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期的法国，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角逐，构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要场景，工人阶级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还只是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他们虽已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却并未象后来那样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力量。到了19世纪下半期，法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盛时期，经过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19世纪的法国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幸、悲苦的阶级，他们在贫困、愚味、落后中挣扎，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光荣、伟大的阶级，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们谋求自身的解放。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产业革命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飞速发展。工业发展给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却使工人阶级陷于极其悲惨的境遇，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加，工人的生活却日益贫困。巴黎的居民有一半以上过着可怜的行乞生活。

绮尔维丝

主人公绮尔维丝出生于1828年，死于1869年。

绮尔维丝一生含辛茹苦，倍受凌辱。早年少小当家，继而为活命苦苦挣扎，到处找活干，把青春都付诸渗着血汗的劳动中。婚姻的挫折打击绮尔维丝，办手工厂的困难折腾她，周围的暴发户们挤压她，官吏敲榨她，她丈夫的受伤和女儿的堕落更是撕扯她。最后，绮尔维丝不得不在社会浊流的冲击中走向消沉、堕落，精神崩溃，黯然死去。

古波

古波是一个品质善良，活泼爽朗的青年，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不沾恶习，踏实肯干，但生活不断地捉弄他，社会不断地残摧他，各方面的流言蜚语也不断地刺激他，后来偶然坠楼，伤身伤心，从此一撅不振，终于酒精中毒而死。

顾奢

顾奢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是作品唯一能摆脱“遗传规律”、廉洁一生的正面形象。他心地纯洁、高尚，不染肮脏、堕落之气，有同情、慷让之心。

《小酒店》主题思想：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

绮尔维丝独自经营着生意红火的洗衣店，独自赡养着没人照顾的古波妈妈，抚养着上学的儿子和年幼的女儿，独自偿还因开店而欠下的债务。在充满压力的底层社会，绮尔维丝自立而艰辛地生活着。对于她来说，心理上的劳累要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疲劳。她在不辞辛苦地劳作着，而古波——她最爱的丈夫，不仅不关心她，反而无节制地挥霍她节衣缩食积攒的钱财。

绮尔维丝渐渐地不甘心这种没有回报的付出，只不过她内心深处对古波行为的不满不是从言语上的恶语相向来表现，而是变成了“以恶抗恶” 。此后，她不再存款，不再为欠款发愁，还会编造各种理由借钱和欠债不还，常常随便找个理由大吃大喝，不吃掉最后一粒铜子决不罢休。绮尔维丝早期的勤劳节俭之风已经荡然无存。情人朗弟耶的归来将剧情推向高潮。如果说朗弟耶抛弃绮尔维丝是促成其自立的话，他的归来则加速绮尔维丝奔向死亡的步伐。这个阴险的男子怂恿古波夫妇花掉能借到的每个铜子以满足他的胃口，甚至劝他们关闭洗衣店退租房子，当他再不能从这对夫妇身上榨到一丝油水时，便将他们一脚踢开，寻找新的猎物。绮尔维丝只能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度过残生。一个柔弱多情的女人就这样毁在两个自己曾经深爱的男子手中了。

除了自身性格上的弱点外，社会因素也是促成绮尔维丝走上死亡的重要因素。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们，政治上没有地位可言；经济上虽辛苦工作，但薪水菲薄，甚至不能满足生存需要；精神上又要面对现代化发展如洪水猛兽的冲击所带来的对不可预料的未来的恐惧。因此，他们不可能客观地分析和认识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只会看到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而心怀不满，这种不平衡又常通过酗酒、打老婆等简单粗暴的方式表现出来。

以绮尔维丝的丈夫古波为例：在受伤前古波是一个勤劳、节俭、没有任何恶习的好青年，但受伤这件事沉重地打击了他。病榻中的他思考着自己努力工作却勉强糊口，“绅士们”却不劳而获，从而认为社会的不公平。思想的巨变使他全盘否定了自己以前曾乐观接受的一切，不再工作，不再节俭，而是通过酗酒、打老婆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阶级剥削和阶段压迫的不合理性，可是由于自身思想认识的局限，又不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所以思想陷入了苦闷。其实，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资产阶级的发展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一方面是由于早期资本积累时期的剥削压迫、投机冒险、唯利是图、自私凶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成功也与他们身上所具有勤奋、智慧、上进，面对困难善于思考，百折不回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分不开的。

