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到校视事33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34。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35学有心得，能裨36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37，无虞38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39日长，随时再为商榷40可也。

1.严几道：即严复（1853年-1921年），几道是他的字，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

2.预科：当时北京大学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预科相当于北京大学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免试升入本科。

3.况时阅数载：况且时间经过几年。 阅，经过

4.长（cháng）足：形容进展迅速。

5.抱定宗旨：抱定研究学问的宗旨。

6.肄（yì）业：在这里是就学的意思。肄，学习。

7.指摘：指出错误，加以批评。

8.干禄：求取功名利禄。禄，古代官吏的俸给。终南捷径：比喻达到目的的便捷途径。

9.提携：比喻在事业上扶植后辈。

10.弭谤（mǐ bàng）：禁止非议，制止指责议论。弭，消除，平息。

11.问心无愧：指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12.孜孜：勤勉。

13.则求造诣，容有底止：学业达到某种程度。容有底止，前途可望。容有，或许能相当深。底止，深的意思。

14.乖：背离，违背宗旨。

15.冶游：同“游冶”，四处游玩。

16.束之高阁：把东西捆起来，放在高高的架子上面，比喻放在一边不用它，不管它。

17.当轴：旧指当政大臣，比喻居于政要地位。语出《宋史·苏轼传》：“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恨”。

18.贻误：错误遗留下去，使受到坏的影响；耽误。

19.砥砺（dǐ）：此指磨练。砥，细的磨刀石。砺，粗磨刀石。

20.日偷：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偷，苟且。

21.败德毁行：违背道德，败坏品行。败，使败坏。毁，使毁坏。

22.鲜：少。

23.力矫颓俗：全力改正不良的风气。矫，改正。

24.责无旁贷：自己的责任无可推卸。

25.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此句为宾语前置句。

26.乎：介词，同“于”。

27.庶：期望、希望。

28.衷：内心。

29.切磋：比喻共同学习，互相研究讨论。

30.相勖（xù）：相互勉励。

31.訾詈（zǐ lì）：指责，诋毁，谩骂。

32.店肆：店铺。

33.视事：官吏到职开始工作。

34.潜修：深入钻研。

35.期：希望。

36.裨：益处、有好处。

37.旁稽博采：广泛采集，旁征博引。旁稽，博采两词意义相仿，连用表示从多方面考察，吸收每个人长处之意。旁，广大普遍。稽，考察，考核。博，广泛，普遍。

38.虞（yú）：贻误。

39.会晤（wù）：见面

40.商榷（què）：商讨。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我刚刚在教育部工作。在开学那天曾为北京大学做了一点事情。各位都是从预科读下来的，所以想必你们也听说过我。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各位也一定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执掌北京大学，所以有三件事要通知各位：

一是抱定宗旨。各位来北京大学求学，肯定有一定的宗旨。如果想知道你的宗旨是否正大，就要先知道大学的性质。现在的人专科学校就读，学成之后有所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大学则不是这样。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常常指责咱们北京大学的腐败，因为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都是有着当官发财的梦，所以从预科毕业后，大多数是进入法律系，进入文科的很少，进入理科的更少。大概是因为法律是做官的捷径啊。因为一心想做官，所以不问老师的学问深浅，而是问官职大小。官阶大的人，特别受欢迎，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生有人提携啊。现在我国的政法工作者，大多是进入政界，专职做教授的人很少，所以聘请教师，不得不请兼职的人，这也是不得已之举。讨论外人指摘的合适与否，不具体说了，消弭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别人说我们腐败，但是我们不腐败，我们问心无愧，有什么可恐惧的啊。真是有做官发财的目的的话，北京有很多专科学校，进入法律系可以在法律学校学习，进入经济系可以在商业学校报考，又何必要来北京大学呢？所以各位要抱定宗旨，为了寻求知识而来，进入法律系，不是为了做官；进入经济系，不是为了发财。宗旨定下来，事情就都进入轨道了。各位在这里学习，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时间不是不少，如果能珍惜时间，努力学习，那么成绩会很大的啊。如果只是为了发财做官，宗旨就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平时不努力学习，临考试时再熟读讲义，不考虑有没有获得知识，只挣分数的高低；考试一完，就把书都扔在一边，混个三四年，有了文凭，借着这个在社会上走动，这岂不是与进入大学的初衷背离了吗？虚度光阴，毫无学问，是耽误自己啊。且辛亥那一战，我们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清廷的腐败啊。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对政府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的道德沦丧啊。现在各位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打好基础，勤奋学习，则如果将来为生计所迫，担任讲师，则一定会耽误学生的啊。进入官场，则会耽误国家，这是贻误别人啊。误人误己，谁又愿意这样呢？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一点希望。

