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被解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1931年，布哈林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1934年任《消息报》主编。

1934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暗杀，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借此机会，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原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红军和红海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先后被捕、被杀。布哈林预感到自己即将被捕，他写了一封致未来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诵下来，然后把信烧掉。在信中，布哈林为自己所受到的冤屈辩白，呼吁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7年，布哈林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1938年2月，苏联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公开审讯。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布哈林被迫承认了这些强加于己的罪行。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口供的情况下，法官乌尔利希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1938年3月14日（一说15日），布哈林同李可夫等人一并被秘密枪决。1988年布哈林被恢复名誉。

天才少年，革命先驱

1888年10月9日布哈林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他5岁开始读书，以儿童特有的天真和热情，搜集甲虫和蝴蝶的标本。童年时代，他读完了家藏的莫里哀的作品，把海涅的诗背得很熟。

1901年初，12岁的布哈林以优秀成绩从小学毕业，进入莫斯科最好的中学学习。在中学阶段，他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最初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多，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1905年，他已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联系，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1905年是布哈林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转折点。布哈林后来回忆1905年革命时莫斯科的情景说：“工人们和学生们真正沸腾起来了”，“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急剧增加，群众走上街头，到处响彻‘工人的马赛’的歌声：‘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布哈林走出中学，整天去参加群众集会，听革命者发表演说。1906年，即起义失败后的反革命恐怖年代，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最初，他被分配在莫斯科河南岸区任宣传员。1906年秋，他和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把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青年小组联合成全市性的统一组织，并于翌年在莫斯科召开社会民主党学生组织全国代表大会，采取和布尔什维克党统一的纲领和策略。这年，他还领导过工人的罢工斗争。

1907年秋，布哈林考取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他很少在教室里露面，而是以更大的热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09年，他被选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5月23日，当他在莫斯科委员会开会时被捕，经保释出狱。1910年，他再次被捕。次年6月，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奥捏加。8月30日，他设法摆脱军警的监视，从流放地逃往德国的汉诺威，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活。

1912年，布哈林移居维也纳，除了在俄国侨民中搞党的工作外，还学习欧洲各国的语言，研究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在维也纳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在留居维也纳的几年里，布哈林对当时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即以柏姆-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维塞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进行了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用现代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说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创造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而是由商品对买主的效用大小决定。布哈林于1914年写成《食利者的经济学》一书，指出：边际效用学派抹煞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这是靠投资坐吃红利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工业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食利者在资产阶级内部形成一个寄生的、多余的集团——它的典型表现就是靠剪息票为生——这决定了他们的兴趣全在消费领域，强调个人的、消费者的偏爱。边际效用学派就是这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在经济学上的反映。1915年秋，布哈林写成另一部著作《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分析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阐述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的实质，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既然带来了战争的恐怖，那么也暴露了资本主义致命矛盾的激化，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了。此外，他还写了多篇论文，以后收集在《进攻》文集里。1912年，布哈林曾专程前往波兰的克拉科夫会见列宁。列宁鼓励布哈林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8月，奥地利警察把布哈林当做“外国间谍”拘禁起来，驱逐到瑞士。大战期间，进行反战活动会遭到各国政府警方的追缉，但布哈林并没有停止活动。完成了他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的写作。这是先于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列宁在看过这本书的手稿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1915年2月，布哈林出席列宁在伯尔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拥护列宁提出的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三条根本原则。1915年7月，他秘密到瑞典。在这里布哈林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建立了联系，可是不久因参加反战活动布哈林被瑞典当局逮捕。在斯德哥尔摩监狱关押了一个半月以后，被驱逐到挪威，后来又从挪威到丹麦。就是在这种到处流亡的情况下，布哈林也没有中断过他的理论研究，1916年10月，布哈林又完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书的手稿。这本书对社会主义者研究国家问题有较大的影响。

1916年11月初，布哈林秘密到达美国，参加在纽约出版的俄文报纸《新世界报》的编辑工作，并在美国各城市进行过宣传旅行，争取美国的左派人士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反战立场。布哈林在流离颠沛中坚持进行理论研究，遍读维也纳图书馆和洛桑图书馆收藏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写出一系列论文著作。列宁称他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著作值得每个不但关心经济而且关心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去研究。在获得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后，布哈林即取道日本回国。