象古波这类不想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而是怨天尤人、懈怠沉沦的手工业者，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整个欧洲，都比比皆是。而个人的不满又以酗酒、家庭暴力等形式表现出来已成为下层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资产阶级一些教育家常常把它归结为工人未受教育，未开化的原始行为，从而鄙视整个无产阶级。这种无产阶级仇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鄙视无产阶级的结果导致阶级对立严重，阶级矛盾尖锐。

同样生活在底层的绮尔维丝之类的小手工业者的妻子们对从母辈们那里延续下来的被殴打的命运逆来顺受，因为她们同他们的丈夫一样，常常感到生活的重负和对前途未卜的恐惧，正像绮尔维丝所说的那样，感觉自己“像掷在空中一个铜子”，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正是造成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的重要原因。

以绮尔维丝为代表的酗酒沉沦的下层手工业者们，虽然只是广大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身上反映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绮尔维丝的悲剧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必将被社会淘汰的小人物的普遍命运。

《小酒店》写出了巴黎表面繁盛背后的血淋淋的景况，也大胆采用了平民用语而一反当时文坛盛行的典雅与工丽。《小酒店》作品大胆地塑造了工人的形象。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管是绮尔维丝，还是古波、朗弟耶，都是贫民窟里的活生生人物。他们既勤劳、朴实、宽厚，又粗犷直爽，不拘小节。他们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叫人惋惜、痛心的一面。他们的形象是由典型事件和典型环境逐渐烘托出来的，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绮尔维丝最低的人生理想，一个也没有实现。她的人生是个地道的悲剧。造成她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二：

1、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工业革命的压力，造成了绮尔维丝周围的小手工业者们的生存困境，为了逃避现实，他们醉生梦死，酗酒性乱，滥施家暴，懒惰成性。而缺乏定力、随波逐流的绮尔维丝，就很容易被这个环境同化、裹挟而去。

2、是她个人的性格使然。绮尔维丝曾吃苦耐劳，这也是她在第一阶段能逆境生存，乃至创业初成的主要原因，尽管她后来堕落了，但至死都保留着善良的本性：赡养古波妈妈，照顾伯鲁伯伯，爱护小拉丽，不愿毁灭顾奢。但她在与朗弟耶和古波的关系中一直是极其懦弱和被动的。对他们的恶习、恶行一再宽容和忍让，实际上起到了纵容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自己干脆同流合污，被他们带进了毁灭的深渊。不过在当时的欧洲，男权至上，妇女只是男人的附庸，她的这个性格弱点也有一定的时代因素。

小说中还有一个着墨不多，但最令人心酸泪下的酗酒和暴力的牺牲品——小拉丽。她是个长得“只有冬瓜大小”的8岁小女孩，在母亲被酒鬼父亲踢死后，就成了这个家里的“小妈妈”。她费尽心力地照顾5岁的妹妹和3岁的弟弟，勤快地操持家务，同时还要每天承受醉酒父亲变着花样的毒打。她像一只战战兢兢的温柔小猫，面对酒鬼父亲疯狂的巴掌和皮鞭，不哭不喊，只是睁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忍受着。“全层楼的妇女们合起来还比不上拉丽一人能够忍耐痛苦哩！”她连面包碎片也不得一饱，瘦极了，弱极了，以至扶着墙壁走路。但她始终温和，始终尽心竭力，比中年人更有理智，更能尽母亲的责任。她终于被她的酒鬼父亲虐杀了，她小小的身体“没有肉了，骨头穿破了她的皮。她的两肋之间有一条一条的青纹直到她的大腿，鞭子的痕迹留得很真。左臂上留下了一圈铅色的伤痕，竟像一把老虎钳子把这火柴般大小的手臂挤碎了。右腿上有一处裂痕还未封口，大约是每天早上收拾房子的时候被碰伤了的。自头至脚，她全身都是紫黑的伤痕。”小说有意地把小拉丽作为娜娜的补充——在环境恶劣的工人家庭里，少女们不是被折磨至死便是走向罪恶。小说通过小拉丽怵目惊心的悲惨遭遇，揭示了酗酒和家庭暴力的严重危害，凸显出社会改良的迫切性。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对工人的生活恶习发出了警示，并期望当权者加快进行社会改良。作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来劝诫工人们要工作勤勉、节俭克制，远离怠惰和酗酒。顾奢是给工人们树立的好榜样。他辛勤工作，洁身自好，虽也曾喝醉过，但能及时从父亲醉酒杀人又自杀的惨痛教训中清醒过来。对他而言，内部遗传基因不起作用，外部的恶习也无法侵蚀，他虽然生活在污浊的环境中，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小说对绮尔维丝夫妇酗酒、纵欲破产后的非人生活和悲惨死况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渲染铺陈。左拉“哀其不幸，怒其不醒”，希望人们能以此为戒，勿蹈其覆辙。面对工人阶级贫困和堕落的现状，左拉开出了自己疗救的药方：整部《小酒店》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关闭小酒店，开设学校。左拉是希望通过从上而下的社会改良，来改善工人的不幸处境，治愈社会的这个疮疤的。

