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04 13:57
小村官之所以称其小是因为它位居国家庞大行政机构中最低端，在中国有84万之多。虽然是最基层一级组织的“干部”，却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出台“小村官”已成腐败“高危”群。
小村官，系对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者的昵称，在习惯上亦有叫“大学生村官”的，正式称呼应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把高校毕业生视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2009年9月被收进了时隔20年后再次出版的《党的建设辞典》。
“村官”实际上是算不上“官”的。说其“小”，乃因为它位居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在中国有84万之多。说其不是“官”，乃因为它没有国家编制，也不吃国家“皇粮”，虽然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却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是最基层一级组织的“干部”，却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各种项目和资金都向农村倾斜，村官的“诱惑力”与日俱增。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区周边，“村官”的竞选已出现了“白热化”，花钱贿选、暗箱操作时有所闻。
小村官“腐败”起来比某些大官小员毫不逊色——陕西省岚皋县堰溪村原村支书王显正隐瞒收入不入账，先后将转让土地款19万元据为己有；江西省丰城市阳坊村6名村干部从2001年开始，短短3年挥霍公款36万多元；浙江省慈溪市界牌村原村支书朱晓其，在其任职的13个月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村集体资金609.6万元；浙江省温州市三里村村干部大肆挥霍土地流转补偿金，将村务会开到了西湖国宾馆；贵阳市新庄村村委会成员集体贪污上千万元；沈阳市东陵区前进乡望花村村委会主任徐宝文非法占有国家和集体财物1000多万元，还骗取国家土地出让金，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从中获利，其违纪违法金额共计3000余万元。
透过这些公开曝光的案例，“村官”们的腐败大多是采取“招待费里‘抠’，返还款中‘分’，集资款中‘提’，保险费里‘藏’，工程款里‘捞’，黑土地里‘取’，变卖款中‘占’”等手段来实现的。其中，经济发达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村干部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村官多是借增加集体收入之名，在上新项目、承包或变现集体财产之际，或受贿、挪用、私分公款，或在账目上做手脚，违规将集体财产装入个人腰包，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此外，大权在握的村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犯罪占非常大的比例，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三大员”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形也并不鲜见，涉案金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数百万元。
“小村官”成为腐败的“高危”群体，其原因大致有六：
一是一些村官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有的甚至把当村官与捞钱、为亲朋好友谋利等同起来；
二是有些地方选人用人不当，基层组织建设比较薄弱，财务管理混乱，村务不透明，民主监督制度流于形式；
三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自治组织，没有明确来自外部尤其是上一级组织即乡镇组织的管理监督权。使反腐出现了真空地带；
四是涉农资金渠道众多，但监管机制不够完善，让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机”；
五是对村官的任中、任后审计还存在“盲区”，没有成为“必修课”；
六是基层司法机关对村官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不够重视，或因调查取证难度大，迟迟不能处理，最后从轻处罚或不了了之。
“小村官”染指的款物主要有救灾、抢险、扶贫、防汛、土地和工程补偿款等，他们肆意弄权，“狮子大开口”，既阻碍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又激化了干群矛盾，使“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水火关系”，引发村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重庆市政法机关就此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村官腐败所引发的群众上访、举报，占到了总量的70%以上——这表明，腐化堕落已不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部门和单位的“头头脑脑”的“专利”，“蝼蚁之穴”同样可毁“千里之堤”，“小村官大腐败”已成了中国当前最具“离心力”和最具“杀伤力”的腐败。