十月革命，反对和谈

二月革命后，1917年5月，布哈林回到沸腾的俄国。他拥护列宁的《四月提纲》，重新当选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莫斯科的革命工作。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1917年7月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准备武装起义的日子里，他任莫斯科军事委员会委员，起草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法令、新闻、公报，等等，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是这个城市起义领导机关的核心成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担任《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成立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在革命实践中，布哈林一面表现了突出的才能和热情，也暴露出明显的欠缺和偏激。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专心致志于思想的抽象发挥，以至有时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当做教条；在实践方面往往表现得缺乏灵活的策略，这终于使他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犯了错误。

十月革命后，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布哈林同列宁发生了分歧。1918年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1918年1月21日、24日，2月23日的三次党中央会议上，以民粹主义的立场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以此激励西欧的群众”，进而推动“国际起义”。布哈林的立场曾使新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处于极端危机的境地。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签订对德和约的决定之后，他又领头发表声明：辞去一切党的和苏维埃的负责职务；同时保留自己在党内外宣传我们认为是唯一正确主张的充分自由。继之，布哈林等人出版了宣传自己派别观点的《共产主义者报》，发表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在对内、外政策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左”的主张。经过列宁的严肃批评和耐心帮助之后，布哈林才认识错误。7月，他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组织，回到党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错误。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在自传中还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

理论专家，不断探索

在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布哈林于1918年7月初参加了指挥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战斗。不久，当他在莫斯科委员会大楼里作报告时，被反革命歹徒扔过的炸弹炸伤。1919年3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后，他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理论研究方面，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了《共产主义ABC》一书，通俗并较全面地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此书曾先后再版几十次，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1920年初，他完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分析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书中论述了社会革命时期生产力暂时下降以及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的必然性；展示了过渡时期城乡关系的根本变化；探讨了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变化。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认为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由于此书写成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特别表现在否认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的作用等方面。此书的出版立即受到列宁的重视。列宁对此书作了详细的评注，指出书中的优缺点，并在总评中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说“重版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来说是很必要的”。

1920年，在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发生了工会问题争论。这个争论是由托洛茨基挑起的。在争论中布哈林回避当时的主要矛盾，站在了调和两种不同意见折衷（“缓冲”）的立场上。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布哈林的立场，认为他的说法在理论上是折衷主义，在争论中起了“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作用。

1921年春，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影响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现实的教育下，布哈林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开始同列宁及俄共（布）的大多数领导人站在一起，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这一时期，布哈林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是：不回避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能够抓住现实斗争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研究。他说：“谁不考虑事变的运动，谁不考虑特殊的情况，谁就提不出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的东西。”尽管布哈林的理论仍有缺点和片面之处，他对苏联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探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仍作出了一定贡献。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还在共产国际建立之前，布哈林受列宁委托参加了筹建工作。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被指定为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的报告人。大会结束时被指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局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副主席，以后的几次大会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不仅积极地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同时还帮助了德国、法国、日本、挪威、中国等共产党内一些问题的解决。他还为共产国际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例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就是由布哈林起草的。他对巩固和完善各国共产党这个国际组织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列宁在国际活动方面的重要助手。

列宁自忖病魔已不许他重返工作岗位时，给俄共（布）代表大会留下了如下的话：“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列宁在说了这段诚挚而中肯的话之后又补充说：这种评语“只是就现在来说的”，同时假定他“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党内斗争，一败涂地

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在1924年5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的五年，布哈林根据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详细地论述了他对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1924年，世界资本主义渡过了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苏联自执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民经济也已基本恢复。在这样的形势下，俄共（布）党内就经济建设应该遵循什么方向、苏联能不能在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

在列宁死后，列夫·托洛茨基、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和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结成左翼“取消派”，最初是反对外贸垄断，后来成为当时由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组成的政治联盟的最大敌人。

托洛茨基派不相信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要求立即结束新经济政策。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苏联，只能把农村当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内殖民地，把农民当作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对象。他们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中抽调到工业中来，增加农业税收，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实际上是要瓦解刚刚好转的工农经济联盟，结束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认为，如按托洛茨基的主张去做，将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为了驳斥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超工业化计划，布哈林写了《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怎样工农联盟》《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等一系列著作。布哈林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以下主张：1、解决工业发展缓慢问题，必须从发展农村生产力着手。关键是把农村经济搞活，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只有农村富裕了，有了市场，工业才能得到发展；2、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逐步实行农业合作化，先组织消费合作社，等条件具备后再转到生产合作社。通过这种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地发展过程，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反对过早地实行农业集体化；3；在发展速度上要保证长期的高速度，反对一开始就不顾现有的客观条件与可能，盲目地追求指标，要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4、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注意发展轻工业，使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达到完美的结合；5、在对待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上，布哈林主张少一点行政压制，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使他们的经济通过银行等手段“长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反对只限于使用镇压的斗争手段。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中，布哈林同斯大林一起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由于布哈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了当时党内外有声望的领导人之一。斯大林曾经公开支持布哈林说：“我们支持，并永远支持布哈林。”

