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罗马史》。

之后，主教朱理·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立志改革政治，征询马基雅维利意见。

1520年，他写成《论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

1523年朱理·美第奇当选教皇，为克雷芒七世，重新起用马基雅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他将新书献给克雷芒七世，被赏赐120金币，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有更好的穿着，有更精明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

朱理·美第奇起用他为城防委员会秘书，参加教皇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

1527年，美第奇家族倒台，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制，马基雅维利想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早先效力于美第奇家族编写佛罗伦萨史，不被共和国起用，郁悒成疾，这位近代政治思想主要奠基人不久后便去世了，享年58岁。

1469年5月3日生于佛罗伦萨一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执业律师。

1494年参加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萨沃纳罗拉领导的反美第奇家族的起义。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佛罗伦萨共和国。

1498年起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掌管军事外交的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件和佛罗伦萨防务，并出使意大利各国和法、德等国。

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支持下推翻佛罗伦萨共和国，重新执政。1513年美第奇家族复辟，马基雅维利遭逮捕和监禁，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被释放。

恢复自由后，长期隐居庄园，著书立说。为了得到美第奇家族的赏识，他写出对世界政治史影响至深的著作《君主论》，不过此书甚至没有被呈交给美第奇家族。不久，他的两部著作《君主论》和《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卷》问世。此后开始创作喜剧《曼陀罗花》。

1520年完成《战争的艺术》。

1525年，他把8卷《佛罗伦萨史》献给教皇朱理·美第奇（即克雷芒七世），得到赏赐。他在这部著作中独辟蹊径，打破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传统。同年，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丽齐娅》。

1526年4月，当选为城防委员会秘书。次年教皇组织科尼亚克同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马基雅维利参加教皇的军队作战。

1527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希冀在共和国重新得到任用，但因其与美第奇家族有过交往，拒绝其要求，从此离开政治舞台，抑郁而终。

1527年6月22日因腹腔疾病去世。（有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患有胃溃疡或慢性阑尾炎，因1527年6月20日服药过量，导致病情加重腹痛死亡）

马基雅维利在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152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58岁。

他的故乡佛罗伦萨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在14、15世纪已早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最初萌芽之地，在文艺复兴时期，他的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吸引了整个欧洲，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脱离封建分裂状态：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拿波里王国和教皇辖地等五个主要国家，还有许多小的封建领地，为着疆土扩张问题利用雇佣军长期互相征伐，直到1454年缔结洛迪条约为止。

马基雅维利就在意大利一个比较安宁时期出生、成长，直到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他的前半生处在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后半生则处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在意大利角逐的战争时期从科西莫·德·美第奇于1434年当权，到他的曾孙皮埃罗·德·美第奇于1494年逃亡，其间六十年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参阅：H.赫德和D.P.韦利编《意大利简史》，第84-85页，1963年，剑桥版）。

马基雅维利的祖辈是佛罗伦萨贵族，曾经出过十三名政府首长——正义旗手（Gonfalonieri）和五十三名执政官（Priori）。他的父亲贝尔纳多是一名律师（法学博士），在桑·卡希阿诺村（San Casciano）附近薄有地产。母亲能作诗。他有弟妹三人。一家六口，并非富有。

据贝尔纳多的日记（1474-1487）记载，贝尔纳多爱好研究古典著作，在马基雅维利成长期间，曾借阅西塞罗的著作；在1476年曾设法购到李维著《罗马史》——四十年后马基雅维利的名著《论李维》就是以这部名著为其基础的。马基雅维利七岁入学，约在十二岁半时已能用拉丁文作文。据说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完成他的教育，在那里受到人文主义语言学家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Marcello Adriani）的古典文学的训练。

马基雅维利熟习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史学，尤其是熟悉古罗马——罗马共和国政制以及西塞罗等人的论辩和社会哲学。这一切为其投身于政治外交活动准备了充足条件。日后他对罗马共和政治的向往和支配他毕生的深厚的爱国思想，不能不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大体上可以说是从1494年至1512年，即与佛罗伦萨共和国重建和再度覆灭相始终；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治集团美第奇家族被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萨沃纳罗拉领导人民起义驱逐之后，直到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恢复其统治之日。而1494年正是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从此使意大利进入内忧外患交并的困难时期。

