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中现实感的“营造”，始于林培源关注和书写现实的“切入点”，即典型“小镇人”身份的构建和对“潮汕文化”的熟悉。对于“小镇”这一概念，学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小镇’指县（县级市）及乡镇较为合适。”可以确认的是：小镇是介于现代化的城市与相对落后的乡村之间的一种“过渡地带”，而“小镇人”则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一个特殊存在的群体。他们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但他们既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制约，也受到自我身份认知不确定性的困扰。“小镇人”和“农村人”一并被文艺作品“默认”为“底层”主体。而“底层”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的存在。”“小镇人”是活动在小镇上的主体，“小镇人”的穿衣打扮、说话、职业、生活习惯，构建出小镇的精神风貌。“生活”在《小镇生活指南》中的底层“小镇人”包括：《奥黛》中的养蜂人阿雄；《青梅》中典型的小镇劳动妇女蓝姨，一度靠种香蕉、卖菜辛苦持家；《躺下去就好》里的棺材铺木匠的儿子庆丰，“棺材”成了他一生的“心结”；《水泥广场》里的慕云，经营着一家窗帘店，像大多小镇的中老年妇女一样，跳广场舞成了她度过困顿生活的消遣；《姚美丽》中的姚美丽是游戏厅的老板，见证了清平镇一代代青年长大；《他杀死了鲤鱼》中的鳏夫顺伯是守庙人；《最后一次“普度”》中的高裁缝是时代的弃儿，不仅遭遇家园拆迁、被迫搬家，就连其职业（裁缝）也遭到时代的遗弃；在《拐脚喜》中，开小卖部的张寡妇仍在遭受小镇封建思想的迫害，而她亦将这种思想施加在儿子庆喜身上，从而导致了母子的双重悲剧；《秋声赋》中的阿秋是一部分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小镇青年的缩影，父母对他求学理想的扼杀导致了他的精神走向崩溃；《濒死之夜》中的“他”的命运则更具悲剧意味——被家人抛弃、被小镇抛弃、被“世界”抛弃，最终成为杀人凶手、走上自戕的结局。《小镇生活指南》中的人物构成了老、中、青、妇、孺等“小镇人”的群像。在描述这一群人的时候，林培源行文巧妙、克制，多以“第三人称视角”或使用“叙述者”进行叙事，一方面避免了主观夸大、渲染“小镇人”的“悲惨生活”与“绝望情绪”；另一方面则自然流露出来“小镇人”的复杂性、矛盾性。来自潮汕“小镇”的林培源，既以“小镇人”的身份热情地“体验”小镇，同时又以“出走者”的身份回望小镇，因而他笔下的“小镇人”真实可感。

林培源将清平镇中的芸芸众生置于自己熟悉的“潮汕文化”中，构成了鲜明的文化叙事风格。所谓“文化叙事”，指的是“从文化角度进行审视、关照、考察、透视、批判等叙事行为，对小城镇社会群体的文化关照和对小城镇风情风物的展示，是文化叙事的核心内容。”在《小镇生活指南》中，林培源对小镇民俗、民情的描摹，彰显出鲜明的潮汕地域特色，其中最为直观的便是潮汕方言的使用。语言代表了一个地域的文化传承和历史传统，是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在该书中，“姿娘仔”“后生仔”“水猴”“厝边头尾”（街坊邻居）等潮汕方言的融入，为小说营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值得一提的是，林培源并没有走进大量使用冷僻的方言俚语来增加地域特色的误区，相反，他所使用的方言是经过精心择取和提炼的，在贴合人物身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小说语言的美感，也能照顾非潮汕方言区读者的阅读体验。

其次，在《小镇生活指南》中，林培源以潮汕地区的民土风情、饮食传统和婚丧嫁娶等，构建清平镇的风俗传统。比如《奥黛》通过养蜂人阿雄的身份，呈现了龙眼、荔枝、水稻种植等岭南地区的农业文明；《青梅》为读者呈现了潮汕地区的饮食文化，如小说叙述人“我”的母亲做的“田七炖鸡”等药膳、蓝姨做的青梅酒和青梅酱、蓝姨进城时为女儿带的“薄壳米”等；《水泥广场》有对潮汕地区婚嫁习俗的描摹；《姚美丽》则穿插了潮汕特色戏剧——潮剧；《他杀死了鲤鱼》中，既有对潮汕地区游神赛会这一传统民俗活动的描写，也有对祠堂文化的涉猎；《最后一次“普度”》对潮汕地区“七月半”（中元节）做了详细记录，卤鹅、施孤（普度）、“布田”等祭祀细节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拐脚喜》中则有对潮汕地区“驱鬼”文化的描写；《濒死之夜》的“佛祖娘”“水猴”（水鬼）则是潮汕人民鬼神信仰的象征。概而言之，对潮汕地区民俗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林培源对于故乡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潮汕文化的传承和反思。由此，典型的“小镇人”形象和真实的“潮汕文化”使得清平镇这一虚构的潮汕小镇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

荣誉表彰

《小镇生活指南》获选《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中文小说。

林培源，1987年生，广东汕头澄海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说叙事研究。曾获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作品入选《2019短篇小说》《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等。201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