息息相通的情感感受使人不由得回忆起儿时与伙伴们嬉戏的欢乐时光以及女孩子们之间那种无所不谈的亲密无间和无需言表的心心相印。

“我”和翠姨常常在夜晚睡下之后谈话到鸡叫还不觉尽兴，仿佛有着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要互相倾吐，这种不同于异性爱的姊妹情谊如潺潺流水缓缓流过并滋润着人的心田，使人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然而，对于翠姨来说，同性之间的友爱并不能使她多愁善感的少女情怀完全得到满足，不管她与“我”之间的情谊如何深切，但终究不能代替骚动的青春对神秘的异性情爱的向往和追求，而“我”的哥哥的出现恰恰在翠姨静如止水的生活和情感里激起了一层层波澜，使得本就敏感多情的她为之怦然心动。但翠姨是那样一种被动的女子，她不会听凭自己心灵的呼唤而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顺别人为她安排的一切，因而尽管她不太心顺但也还是与一个“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年仅17岁的陌生人订了婚，并且同她的妹妹一样用婆家聘礼的钱装扮起自己，出尽风头。可是得过且过的生活毕竟有了结的时候，三年过后，当翠姨的婆家要来迎娶的时候，翠姨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而哈尔滨一行更使得翠姨对自己的未婚夫感到不满和恐怖，然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既定的婚姻事实，只能以要读书为由延迟出嫁。当她终于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她绝望了，终于做出了死的抉择。

读者容易将把翠姨的悲剧归结为封建包办婚姻和因循守旧观念的迫害，这固然是翠姨寻死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惟一的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萧红在小说的“尾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等‘我’到春假回来，母亲还当‘我’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

这里的“他们”“我”以为是指堂哥和翠姨，因为在翠姨病重时，母亲曾拿了些钱让哥哥给翠姨送去，让她随便买点什么吃的。其实，“母亲晓得他们年轻人是很拘泥的，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他们好久不见了”，母亲既然“很久的就在心里猜疑着他们了”，但还是主动地为他们提供了见面的机会，使得翠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面对心爱的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可惜翠姨并不了解“我”母亲的用心和态度，只是一味地封闭住自己的心扉，即使临近生命的尽头，拉着她深恋着的人的手她还不肯明白地表白心迹，而是用了两套语意系统一语双关：“你来得很好，一定是姐姐，你的母亲告诉你来的，‘我’心里永远记念着她。她爱‘我’一场，可惜‘我’不能去看她了，‘我’不能报答她了，不过‘我’总会记起在她家里的日子的，她待‘我’也许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已经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现在也不知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家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不对的。不知为什么，那家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了，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谢谢姐姐她还惦着‘我’，请你告诉她，‘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苦，‘我’也很快乐。”翠姨苦笑了一笑，“‘我’的心里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如果对翠姨的心思稍有体察，谁都会明白翠姨这一段话中的潜台词：所谓的“她”实际上正是“你”，而“‘我’心里永远记念着她”无疑是说“‘我’心里永远记念着你”，翠姨不过是借此喻彼，吐露了自己爱的心曲。可惜近在咫尺的意中人未解其中深味，枉费了翠姨的一番苦心和厚意。翠姨话中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翠姨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态，她的语焉不详致使堂哥虽对翠姨有着朦胧的情意而且一“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但终究“不知翠姨为什么死” 而“大家也都心中纳闷”。从这个角度来看，翠姨的死是由于她自己决意自我毁灭，她的悲剧来自于她多疑的心性和犹疑的性格，明明是“不从心的事”就“不愿意”，但却囿于自己心中的成见和陈规陋俗而自动地把自己的心灵裹闭得密不透风，使人根本无法走进她的内心世界。面对人生，她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悲观的态度，当她没有买到她喜欢的绒绳鞋时，她表现出了多愁善感：“‘我’的命，不会好的。”可是绒绳鞋刚开始流行时，大家都买了穿上，她却偏偏不买，“必得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于是，翠姨便要“我”陪着上街，“先不告诉‘我’去买什么，进了铺子选了半天别的，才问到‘我’绒绳鞋”，而这时流行的浪头已过，很难买到中意的绒绳鞋了，可是翠姨却又非要买到不可，从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她早就爱上了那绒绳鞋了，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就是了”，同样的，“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

