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的变化就多了，松鼠可以略去不看：

1949年西安解放后，这里仍是西安市第九区，但因为基层政权没有建立完善，所以由当地的公安派出所代行行政管理权。1957年成立雁塔区，小寨地区被西安市雁塔区下属的张家村乡和李家村乡一分为二，分而治之。长安路路西归张家村乡，路东则归李家村乡。后来又成立街道办事处，这个地区又由雁塔区下的边家村、李家村和永宁村三个街道办事处分管。1960年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小寨地区归新成立的长安路人民公社管辖。到1962年4月长安路人民公社改称长安路街道办。1963年，又从长安路街道办事处中分设了小寨路街道办事处，小寨地区归此机构管理。

坊里简介

隋代初修长安城时，实行坊里制度。所谓的坊里，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今天城市里的街区；具体地说，就是除了皇帝所居住的皇城和百官办事机构所在宫城以外，城市的其余部分全部划分成一个一个棋盘一样规规整整的“坊”。那时候的古代城市，老百姓不能想上街就上街、想出门就出门，而是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坊里呆着。每一个“坊”都由高大的坊墙包围着，东西南北各有坊门，每天定时开关，过了开关时间还没进坊里去，如果被巡城的人捉到，是要蹲班房的。这种城市形制，从高处望下去，好像棋盘一样，所以白居易做诗形容当时的长安城，说是“千百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不过，城市格局整齐倒是整齐了，但小老百姓住得那么不自由，也实在没什么意思。

隋代的坊里，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所以失传了，而唐代的却留下来了。

当代的西安城

当代的西安城是从明代的西安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唐代的长安城。唐代长安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当代的西安城，是以长安路为中轴线的。长安路这个位置，在唐代是安上门外大街。如果我们将朱雀大街作为小寨地区的西边界来考察的话，那么小寨这个地区，就正好占据了唐长安城靖善、靖安、兰陵、安善这四个坊的位置。

以小寨什子为中心

什子的西北（长安中路以西、朱雀大街以东、小寨西路以北、南二环路以南）为唐代靖善坊的地方。

什子的东北（长安中路以东、雁塔路以西、小寨东路以北、南二环路以南）为唐代靖安坊的地方。

什子的西南（长安南路以西、朱雀大街以东、小寨西路以南、纬二西街以北）为唐代兰陵坊的地方。

什子的西北（长安南路以东、雁塔路以西、小寨东路以南、纬二东街以北）为唐代安善坊的地方。

与小寨这个地区有关的历史掌故，有个“九五贵位”的记载。

西安城建史

据《唐会要》卷五十记载：“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门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

这是西安城建史上比较有趣的典故，所以我多解释几句。

宇文恺是隋代著名的建筑大师，隋代的首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城——就是由他设计、督造的。他当时设计都城选址时，发现新都的这块地面上，有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横贯，如果从空中俯视西安大地，就能看出这种地面形状很像《易经》上乾卦的六爻。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横贯西安地面的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依次称为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

这种卦相好，所以后来有人说西安的帝王之气就集中在这六条土岗上，更有人神秘化地吹嘘说当年宇文恺选址，正是因为从风水的角度选中这块地皮的。这些都是故妄听之的话，因为如果真是要应验这种符谶的话，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纠纷了。

但宇文恺很明显地也感觉到了这六条土岗在风水学上所代表的意义。六爻之中，九二属于“大人”之位，九三为“君子”之位，九五却最尊贵，所谓“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那是非帝王居住不可的。但皇宫又必须建在城市北面，不能建在这里，只好在设计时做了一点变通，将皇宫放在九二的“大人”之位，将百官衙署建在九三之位以应君子之数。那么剩下的九五之位该怎么办？只好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东西对称地建筑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寺观，西面是道教的玄都观，东面是佛教的兴善寺，希望能借用神佛的力量镇压住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

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宇文恺的设计方案都是经过隋文帝杨坚的审查批准的，那么很有可能宇文恺的这种设计思路也是杨坚所了解甚至授意的。历代政治家对于危及自己权位的东西上都十分迷信，杨坚也不例外。

不要以为当年杨坚和宇文恺都是小心过度，后代果然为了这个“九五”贵位闹出一场政治风波。

唐朝后期有位很有名的宰相叫裴度，是当时藩镇割据时代指挥中央政权与藩镇进行政治、军事较量的“总设计师”。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选自《资治通鉴》的古文叫《李SU雪夜入蔡州》，那场突袭战在中央的总指挥就是这位裴度。但身处藩镇、宦官、朋党斗争十分剧烈的中唐时期，裴度自己的政治地位也经常不保。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十一月，他的政敌李逢吉就指使党羽上疏诬陷他说他把宅第建在这条“九五”高坡上，是居心叵测、图谋不轨，所谓“宅居岗原，其心可见”。幸好敬宗虽然年龄不大，但使裴度逃过了一劫。