1927年底，党内已基本结束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批判。工农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并将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同时，各种新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了，积累和消费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全国出现粮食收购危机。这就要求联共（布）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以及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这时，联共（布）中央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1928年初，国家在收购粮食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难，党中央政治局为此采取了非常措施。布哈林认为，党中央采取的非常措施是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和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多次说明了自己的主张。这样，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分歧，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新任的主席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是斯大林政策（即快速工业化）的忠实拥护者。

1928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派出中央代表监督布哈林等人的工作，布哈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和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三人提出辞职。政治局不同意三人的辞职，认为这是放弃革命，向敌人投降。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宣布他们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解除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又撤销了布哈林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惨遭处决，遗言留世

1930年布哈林降职担任计划科研工作规划局局长职务。在这以后，布哈林很少公开露面和写作。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仍保留了布哈林的中央委员的职务，从这个时候起他担任了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的主编，1935-1936年间，布哈林参加了苏联新宪法的制订工作。他曾是宪法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1936年又被派往法国巴黎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档案材料。可是，没过多久，宣布布哈林与叛国案有关。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布哈林）：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有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像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时所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共产主义ABC》等。1937年11月12日，布哈林在狱中开始写作《岁月》一书，这是他的绝笔，直至临刑前中断，历时4个月，共约30万字。

布哈林以博学多才著称，著书绘画，样样不凡，一生著述颇丰，即使在身陷囹圄的岁月里仍然笔耕不辍。著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年）；《共产主义ABC》（1921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年）。著有长篇小说《一年四季》《诗歌集》《哲学文集》《社会主义和文化》，后一本书在当代被称之为“布哈林预言”，作者在书中对国家的未来作出了预测，书稿后来被人拿走，从此泥牛入海，只是在布哈林恢复名誉后才得以回到其女斯韦特兰娜手中。

《岁月》

布哈林是苏俄著名的共产党人，曾在共产国际工作，是以极端的方式被结束了生命，布哈林被枪毙之时50岁，时在1938年。布哈林在牢狱之中留下了真切坦诚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也引起了一定的是是非非，经过一定的时间积淀之后，也都被平反昭雪，似乎冤情大白于天下了。但他所留下的文字、故事，也就是布哈林的《岁月》还是会不断地被后人解读、议论。

布哈林在政治上较成熟，也是被列宁高度赞许过的苏俄党内的理论家，是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委员。他在列宁时期春风得意，位高权重，被列宁称之为是“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指导东方的革命，当然包括中国的革命，他在斯大林时期的前期也算顺风顺水，却与托洛茨基、季诺维涅夫、加米涅夫等苏俄的高层党内斗争中，游移彷徨在两者之间，最终遭到清洗淘汰，在1937年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参与暗杀基洛夫，在1938年被秘密枪决。布哈林在监狱之内的13个月内，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与逼供，但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居然写出了大约3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这样的绝笔之作，不是政治上的自我辩解，不是在威压下的摇尾乞怜，不是在斯大林利诱下的自污名节，而完全是一部深受俄罗斯文学传统影响的可以与俄罗斯诸多大师的作品比肩而立毫不逊色的纯文学文本。

《岁月》从布哈林的童年开始写起，深陷囹圄，念及生命来路故友亲朋，布哈林回忆自己的家庭生活虽然不算高贵但却充满快乐温馨的种种感人时光，在学校里当教员的父亲与当校长的连襟之间的分歧争斗，到边远外地做税务小官员之后与邻里之间的友好相处，父亲失业之后在两个叔叔家里寄人篱下等待找工作期间的心智成长，父亲终于有了一份工作之后的全家再次迁徙和自己的稳步成长，看似普通冗长的日子，但布哈林对各色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写自己人生观的形成娓娓道来，说到自己所读的书所见识的各种人物如莫里哀、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凯撒、海涅等都是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尤其是布哈林对诗歌的钟爱对理论的兴趣对宗教的质疑，更有布哈林渴望成为昆虫学家、作家的隐隐期待，对大自然风光的天才般的观察简直可以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某些篇什相媲美。当然，《岁月》中也有时政分析形势观察，这样的局势把握都是高屋建瓴胸有全局。