正是这种“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犹疑而矛盾的性格导致了她自身的悲剧命运。翠姨种种疑虑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无法否认的。实际上，萧红花了大量的笔墨涂抹不尽的正是“传统社会积淀于世俗生活深处的种种病态心理现实。”

萧红着力要表现的是人类如同驯养的动物一样的巨大惰性和持久惯力。翠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规定”中最终牺牲了自己。如果翠姨真能按着既定的轨道无知无觉地走下去，也就活得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然而不幸的是，翠姨的内心情感与“规定”发生了矛盾，使她不愿再顺着“规定”的轨迹沿走下去，而“规定”又是那样根深蒂固地掣肘着她，使她在理智上自觉不自觉地依从“规定” 。如果翠姨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情感，也同样坦然面对“规定”施加的种种非议和斥责，也许翠姨不会选择死亡之路。然而，这种假设对翠姨来说是难以想象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翠姨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一方面执着于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没有勇气违逆“规定”，在这种心灵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中她无以自拔，最终只能做出自我毁灭的抉择。

然而翠姨的令人痛心之处并不在于她扼杀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而在于她的情思没有得到回应，换句话说，翠姨为之倾心的堂哥虽对翠姨颇为心仪，但那毕竟算不上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的爱情。堂哥的“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就足以说明翠姨对堂哥的感情只是一种暗恋，两人根本缺乏相应的交流与沟通，翠姨在订婚后的三年里一直在得过且过，捱一日是一日。一直到婆家要来迎娶时，翠姨才意识到婚姻的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说，翠姨是一个非常幼稚而敏感的女孩，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而不食人间烟火，对婚姻更是缺乏成熟清醒的认识，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婆家的聘礼，虽然不大情愿但总算随着母亲到哈尔滨去采办嫁妆了。如果没有哈尔滨一行，也许翠姨也就勉强出嫁了，那她也会同所有其他传统女性一样充当历史指派给她的角色，平平淡淡安度一生。然而，哈尔滨的那几个充当向导的男学生最终改变了翠姨的命运，让翠姨不肯再委曲求全，终于导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结局。

翠姨至死也没有对包办婚姻有清醒的认识，她只是通过与几个男学生短短几天的接触而认识到一些表层的东西，“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于是，她“一想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尽管翠姨知道“那家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她终究还是“不愿意”。这里透露出翠姨作为一个女性对自我追求与憧憬的最终肯定与确认，她朦胧地认识到包办婚姻并不都像妹妹那样遭到挨打的命运，丈夫也许会对她很好，但她还是拒绝进入“规定”的角色，从这一点上看，翠姨选择死亡之路并不仅仅是对旧式婚姻的抗拒，也不仅仅是为堂哥而殉情，从根本的意义上，翠姨是为了女性的自由、尊严和意志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的。

儿童视角

萧红在《小城三月》中选择了一个生长于富裕开明之家、在学堂读书的小女孩儿“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这一儿童视角的确定，发挥了独特的叙事作用。“我”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者、旁观者，更是故事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聆听者。“我”的细腻善良反衬出成人世界的粗俗冷漠，“我”的活泼、乐观、单纯凸显了翠姨的沉静、忧郁、复杂，而“我”的热心好奇则推动了情节发展，“我”对美的欣赏和对大自然的喜爱，使作品洋溢着清新优美又略带忧伤的诗意。

1、以儿童视角的敏锐捕捉细节，展现人物性格

《小城三月》中的“我”具有女孩儿天生的敏感细腻、对美的憧憬和对人、事的好奇，所以“我”能很容易地看到、感到大人们忽略了的细节，领悟到翠姨追求美、追求爱，却“进而不敢、退则不甘”的矛盾性格。