第二，将德行努力砥砺磨炼，现今的风气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其是这样，败坏德行的事情，比比皆是，不是德行根基牢固的人，少有不被这种风气污染的。各位在大学学习学业，应当能约束自己，爱惜自己。国家的兴衰，要看社会风气是高尚还是低劣。如果都流于这种风气，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必须有卓越的人士，以身作则，尽力矫正颓废的社会风气。各位作为大学学生，地位是很高的，理应承担这份责任，不能推卸，所以各位不光要思考如何提升自己，更必须要成为他人的榜样。假设不修德，不讲学，和颓废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已是侮辱自己，更何谈成为他人的榜样。然而各位终日在书桌前发奋学习，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肯定会感到身体上的劳累痛苦。我为各位打算，不如用正当的娱乐活动替代不正当的娱乐互动，既不损害自己的德行，也对身体有好处。各位进入自己的专业时，曾经填写了志愿书，遵守本校的规章制度，如果中途违反，不就是当初的意思不一样了吗？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对待和修养。这就是我对各位的第二点希望。

三是敬爱师友。教员教授知识，职员服务大家，都是为了大家学习的便利，大家总不可能无动于衷吧？所以就应该以诚相待，尊敬有礼。至于同学住在一起，尤其是应该互相关爱，这样才会有互相交流学习的效果。不光要开诚布公，更要互相勉励，都在北京大学，则要荣辱与共。如果有同学道德有问题，举止有不当，社会上遭到批评，即使你自己德行合体，也难以辩解，所以大家更要互相勉励。我在德国，每当到商店里买东西，店主都热情款待，付钱接物，也都互相说谢谢。这虽然只是细节，但这是交际所需要的，普通人况且这样，更何况堂堂大学生呢？对于师友的敬爱，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三点希望。

我掌管北京大学才仅仅几天，很多校务还不是很了解，现有两个计划：一是改良讲义。各位都是既然要研究高深的 学问，自然与初中、高中有所不同，不仅要靠讲授的知识，还更要靠各位自己的潜心学习。以后印教义，只印提纲，细节上的，还有精要的内容，都由讲师口述，或者学生自己找参考，以求学有所得，能够真正对大家的学习有作用。二是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然多，但是新书很少，如果不广泛购书，必然不能足以给学生参考。现在正在筹集钱款，多多购买新书，将来书籍满架，自然可以多方参考，不会有知识上的缺乏。今天和各位说的就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都可以和我商讨这些啊。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诞生，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所有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但1917年蔡元培接任之前的北京大学，总的来说还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因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或八旗贵族子弟，来上学时，有不少还带着听差，上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对研究学问没什么兴趣，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

1916年底，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接教育部电，请他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这并非美差，当时的北京大学以学风败坏、腐败盛行而声名狼藉，所以蔡元培一到上海，“有多数友人劝不可就职”，说北京大学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劝他就职的，说腐败总要有人整顿。蔡元培最终听从的是这少数人的意见，走上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位。这篇文章就是他为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写的演说作品。

在办学方针上，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延请陈独秀等大批新学人物和刘师培等旧学人士进入北京大学，并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清除了一大批腐朽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他还在学生中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风气，树立新道德新风尚。该文就是他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演讲中，作者开门见山，在简单地回顾了自己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之后，就以校长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对青年学子提出了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这几点要求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北京大学的沉疴而提出的，可以说每一点都极富有针对性，都事关北京大学的前途和命运。