约在1495年或1496年，他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里开始担任助理员（Coadiutore）。1498年5月，萨沃纳罗拉在反对派的策动和教皇亚力山大六世的迫害下，作为异端者被绞杀和焚尸。马基雅维利对教皇干涉各国政治的悲剧不能不有所感受。后来他在《君主论》中谈到，统治者建立新的秩序而没有自己的武装作为后盾就不免于毁灭，还提出军队与法律作为立国的两大支柱的国家学说，其思想渊源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1498年6月19日马基雅维利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秘书厅是政府工作机构；秘书长是机关首长）；随后于7月14日又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简称“十人委员会”）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Signoria）领导下负责办理外交与军政事务。当时他才二十九岁。任职直到1512年佛罗伦萨覆灭，这样就结束了他的十四年的政治生活。

十四年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实践，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及其《君主论》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例证。马基雅维利除了负责处理大量的外事文件的日常工作外，他的第一项工作是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代表临时特派出访外国和意大利各城邦，随时向“十人委员会”报告；在战争时期，负责军事组织等工作。他是政府首脑索代里尼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从三十岁开始先后出访近三十次，到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他所作的《法国情况报告》、《德意志情况报告》以及关于罗马尼阿公爵恺撒·博尔吉亚（Ceasare Borgia）的报告和其他通讯等文件，现仍保存下来，它们表明马基雅维利对欧洲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社会政治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统治者的真正面目有了深入了解和缜密的分析，并且构成他所阐述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理论的根据。在这些出使访问中使他深感弱国无外交。

在1500年秋，就比萨战争问题，他出使求助法王；在拥有强大武力的君主集权的大国面前，由于本国武力与财力俱弱，为外国国王蔑视，逗留数月，怏怏而归，不能不加深马基雅维利谋求富国强兵、民族独立的渴望。1502年10月至1503年1月两次出使，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教皇亚力山大六世的支持，恺撒·博尔吉亚于1499年开始征服艾米利亚-罗马涅，继而占领伊莫拉、弗利、里米尼、法恩扎、乌尔比诺等地，进而觊觎佛罗伦萨属地阿雷佐。马基雅维利出使，企图与博尔吉亚修好，以求返还占领地。他耳闻目睹恺撒施展阴谋诡计，唾手掠取领土，暗杀敌人，假手法庭斩杀权臣，以及建立国民军取代雇佣军，如此等等。不仅由于博尔吉亚的“能力”，主要的是由于他努力创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使马基雅维利惊叹，认为找到了可以作为拯救意大利的统治者（但其后不幸失败），最后成为《君主论》中一再奉扬的新君主典范。

马基雅维利在1514—1515年1月31日给友人韦托里（F.Vettori）的信中仍然说，“假如我是新君主，我将经常仿效瓦伦蒂诺公爵（即博尔吉亚）的行迹”。可见马基雅维利自始至终把博尔吉亚奉为新君主典范。

父亲：贝尔纳多·迪尼可洛·迪博宁塞尼亚·马基雅维利（Bernardo di Niccolò di Buoninsegna，？~1500.5.10）

母亲：巴尔托洛弥娅·德·内利（Bartolomea de Nelli，1441~1496.10.11）

姐姐：玛格丽塔·马基雅维利（Margherita,1468~?）、普里马韦拉·马基雅维利[Primavera，1465~1500。配偶：弗朗切斯科·韦尔纳奇，其子：乔瓦尼·韦尔纳奇（1486~？）]

弟弟：托托·马基雅维利（Totto,1475~1522）

配偶：玛丽埃塔·科尔西尼（Marietta Corsini，?~1553。1501.8.结婚。其父：卢多维克·科尔西尼）

岳父：皮耶罗·德尔·内罗（1440~1512）

岳母：吉内芙拉·圭多蒂（Guidotti）

儿子：洛多维科·马基雅维利（Lodovico，1504~？）、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1503~？）、圭多·马基雅维利（Guido）、皮耶罗·马基雅维利（Piero）