出于女孩儿的敏感细腻，“我”发现了翠姨不同于其他女人之处。翠姨的妹妹做事常常不加思考，不问自己是否真正喜欢和需要，只满足于和别的女人一样。翠姨正相反，总是先观察，然后才去行动。

每当新鲜的事物出现，翠姨总是貌似冷淡实则热心地关注着，她不敢成为第一个尝试的人，甚至口气中还会流露点不屑，但在大家经历过后，她知道没有了引人注目的危险，才遵从内心的渴盼，匆匆寻求那流行已久的美。寻到了暗自窃喜、自我欣赏一番，寻不到时，又深深地愧悔没有勇气早点尝试，并将此与自己的命运相连。这种细腻矛盾的心理变化，唯有同细腻的“我”才能略有体悟。

比如对绒绳鞋的寻找，开始翠姨略显不屑，“我”误以为她不喜欢，当流行势头减弱后，翠姨开始带着“我”四处寻找，在她焦急的寻找中“我”逐渐感受到她那种强烈拥有的渴望，也敏锐地体味她得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失望的痛苦，“‘我’默默地祝福翠姨快快买到可爱的绒绳鞋，‘我’从心里愿意她得救。”“我”陪着翠姨一家家店铺地寻找，热心程度甚至超过了翠姨本人。翠姨略带懊悔的寻觅追求，是人性尤其是女人天性中对美的渴望所致，但她又总是迟疑滞后，将爱美之心深深埋藏，不敢大方率先表达。

只有在美与时尚行将消散的时候才急忙捕捉一点残留气息，以求满足内心对美的渴盼，这又是她的个性所致。正是借助小女孩的敏锐捕捉和参与其中，丰富并发展了翠姨的性格特征，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敢穿新不敢时尚又不甘被美遗忘的女性形象。这种“不敢”的心态不仅体现在爱美方面，更体现在对美好爱情的态度上。

翠姨最终没有寻觅到她喜爱的绒绳鞋，便哀叹是自己的命不好，在爱情上她依然如同对待绒绳鞋一样不敢主动把握，最后让爱与生命之花一起凋零了。这正是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女性束缚压制的结果，让女子只能安分守己，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翠姨不敢大胆追求美，更不敢主动追求爱。

“我”在发现了翠姨性格特点的同时，也发现了她对表哥别样情感的秘密，和她不愿意告诉人的心事。“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我”略带抱怨似的口气正符合小女孩儿的性格特点，不懂得世事艰险不懂得人事复杂，只是单纯地以为翠姨不愿意和任何人倾诉内心的隐秘。在这个叙述过程中，“我”不仅是观察者、聆听者，而且还是善良热心的参与者。

读者从“我”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可以品出翠姨内心无人可诉也不敢倾诉的苦闷和悲哀，可以听到翠姨无力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又在灵魂深处被动抗争的呻吟。“绒绳鞋”事件典型地暴露了翠姨的矛盾心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关照着她的悲剧命运。

翠姨压抑着自己的天性，爱美又迟迟不敢追寻，爱人又不敢大胆表露和追求。在这种无法开释的纠结中必将走向灭亡，成为封建思想意识的牺牲品。

由于年纪和性格的不同，“我”对翠姨的了解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经历了陪同翠姨买绒绳鞋之后，才后知后觉隐约触摸到翠姨的心灵世界。“我”发现翠姨听哥哥讲故事的时候很专心，也发现哥哥曾经单独陪着翠姨聊过天，但也只是以为翠姨年纪大，和哥哥接近，所以更能理解哥哥讲的故事，而哥哥对翠姨比较客气，也只是因为翠姨是客人而且名份上大些。

翠姨在“我”家听到了很多外面新鲜的故事，包括男女同学的交往等，接受了这些新思想的洗礼，非常羡慕、佩服读书的“我”，认为读书人见多识广。于是她有什么事情都爱和“我”商量探讨，这让“我”有机会了解了更多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同时她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娱乐，而“我”家的大人孩子都是读书的，她便从中感受到了知识和文明的魅力，萌发了对情感对知识对文明的渴望和追求，并且用她自己的方式努力实践着：在心底埋藏下了对“我”表哥的深情，在家里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该小说以一个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女孩儿眼光，捕捉到很多成人忽略掉的细节，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翠姨这一人物形象越来越有立体感，在平淡的生活中，在日常的琐事中，让阅读者感受其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2、以儿童视角的稚真进行原生态叙述，揭示悲剧实质