人物形象

《小酒店》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作者的自然主义创作原则。手工业工人古波和绮尔维丝夫妇俩是作品的主人公。开始，他们为自身的生存和温饱辛勤地劳动。不幸，古波在一次劳动中跌伤，绮尔维丝不辞劳苦，精心照料他。然而出乎意料，古波在养伤期间，“一种堕性趁他养病的机会慢慢地侵入他的肌体，使他感觉到无所事事的舒服” 。他东走走，西逛逛，染上酗酒的恶习，从此，就一直沉迷在酒里没有清醒过。古波迅速地变成一个懒汉和酒鬼。

小说塑造了主人公绮尔维丝这个世界文学史中的著名女性形象。小说从1850年她22岁到巴黎至1869年去世，写了她20年的人生经历，跨越了几乎整个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所以，她是第二帝国时期悲惨的手工业妇女的代表。纵观绮尔维丝的这20年，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积极向上的贫穷——创业时期和纵欲堕落的破产——毁灭时期。在第一个阶段，绮尔维丝为实现自己朴素的生活“理想”而不懈努力：“天啊！我不是存奢望的女人，我的心愿只是在乎能够安然地工作，常常有面包吃，有一个干净的地方睡觉，我也希望抚养我的孩子们，叫他们将来好好地做人。我还有一个心愿：假使我有一天和一个男子同居，我希望不被他打，我劳碌了一辈子之后，我愿意在我自己家里的床上死去。”她在母子被遗弃的陌生环境中自强自立。这时的绮尔维丝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健康美丽的。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牙齿洁白，虽然右腿有点微跛，但算是个金发美人。她与追求她的锌工古波结了婚。此时的古波“是个好工人，不躲懒，也不喝酒”，每天把工钱交到妻子手里。

绮尔维丝也辛勤工作，她在分娩的当天还在洗衣店做工，阵痛发作回家后还为丈夫准备晚餐，以至于将孩子生在了地上。分娩第二天就起身做家务，第三天又开始上工。绮尔维丝勤俭持家，渐有积蓄。这一时期，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搬了新家，置了家具，可以说是绮尔维丝一生中生活最稳定、安乐的时光了。古波工伤，生命垂危，绮尔维丝目不交睫地守护，为救治丈夫倾尽准备开店的500法郎。但生活中更大的阴影是古波伤愈后的怠惰和喝酒。在铁匠顾奢的帮助下，绮尔维丝梦寐以求的洗衣店终于开张了，她焕发了生命的全部能量，工作热情高，服务质量好，生意越来越红火，还雇了3个女工帮忙。此时，“本区的人们终于非常尊重她，因为人家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好主顾，一到期就付账，不计较小事，也不拼命讲价，每当她出去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向她问好。”她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