首先，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学的性质，明确求学的目的。他指出，大学不是做官发财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一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振聋发聩，直指北京大学多年弊端。他尖锐地指出，以前的北京大学学生多抱做官发财的目的来此读书，专业多以实惠取巧的法科为主，对于教师不以学问的深浅来衡量，而是只问官阶之大小等等。而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深层原因恰恰在于学校办学宗旨不明，大学日渐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因此，在批判种种腐败现象的基础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来北京大学求学的青年学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对此，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为求学而来到北京大学者，会倍加珍惜这几年的大好光阴，孜孜苦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底子。而如果只为做官发财而来，则往往容易敷衍塞责，误己误国。清朝的覆灭和目前人们对于当局的不满，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蔡元培对青年学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则着眼于品行。这一点也是有的放矢的。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极端无序和混乱。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后又经过历次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北洋军阀统治了当时的北京。蔡元培上任之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在思想领域，人们失去了旧有的道德规范，而新的又未曾确立，在道德失范的状况下，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败成风，“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风气使然，一般人鲜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青年学子洁身自好，又能有什么前途!因此，他希望北京大学的学子能以天下为己任，以身作则，担当起匡正流俗的职责，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即使娱乐，也要力求正当之娱乐。这些教诲既严肃认真又体贴入微，可谓语重心长。为改变学生中间的不良风气，蔡元培积极提倡在学生中间成立进德会，入会的人都要遵守不赌博、不饮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条。另外，他还积极促成体育会、音乐会、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业余研究机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养他们的正当趣味。

第三，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说的。他希望北京大学学子能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特别是同学之间要相互勉励，共同维护北京大学的荣誉。他还以自己在德国的亲身经历，论述良好的社会风气之必要，勉励青年学子相互友爱，共同进步。

这三点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当时却有着振聋发聩、匡正时弊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有了这样的办学方针和求学准则、做人标准，北京大学才从多年陈腐封建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上正轨，逐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成就今后的百年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演讲辞的最后，作者告诉在座的青年学子，自己近期要做两件事，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虽小，却是建构一个优秀大学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北京大学学子们最迫切需要的。作为一个校长，蔡元培为学校、为学生考虑得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细。

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就职演说，大都会阐释自己的施政纲领或对听众提出要求，这篇演讲辞二者融合而又侧重于后者。作为北京大学的新一任校长，蔡元培对青年学子寄予了厚望。他深知当时社会的污浊与北京大学的沉疴，因此，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要求。这三点可以说每一点都事关北京大学的前途和命运，也是青年学子们普遍关心的。这样，在内容上首先就抓住了听众的心理和兴奋点，引起听众的兴趣。 在结构上，这篇演讲辞思路非常清晰。演讲，由于是一听而过，时间有限，一篇演讲只能安排一个中心思想，而且要求中心突出。这篇演讲辞就是围绕着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北京大学学子而展开的，而且通篇都围绕着这一中心选择材料和组织结构。简短的开场白引出话题，正文展开话题，结尾总结话题，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在语言上，这篇演讲辞用浅易的文言文写成，在简洁凝练中透出文言文特有的古朴典雅。这篇演讲辞写作的年代，正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新旧两种文体并行的时期，当时的许多文章都带有文白混杂的特点。以这篇演讲辞为例，文章基本的框架还是文言文，有大量的文言字词和文言句式，多用单音词、语气词等，但另一方面文章又比较浅显，有许多口语成分，比起古文来好理解。因此，这篇演讲辞读起来既有文言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又有口语的明快易懂，学习时要注意体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阅读 大学 中文系》：“什么样人讲什么样话，如果一场毕业典礼，校长、教授、学生致辞的风格都一样，那就是失败的。校长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表达风格，也有自己的尊严。为了下面的欢呼而采取甚至不是每个学生都会去使用的语言，并不恰当。其实演讲者是容易受台下气氛影响的，如果为了掌声热烈就刻意朝那个方向走，我觉得是违背教育传统的，不符合校长的角色。一般来说，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当讲究仪式感:典雅、庄严、得体、立意高深。但现在大家对“大话”不感兴趣，毕业典礼也像一场娱乐演出一样，学生为自己兴奋的地方鼓掌，但校长致辞并不是为了要大家鼓掌的。好的校长演讲对学生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像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9年《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以及两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梅贻琦在1928年、1931年的就职演说，我觉得不仅在其后的10年、20年，乃至到今天都能为人接受。”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浙江绍兴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南下，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多个教育机构的官员。民主进步人士，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曾两次赴德留学。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至192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京大学，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方法，整顿校风，改革教学，网罗人才，使北京大学面目一新。1938年，被推举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中国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