儿童没有世俗观念的束缚，纯真无暇的天性使其所见皆是可见可感的表面事物。选取儿童视角可以“透过儿童的眼睛来消除权威和神圣，揭开谎言和令人惊骇的暴力，由此也实现对真实生活的原生态显现。”由于儿童不能看穿掩饰于成人笑容下的悲伤，无从探究事情发生的缘由，无法解读出事情背后隐藏着的本质，而解读不出的内在联系恰恰又是悲剧的根源，因此这种悖论似的的表述不仅留给读者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也更能呈现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悲剧实质。

在《小城三月》里“我”并不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翠姨了。藉由“我”的回忆，串联起翠姨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原生态的客观叙述。

“我”不谙世事，因而体会不出翠姨的痛苦、矛盾和挣扎，叙述的语气难免有些淡淡的，但正是这种匠心独运的平铺直叙，才使得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了翠姨的故事，并思考故事的悲剧实质。

翠姨是一个爱美和追求美的少女。她在新旧混杂的特定时代里，接受了矛盾的两种人生观，一方面她向往新的文明，渴望自由的爱情，在内心深深地爱着“我”的表哥，用自我的方式反抗着命运的安排；另一面她又受缚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自卑地认为自己配不上英俊潇洒、家道清白又有知识的表哥，只能将这种感情隐藏在心底，不敢有丝毫的表露。被许给陌生男人后，她无力抗争也无路可走甚至无人诉说，只能决绝地选择以自我折磨直至肉体消亡的方式来求得解脱。

通过儿童视角，在“我”不带理性分析的直白叙述中，再现出亲友对翠姨一心求死的不解。这反倒让读者对翠姨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并开始探究其背后的根源。

“我”由于年纪小而不能完全明白翠姨的心事，也不能真正理解传统观念对人毒害之深。有着人生阅历的翠姨母亲和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我”表哥也竟然一点都不知道翠姨忧伤、失落和绝望的原因。婚期逼近，翠姨闷闷不乐，拼命折磨自己，母亲关切地询问：“有什么不如意？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什么事都问到了。翠姨摇着头不说什么。”这位母亲对于想得到的都问了，就是没有问到女儿的感情需求，她不了解翠姨的所思所想，自然无法理解翠姨的所作所为了。“表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道翠姨为什么死。”

如果说翠姨的母亲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不能了解翠姨新思想的萌芽，只是随着习俗为翠姨找自认为适合的婆家，尚能为读者所理解的话，那么表哥读过书，与翠姨情投意合，本应该最了解翠姨，本应该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给翠姨带来新生，可悲的是表哥也没有意识到翠姨因谁“消得人憔悴”，为何但求速死以解脱，可见表哥哥在新思想的表皮下包裹的依然是封建思想的内核。“寡妇的孩子，命不好，也怕没有家教，何况父亲死了，母亲又出嫁了，好女不嫁二夫郎”，正是这一封建迷信观念和对传统思想的认同一直困扰着她，造成了翠姨无可选择的悲剧结局。

在新旧文明的冲突中，翠姨努力寻求着一点点心灵的安慰而不得，只能一步步走向封建传统习俗为其预设好了的宿命，最后她用孤独寂寞的死亡获取了灵魂的自由。而貌似开通的“我”的家和经历过新思想洗礼的“我”的表哥，都没有给与翠姨她所需要的帮助，甚至在翠姨死后都没能理解她何以求死，可见“我”的家和表哥所受到的新思想的熏陶都只是表面的，骨子里并没有真的摆脱掉封建思想的影响，因此也自然无法真的能帮助和理解翠姨。翠姨的努力和死亡因为得不到至亲和所爱的人的理解，这更增加了其命运的悲剧色彩。