但好景不长，很快她就跌入第二阶段。古波旷工、酗酒日甚一日，久而久之，绮尔维丝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做妻子的，有了一个喝酒败家的丈夫，与其让他把家中的钱都拿去买烧酒喝，倒不如把肚子填一填还好些。绮尔维丝变成贪吃的人了，也就自暴自弃，把这话当成原谅自己的理由。”祸不单行，此时当初抛弃她和孩子的朗弟耶又找来了，愚蠢的古波引狼入室，请朗弟耶吃住在家里，“她要供养两个游手好闲的男子，店中的收入是不够的。每天的面包、酒、肉都是赊来的，到处有她的欠账，各商店里的人们对她不像从前那样有礼貌了。但是她似乎因负债太多而麻木了，自从她买东西不付现钱之后，她越发任情地大吃特吃了。”而且，在朗弟耶的勾引下，她逐渐习以为常地过起了一女二夫的淫乱生活。“她好像一支蜡烛，被他们把两头燃烧着。”洗衣店终于被他们吃垮了。绮尔维丝重新到别人的洗衣店里去打工。但“她更颓废了：她更常常不上工，整天到晚跟人家谈天，懒惰到了极点，”还跟着古波喝起了烧酒，变成了一个肥胖邋遢、毫无廉耻的酒鬼。终于，到处人家都不要她帮工了。她饿极了的时候，甚至站街拉客，在饭店门前的沟里与狗争食剩菜。最终，女儿娜娜在父母的影响下，从一个扎花女工沦为暗娼。古波酒精中毒癫狂症发作而死。没钱交房租房的绮尔维丝被房东赶出了房间，她便在屋顶楼梯底的小窟窿里容身。直到一天走廊里发出臭气，人们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叙事技巧

为了渲染绮尔维丝命运的悲剧性，《小酒店》作品运用了象征主义的一些技巧。如在她的一些重大的生活关头，总是出现不祥之兆：

绮尔维丝结婚的当晚撞上了收尸工巴苏歇；她的生日庆宴请了14位客人只到了13位，出现了不吉利的数字；她为古波妈妈办丧事的时候，办事的人都以为死者是她本人，巴苏歇竟以为棺材是为她准备的。巴苏歇在小说中可以说是死亡的象征，他的频频出现一再预示了绮尔维丝的悲剧结局：她破产后竟住在了巴苏歇的隔壁；在绝望的情况下也曾去找过巴苏歇想尝尝死亡的滋味；小说最终也是以巴苏歇给她收尸结束。此外，哥伦布酒店里的那个拟人化了的酒精蒸馏器，就是酒毒威力的象征。它的影子“像许多有尾巴的妖精，它们张开了大嘴，似乎要吞灭整个人类”。金滴路染坊里流出来的那股废水，也颇有象征意味。当绮尔维丝对生活充满希望时，它是红色的；当她决定与古波结婚时，它是蓝色的；当她倒霉绝望时它是黑色的。

左拉在描写工人因酗酒懒堕的同时，还描写了勤奋而发家致富的工人样榜——马烈士哥，他是沿街磨刀的手工业工人，因为靠辛勤的劳动，后来赚了几百万法郎，成了一家很大的刀剪店老板。作者由此总结发家致富的规律：“工作是一切成功的基础” 。

在19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兼并，小手工业工人的失业贫困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一般来说，勤俭摆不脱贫困的结局。可见《小酒店》所描写的工人贫与富的归宿，同样缺乏社会基础，缺乏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1876年4月13日，描写工人的小品——《小酒店》在巴黎的《公共福利报》上连载。出乎左拉意料的是这部小说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到6月，小说不得不停止刊载。后来，转到《文学界》上发表，马上又遭到检查官的干涉。出版商决定改出单行本，把稿子拿到比利时出版。

1877年2月，《小酒店》单行本出版，紧接着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小酒店》拨动了当代社会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激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激烈反映，它在当时一版再版，一时竟成了畅销书。巴黎有人把《小酒店》搬上舞台，到处有人在谈论绮尔维丝的故事，甚至在流行歌曲中也出现了她的名字。

爱弥尔·左拉（法语：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作家。生于工程师家庭，7岁丧父，生活困顿。1857年和母亲随外祖父迁居巴黎，读完中学便当码头工人。1862年进阿谢特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其出众的诗歌才华升为广告部主任。作品有：《给妮侬的故事》（1864）、《克洛德的忏悔》（1865）、《马赛的秘密》（1867）、《黛莱丝·拉甘》（1867）、《玛德莱纳·菲拉》（1868）、《人间喜剧》、《金钱》（1891）、《小酒店》（1877）、《三城市》、《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