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查乾隆十四年南和知县周焕章等编纂《南和县志》却只有“大通桥”，不见有“小姑子桥”的记载。乾隆十四年《南和县志》载：“大通桥，城西北十三里小胡村，路达任县。（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乡民李义等建。（明）正德八年（公元1512年）乡民胡显宗重修。”这与桥东普济寺的明代《重修观音寺镇护石桥记》碑中的记载是相同的。古代修桥要经过官府的批准，且在平原地带修建石桥花费极高，小胡村的百泉河上只会有一座石桥，即“大通桥”，应是可信的。按逻辑推理，情况应该是当初袁氏一家的大嫂为小姑子所建桥为木桥，后年久失修，难以通行。《南和县志》载：“成化九年6月，大水”。成化十年，乡民李义、贾斌等人将其改建为石桥，官方定名为“大通桥”。

大通桥”，宽两丈，长十丈余，为三孔石拱桥，中间一大供，两边两小供，桥中部拱圈上雕刻有镇水兽；桥栏杆上还雕刻着花草、石猴、石狮，形像比真，做工精细。在古代，小胡村地处冀鲁古道上，想当年，经商贩运，过往行人，善男信女，在石桥来往不绝，累了，在桥边的大槐树下乘凉；渴了，喝着甘甜的百泉水，说着从各地听来的故事，那热闹的景象，犹如田园诗一般美好。历经五百多年的风雨，石桥虽然已经破旧，桥下部也深埋于地下，但至今仍是小胡村通向县城的主要通道。

百泉河东岸，紧挨着石桥有两颗古槐，相距2米。西侧的那颗明显较老，粗为两人合抱，中部已经成空洞，但上部仍枝繁叶茂；东侧的那颗好似年轻些，树干强壮，高耸云端。问村民是先有桥还是先有槐树，不得答案。两颗古槐下，不知有过多少代人享受着它的恩赐，静静地守候着石桥。

在古槐、石桥的东边北侧，有一座古老的佛教神庙，名叫“普济禅寺”（普济寺）。庙中有古碑八、九通，最早的两通均为明代重修石碑，一个是《重修普济佛堂碑》，一个是《重修观音寺镇护石桥记》碑，两碑均在文革时期被用作修建桥涵的石料，碑文被石头凿凿掉了半部。

关于普济禅寺何时修建，有这种说法，一说初建于隋唐时代，一说初建于南北朝时期。从现存的古碑来看，普济寺在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嘉靖一十八年（公元1539年）、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及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曾进行过四次重修。

相传，南北朝时期，诸侯割据，妙庄王在南和建立兴林国。他的三女儿妙善俗称“三皇姑”，离家出走到几十里外的南和白雀庵出家为尼。妙庄王大为震怒，就火焚白雀庵。“三皇姑”在赴石家庄苍岩山修行的途中，路过百泉河时，因河宽水急无法通行。这时追兵将要赶到，突然一棵大树无风自倒，横跨两岸才使“三皇姑”得以通行。“三皇姑”省悟到此地必有灵气，便抛下一颗拂珠，使其修善行德。从此这里就有了小庙一座，住僧一人。小庙历经几度春秋，香火渐旺。

到了唐代仪凤年间，普济寺达到鼎盛时期。当年娘娘武则天东游泰山，路过此地时突降暴雨，幸好入庙避雨。为此，娘娘返京后立即降旨扩修此庙，因小庙住僧常做善事广济黎民，就赐名“普济寺”。扩建后的普济寺殿阁林立，神圣宏伟，享有田园300亩，僧众达百余人。据说正殿的壁画“助仙西行图”、“娘娘避雨图”均出自当时箸名画圣吴道子之手。还铸巨钟一口（此钟高达五尺，于解放初期被毁），鸣闻十里。众僧诵经时，香烟缭绕，钟鼓齐鸣，其场面好不壮观。

普济寺历经“安史之乱”、“靖难之役”千年沧桑，时胜时衰，直至明代才得以重修。据乾隆十四年版本《南和县志》记载：“南和北野寺（指普济寺）者，于明永乐年复修也。”重修后的普济寺，仍保留了唐代风格。其田园还有百亩，僧众30余名。明代明代右副都御史朱正色（南和朱营人）退隐故里后，曾多次来游览，观其当地民风纯正，撰写了“劝世良言”刻于庙中。清代著名的《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山东淄川人），赴邢州会友时，常借宿于普济寺，孤灯下伏案撰文。他在日志里曾写道：“冀鲁故道有古刹（指普济寺），浮白载笔托旷怀。”据说《聊斋志异》中的《青梅》、《香玉》等众多名篇均是在此完成的。

解放初期，正殿中壁画上的人物还依稀可辩；明代重修普济寺的古碑尚存；1958年拓荒搞深翻时，在寺后僧墓中挖出的股骨残骸，竟长达2尺有余。

解放后，普济寺曾一度改作学校使用。2005年，学校搬出后，定州兴国寺住持法统法师（原籍小胡村人），得知小学搬迁的消息，发心重修普济寺，在各界人士的大力鼎助下，经过两年的努力，建有大雄宝殿一座，两座东西厢房36间，初具规模。到2013年普济寺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大雄宝殿高11米，为3纵5阔式仿古立体结构，琉璃瓦脊，飞檐斗拱，四角跷首，巍峨壮观，庄严古朴；殿内塑有释迦牟尼佛像及群生像共26尊，特别是正堂三通佛像，高达5米，造型庄重、端庄，形态逼真。两座东西厢房均为两层钢筋混凝土立体框架结构，布局得当，建筑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