这种诬陷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非难。虽然隋代建造长安城时考虑到了这条高岗的潜在政治价值，但这种不想让别人占据这条高岗居住的事情，只能帝王自己意会，不能摆在桌面上说破。你不能将京城里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全部封起来不许人住吧？其实唐代住在这条高岗上的名臣也很不少，比如张说、韩愈、李宗闵、杨国忠、李晟、柳公权等等，他们都没有遭遇到裴度这种攻击。只能说裴度比较倒霉，比其他人更深地卷进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的旋涡中，而他的对手也更无耻些，给对手下绊儿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才险些因为宅地不当而获罪。

小寨的位置

小寨地区所处的位置，恰恰就在这条“九五”高坡上。上述那些唐代名人的宅第，距离小寨什子最近的，莫过于那位韩愈老夫子了。他的家，就在小寨什子东北角，今天小寨东路路北那一排卖光碟、手机的小店后面就是。只是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韩老先生的宅第已经看不到任何痕迹了。但西安人崇古，骨子里有一种“帝王故都遗民”的情结，如果在房产销售中突出宣传这个“九五”尊位，应该能契合他们的心理的。

说到小寨，不能不提到大兴善寺。这是小寨地区始建年代最早的古迹，也是值得一提的历史旧址。

西安的各种地方文献中，有一种说法说大兴善寺的始建年代在北魏泰始年间，但据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王亚荣先生的辨证，这座寺庙的正式建立时间只能上溯到北周时期，此前的寺庙只能算是它的前身。

隋文帝杨坚的天下是从北周宇文家那里强取豪夺来的。他受禅让之前，也怕天下人不服，于是想了很多办法争取民心，其中一个就是顺应民意、大力推崇佛教，大兴善寺就是在他受禅之前修建的代表性佛寺。这座寺庙在隋代全国的宗教管理中处于“国寺”的身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规模有多大？佛教典籍《续高僧传》中说仅它的一座兴善大殿就“铺基十亩”。呵呵，占地十亩的一座大房子，里面一定够阴森的。

到了唐代，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分别形成，各宗派自有其尊奉的“祖庭”，如禅宗之少林寺、天台宗之国清寺。西安作为国都，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自然在宗教流派的辈分上也跟着沾光：几个主要的佛教宗派中，法相宗的祖庭是慈恩寺，净土宗的是香积寺，三论宗的是草堂寺，华严宗是华严寺，都在西安。而密宗祖庭的则是这个大兴善寺。天竺人善无畏、金刚智将印度密教系统地传进中土，二人的弟子是一行和不空，最后由不空在大兴善寺完成了中国佛教密宗的创建，大兴善寺也成为了密宗的传播中心。后来不空的弟子惠果传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将之传回日本，称为“东密”，在中国密宗失传之后，日本密宗反而发扬光大起来，那是后话了。

但密宗虽然神奇，到底还是竞争不过禅宗，到了中唐元和年间，大兴善寺就变成了禅宗的寺院。不过，不管寺院信奉的宗派为何，大兴善寺都是唐代长安的著名的寺院，尤其是在这里进行的译经工作，堪称翻译佛经的中心之一。不空禅师在这里翻译佛经共五十五部，论部数比玄奘翻译得还要多。中国佛经翻译的高潮起于该寺，也终于该寺。

唐代以后，大兴善寺破败下来，文献记载说：“后值五代，法运中辍，宋元寥寂，僧无闻者。”寺院建筑也历尽劫难，到了1924年，康有为到西安来，曾慕名来这里参观，只见一片破壁残垣，不禁感慨道：“怅惘千房今尽毁，斜阳读偈证真空。”

1956年，周恩来出国访问，大约在国外碰到有人问起这座名寺的现状，于是回国之后特地向有关方面过问，下面的官员自然心领神会、见机行事，迅速拨款对这寺进行大规模的修整。1965年，大兴善寺改为新风公园，文革期间更遭到毁像逐僧的厄运，到1983年才重新发还僧人管理，改名为“大兴善寺公园”。

大兴善寺在它全盛时期的唐代，其规模之宏伟是极可怕的。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称其“尽一坊之地”、“寺殿崇广为京师之最”。据当代考古学家的实地测量，当年的大兴善寺占地面积为26.1万平方米。今天它的规模自然早已大大地缩水了，变成了一间很普通的寺院。我最后一次去那里，大约是11年前，当时公园的门票不叫门票，而叫“香火券”，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