《岁月》的格调洋溢着对大自然的讴歌、对人性的礼赞、对生命的尊重、对知识的渴求，但这样的文本只能是一种残缺的文本，写到中学时代的布哈林就被处决了，如果说《岁月》是一部苏俄的《广陵散》，应该不算是一种夸张。

布哈林共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妻子是他的表姐娜杰日达·卢金娜，第二位妻子是经济学家埃斯菲莉亚·古尔维奇，生有一女。第三位妻子安娜·拉林娜比他年轻27岁，生有一子尤里。

1937年2月布哈林被捕入狱，1938年3月被判处死刑。年仅50岁。在处决前夕，布哈林怀着相信真理的信念，给苏联未来一代领导人写下了绝笔信。在他被捕的那一年，他的妻子才23岁，他确信他妻子能活到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跪在他妻子的脚下，含着眼泪，请求她宽恕他毁了她的生活，请求她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布尔什维克，请求她为他以后平反昭雪竭尽全力，请求她不要忘了他遗书中的每一句话。他坚定地对妻子说：“你还年轻，你活得到那一天，你起誓，你要记住我信中的每句话。”布哈林的妻子起了誓，他才从地上起来，拥抱了她，吻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不要抱怨，历史上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恢复的。”他相信，他的遗书会被搜查。因此，他待妻子把遗书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后，他自己把遗书毁了。

布哈林冤案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一手策划、制造的冤案。因此，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以后，为布哈林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1956年，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题为《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作为布哈林所称的“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勇敢地揭露了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大量罪行。安娜·拉林娜经过近20年的流放生活，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她将布哈林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默写下来，交给了苏共中央。赫鲁晓夫本来准备为布哈林平反，但是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急忙飞到莫斯科，要求赫鲁晓夫不要匆忙给布哈林平反，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法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降，减少了一半党员，如果为布哈林平反，法共将面临解体。于是，为布哈林平反一事就被搁置起来。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他父亲1964年下台后，对当年没有顶住压力为布哈林平反，感到十分后悔。时间到了1978年，布哈林遇害已经40年了。布哈林的儿子尤里·拉林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呼吁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布哈林平反。贝林格将拉林的信转给了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罗素基金会征集了许多科学家、学者的签名，向苏联当局公开呼吁为布哈林平反。当时，布哈林案件的同案人大多数已经获得平反，给布哈林定罪的法律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苏联正处于历史上的“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之流是不会为布哈林平反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为了摆脱困境，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许多历史学家、学者和普通民众要求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呼声日益高涨。安娜·拉林娜和尤里·拉林公开发出呼吁，

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宣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20人的“反党集团”无罪。包括布哈林指使卡普兰暗杀列宁在内的所有不实之词被推翻，布哈林冤案终于获得平反。安娜·拉林娜终于等到了“滔天罪恶的乌云”被驱散的那一天，经过50年的岁月，她已经由25岁的少妇变成了75岁的老人。从1988年6月21日起，布哈林的党籍得到恢复，从当年5月10日起，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也得到恢复。在布哈林案件平反前后，苏联最高法院先后为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平反，宣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无罪，为1937年1月“皮达可夫──拉狄克反苏平行总部”案平反，宣布苏共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无罪，为1937年“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案平反，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人无罪，为1949年列宁格勒案件平反，宣布苏德战争期间领导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无罪。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因为在30年代、40年代流亡国外，没有被当时的苏联法院判刑，所以不在苏联最高法院的平反之列。

在为亲爱的丈夫布哈林恢复名誉八年之后，安娜·拉林娜于1996年2月24日在莫斯科与世长辞，享年83岁。她在布哈林受到批判和迫害时，勇敢地嫁给了他，并且忍受屈辱，活了下来，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奋斗了30多年，深受人们尊敬。布哈林的儿子尤里·拉林是一位画家。

布哈林与中国革命

布哈林不仅对于欧洲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对于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五四后，布哈林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著作是他与普列澳布拉任斯基合作完成的《共产主义ABC》，可以说，这影响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还提到了这一著作对他的影响。1928年，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布哈林对于中共六大政治报告和决议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