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宣传家，“戊戌变法”遭通缉流亡日本。1902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他将变法失败的症结归为“民智不开”，并认为中国要完成维新大业，必须改良群治，即让老百姓了解“身外之身，世界之外世界”，也就是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状况。此时，他认为小说是开民智最有力的武器。为了让国民重视小说，他夸张地宣称“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它与人生息息相关，“如空气，如菽麦，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他偏激地宣称，我国的古典小说，因华坛商贾制造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恶狐鬼思想，都与腐败的封建观念相联系，必须抛弃。而“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在这篇呐喊“小说界革命”的文章，文胜于理，激情掩盖了创造性的缺乏。他不仅对“群治”、“新民”、“新小说”等当年时尚语汇未及仔细说明，而且把小说推到了云端之中，让其承担了无法充当的社会角色。 然而，在当年的上海，梁启超此言一出，如平地一声响雷，它震撼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并很快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别士、楚卿、松岑、陶佑曾等人纷纷发表文章，他们除了赞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观点外，沿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思路，鼓吹“新小说”，强调小说改造社会功用和价值。 当理论成为一种风气时，它常常有意想不到的神力。20世纪初“新小说”理论影响就是如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在上海广泛传播后，当年一批知名的作家和翻译家相继站出来表态，以示跟随时代前进。李伯元在主办《游戏报》时，曾公开声称“觉世之一道”是“游戏”，他推崇玩世不恭的情感，倡导游戏人生。但是，1902年在《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一文中，李伯元突然换了个模样，他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桑崛起，推波助澜”，“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此时他强调自己编发小说的目标是“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危险而立鉴”。这些话几乎是梁启超语言的一种翻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则沉重检讨自己，称“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之进步大阻力，五六年光阴虚掷于此”。他表示告别过去，从头开始走新的创作之路。与他人合译《茶花女遗事》而闻名的翻译家林纾，也宣称自己过去译著“言情者居其半”，并表示从今往后“纾其摭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 别士、楚卿等人的应声呐喊，李伯元、吴趼人、林纾等人脱胎换骨，新的知识分子不断进入创作队伍，“小说界革命”口号用“神话”般的理想，点燃了当年上海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一方面，它使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变成了一种大众能参与的事业，“以详尽之笔，写已知之理”。另一方面，新文学、新小说之路，突然让无数知识分子找到了表达情感与谋生的最佳道路，一时上海文坛异军突起。有人描述当时上海文坛情景时说：“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之颉颃，然中国而论，界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这话一点不过分，从1902年到1910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问世，其中16家在上海。如果稍稍往后再移一移眼光，1902年至1919年，全国问世文艺期刊总共为59种，上海出版发行有55种，据全国总数的93.2%。阿英《晚清小说目》中记录，近代全国出版创作类小说599种，其中上海问世的369种，占总数的61.6%，翻译作品上海占全国84.7%。如果我们将另一个因素考虑进去，《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近代最著名的代表作都是在1902年以后问世于上海。创刊于日本的《新小说》杂志，第二年移师上海。《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近代我国著名的文学期刊也都是在1902年后在上海诞生的。那么，上海近代文学的繁荣，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是无法分开的。写上海文化史、文学史必须浓墨重彩地写上梁启超的这份功绩。否则，上海近代文化历史便是不完整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催发了上海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它在文学创作上改变了传统的审美趣味。明清以来，才子佳人、男欢女爱的故事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重头。1892年，韩邦庆在上海发表的《海上花列传》，及1900年陈蝶仙在杭州出版的《泪珠缘》，这二部曾在上海流传很广的长篇小说，其故事的框架仍然沿袭着才子佳人、男女情爱的模式。1902年“小说界革命”口号提出后，男女情爱的故事，以后几年中在上海几乎销声匿迹。虽说也有《自由结婚》这类作品。但是，作家则是“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少年男女的爱情，成了作品中两人“建立国家之大业”的引线。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倡用小说“借阐圣教”，它在近代上海产生的神奇结果，今天来看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梁启超的小说实用工具说，其本质上并没有跳出我国古已有之的“诗言志”、“文载道”的观念。而且用小说鼓吹“爱国之思”，行“劝惩之意”，实践的结果，它使文学作品非驴非马，“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梁启超自己亲身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及一批政治意识很浓的作品，如《自由结婚》、《卢梭魂》、《东欧女豪杰》等，都有“议论多而事实少”，“开口见喉咙”的毛病，即便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是角色繁多“过甚其辞”。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百年前近代上海文学的辉煌，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为什么在当年会点燃上海文学和文化繁荣之火呢？1902年上海，虽说开埠已经有半个世纪，西学东渐颇有模样，但在文学的观点上，当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挣脱传统的束缚。我国虽早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一说，这里所说的文从未将小说列入其内，《汉书·艺文志》开始，小说便弃于“可观者”诸家之外，真德秀所编《文章正宗》里，将文明确归为辞令、议论、叙事、诗赋，而用虚构方法创作的小说，被排除在外。由于传统习俗视小说为“鄙其琐猥”之物，历代“著绅先生，视小说若洪水猛兽”。因此，文人仕途得意时，有谏草、有辞令、有诗赋，唯独没有小说。相反，曹雪芹、吴敬梓等小说作家，都是些身世凄凉、境遇落泊之文人。鲁迅曾感叹“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家的”，“做小说的也不能称文学家的”。 “小说界革命”，“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梁启超的这些说法在近代上海所以石破天惊，它将传统的文学观念翻了个顶倒，“末技”、“小道”也能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这解决了徘徊于新旧间上海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疑虑，写小说并非是人生的落暮，它是经世之伟业。这活人人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去干。再说，戊戌维新失败，庚子国变，世道纷乱，全国上下都深感“政府不足图治，顿有抨击之意”。写小说，“将胸中所怀之议论”寄于此，宣泄个人心中郁结的不满与情感。更为重要的是，当年上海的文学已经走市场化道路，写小说能解决个人生计问题，至少有份外快能贴补生活。思想束缚的解除，生存与精神情感的双重满足，它使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新小说”的提倡如投入干柴的星星之火，瞬间便成熊熊烈焰，由上海烘起而蔓延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