透过儿童视角的淡淡诉说，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粗俗和对感情的漠视，完全依靠着传统的规则处理一切，还以为是理当如此。这种客观的儿童视角起到了叙事中的空白作用，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也更利于读者对悲剧根源的探究。读者从“我”的没有任何道德评判的原生态叙述中，体会到了翠姨内心的悲凉，认识到翠姨的悲剧正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

《小城三月》并没有直接聚焦翠姨的内心世界，而是选用儿童视角客观呈现了翠姨的短暂一生，营造散文化的悠远意境来深化翠姨的悲剧命运。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女孩子，“我”对美和自然景物有种特别的感情。短暂而美丽的春天很自然地让“我”想到同样生命短暂而美丽的翠姨。“我”眼中的春天充满诗情画意却姗姗来迟，暗示出了翠姨悲剧的背景：新思想的春风吹到了遥远的小城，曾经封闭的翠姨也呼吸到了时代的气息，有了追求美追求爱情的渴望。可是春天又去的匆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新的思想只是影响了人们的表面言行，如同那个小城的春天，只是美丽的瞬间闪现，没有彻底清除封建思想并取而代之。

隐喻暗示

作者用一双买不到的绒绳鞋做了一个巧妙的暗示，为翠姨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悲凉犹如一层淡淡的色彩，浸润着发生在小城里三月的故事。这种悲凉之感贯穿全文始终，给文章增添无尽的韵味，给读者独特的美感享受。作为女性，萧红以自身遭遇深刻体味整个女性群体的痛苦；作为作家，萧红把悲凉写进笔下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她抒写美好春光的短暂，却让人产生对于人类生命的深远的悲剧感受，悲切之至，也优美之至。翠姨如春天一样美好的生命也如春天一样短暂、迅速地消逝了，然而春天虽然短暂但它还会再来，而翠姨却不会随着春天再来了，这不能不使人生出伤春之情。当然，萧红的寓意绝不止于此。翠姨死了，翠姨的坟头依然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而“年轻的姑娘们”依然与往日的翠姨一样忙着装扮自己的春天。

在《小城三月》的结尾，萧红描绘了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一派春色，然而在这一幅幅喧嚣热闹的春色的背后却透出一缕缕悲凉的情调，让人生出春日无多欢乐无多的感叹。北方的春天是非常短暂的，似乎一眨眼的功夫它就过去了，因此北方人都盼望春天来得早一些长一些。然而萧红的用意并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写景，事实上，萧红的突出北方春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类似昙花一现的特征正与她所要描写的人物命运相吻合，从而也就使生动的景物描写具有了“美丽而苍凉”的社会文化意蕴。

《小城三月》是萧红为数不多的以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命运为主的小说之一。该作品通过对家乡一个普通女孩对崭新的现代品味、对爱情的含蓄、微妙的心理现实的剖析和挖掘，展现了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东方女性带有悲剧意味的某些文化特质。

——刘爱华（吉林省教育学院教授）

《小城三月》是萧红小说创作的绝笔，也是一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相当纯熟的作品。小说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悠远而感伤的情调，讲述一个朦胧而凄婉的爱情故事，塑造主人公翠姨端庄、温婉、娴雅的形象，并通过翠姨的悲剧命运，揭示她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悲剧性格。如同鲁迅当年质疑“娜拉走后怎样”，萧红的难能可贵在于她透过一个普通青年女性在社会转型期矛盾、挣扎而最终成为新旧文化冲突的牺牲品的命运悲剧，探究传统道德伦理文化在一个觉醒少女内心深处的深厚积淀，从而向人们揭示超越这一故事本身的更深广的文化意蕴。

——曲慧芳（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萧红（1911—1942），中国作家，原名张乃莹，“萧红”是她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1929年就读于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1930年因抗婚离家出走，后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中。1932年回哈尔滨开始写作。1933年自费出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在青岛写作小说《生死场》，1936年秋去日本养病，翌年返回上海。1940年流亡香港，直至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