遏止“小村官大腐败”须多管齐下。一是要继续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设立“高压线”、“防火墙”，增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法律意识，给“村官”们套上一道有形的“紧箍咒”；二是要积极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彻底改变一些地方村务长期不公开、村级财务混乱的现状，做到“财务家底盘清，各项收支结清，公款公物移清，廉政情况说清，群众误解澄清”；三是要强化监管，对“村官”进行任期和离任审计，重点“盯防”农合、低保资金；四是加大对农村腐败问题的查处和惩罚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检察机关在侦查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犯罪行为中的核心作用。
他们学的是时下热门的专业，国际政治、经贸日语、环境艺术设计、音乐教育……身为80后村官，他们带领村民走的致富之路时尚而年轻，带着乡亲们走上央视舞台、开辟写生基地、种植城里人喜欢吃的蔬菜水果，村民们的钱包鼓了，道儿走宽了，心里更乐呵了。在农村，年轻的村官们找到人生的新定位。
罗丹学的是环境艺术设计，以前她从未想过自己能在农村工作那么长时间。2009年8月6日，罗丹坐上镇政府班车，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从延庆县城来到千家店镇时，之前的顾虑全没了。那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然而途中翠绿的草地、清澈的小溪、高耸的杨树林，还有整齐划一的农家院，都让罗丹痴迷。
罗丹敏锐地感觉到，千家店镇是一个纯净的原生态小镇，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是一片绝好的净土，因此她决定结合自己的专业，打造一个千家店写生基地。经过近半年的调研，罗丹初步确定了“百里山水画廊生态写生基地”首批景区选址原则，列举了秀水湾、长寿岭、古家山寨、乌龙峡谷、滴水壶、照山洼等几个写生发展条件相对成熟的景区，提出了“分片选址，多点共建，一个景区一期（1-2周）接待一批（1-5所）高校”的经营模式。
现在，“百里山水画廊二期工程——生态写生基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千家店镇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写生人。
武卉和很多刚进农村的大学生村官一样，有过一阵子迷茫，但她很快从迷茫中找到自己的定位。2007年年初的一天，邻村河北梆子剧团的团长找到武卉，对她说：“丫头，听说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走，跟我们弹电子琴去。”武卉笑着告诉记者：“电子琴给戏曲弹伴奏？这种组合好像有点儿不伦不类。但我还是被他们的热情深深打动了。从那开始，我就和这些民间艺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很快，武卉先后成立了演出队、秧歌队，帮助延庆的“群星艺术团”取得北京市二类业余演出团队资格。
2009年武卉和乡亲们决定一起去实现一个梦想，这就是登上央视的《非常6+1》舞台。武卉挑选了8位乡亲一起排练，“8位大姐的认真、执着感动了我。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排练时间，她们总是比其他的选手起得早、睡得晚，每天来回要坐6个小时车。”
演出那天，8位大姐送给武卉的礼物是一句让武卉感动万分的希望：“希望武卉能常住延庆，把延庆永远当成自己的娘家。”现在，武卉就职于延庆八达岭镇人民政府，真留在了延庆。
他们是生活中的凡人，也许我们从未关注过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却操控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凡人的力量就像空气，平凡但不可或缺。让我们转过头，看看身边的“相对凡人”。一个是国际政治学专业硕士，一个学经贸日语专业，两个从未接触过农活儿的大男孩，当了村官后竟然成了种植能手，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徐磊祥延庆镇广积屯村主任助理，刚上任的头一件事就是派他到小汤山学习蔬菜高效栽培技术，并且回来还得推广。徐磊祥说：“当时还真蒙了，怕自己搞不定啊。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项任务接了下来。”学习回来，徐磊祥成了乡亲们的老师，但由于是半路出家，他常常被大伙给问倒。为了解决农民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请来县农技站的老师给村民开了个“田间学校”，这燃眉之急才算解了。
为了给村里引进经济效益高的蔬菜品种，村官们常常自掏腰包，自己先试种，成功后再推广。徐磊祥选中的是荷兰无籽西瓜，而康庄镇四街村的村官翟洋选的则是在城里新近流行起来的雪莲果。
2008年5月19日，翟洋栽种了第一批雪莲果种苗。为了宣传，翟洋还开通了博客，把雪莲果的知识介绍给村民。2009年，翟洋的雪莲果种植技术得到推广并取得突破，为雪莲果种植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