女儿：普里梅拉纳·马基雅维利（Primerana）、巴尔托洛弥娅·马基雅维利（Bartolomea）

外孙：茱利亚诺·德·里奇（巴尔托洛弥娅之子，马基雅维利遗著保管者。他花费21年时间，眷录外祖父书信的抄本，成为所谓的“里奇抄本”。）

（*参见《尼科洛的微笑·马基雅维里传》[意]毛里齐奥·维罗利著和《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段保良译）

《曼陀罗》

马基雅维利一生完成多种理论与文学著作，并在戏剧领域取得突出的成绩。

1504年，他写出剧本《假面》，已失传。《曼陀罗》是他最重要的剧作，也是第一部意大利语喜剧。剧本描写迂腐的学者尼齐亚膝下无子，听信青年卡利马科的主意，要妻子卢克莱齐娅服用曼德拉草根，结果中了圈套，卡利马科乘机和卢克莱齐娅相好，享受幸福。

《曼陀罗》里大约首先就就摆出了有关道德、忠贞与信仰的矛盾。体面的卡利马科为了追求美女就不顾道德的约束滥用计谋，美丽的卢克蕾加可以在忠贞表层下面保留一个情人，而剧中的另外一个修道士则为了若干金币的布施参与到卡利马科的阴谋当中。剧中各种各样的信条都被打破，更多的是韦小宝式诙谐但又直接的行动。当然，《曼陀罗》并没有反对这些有违道德、忠贞与信仰的事情，反而去诋毁那个仅有的合法的老爷尼洽，把他刻画成那个“全佛罗伦萨最愚蠢的人”。或许这恰恰是马基雅维利对于卡利马科的阴谋的认同，旧的思想的束缚应该被打破，或者保留其不再有着强烈的影响力框架，让人们这个框架中灵活的掌握的自己的行动。

《曼陀罗》中的佛罗伦萨，正处于一个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变革的时期，卡利马科和他的同谋者构成了这个社会中正在逐渐的掌权的那个阶层，他们所做的，正是在重新划定道德、贞洁与追求的范畴。《曼陀罗》应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对当时社会的写照，人们逐渐从单一的道德、风俗和信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自己主动的去追求。而原有道德、风俗和信仰本身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也在瓦解，违反它们，或许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作者歌颂人的智慧、爱情，提倡享乐主义，谴责私利毁灭人的活力，抨击教会的虚伪、堕落。马基雅维利继承和发展了古罗马的喜剧传统，他的作品展示了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抨击了社会恶习和封建道德观念，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道德喜剧的杰出作家。他的剧作具有鲜明的特色，通过构思巧妙、曲折夸张的情节刻画富于性格特征的人物，台词幽默、风趣。

《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他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

他向君主献策，阐述了一套统治权术思想：

1、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在和平时期军队起到维护社会治安，象征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战争时期，军队就成为了君主抵抗外来侵略，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2、君主应当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

3、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

4、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

5、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他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广为人知名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实系初版英译者误解，意大利语原意更为贴近“One must look to the end”。

《君主论》（The Prince,1513），被施特劳斯称作“邪恶的圣经”，乃一忠告君王的短书，焦点在讨论如何从外国支配下解放意大利的问题。一些作家（最有名的是斯宾诺莎和卢梭）认为该书是讽刺君主政体之作。安顿了流亡生活之后，马基雅维利一边经营农场，一边写作《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Discourses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1532]，1950）。此书有一系列反省政治技巧，大量取例于罗马共和国，虽然明显流露其同情共和的观点，但其中对于无情和不道德的政治手腕的坦率讨论，却不少于《君主论》，因此遂令其恶名昭著。

《君主论》被认为是一本向国家元首进谏的实用入门书。该书的基本观点认为一个君王要官运亨通，就应该丝毫不考虑道德问题，而要依靠势力和奸计。马基雅维利十分强调国家完备武装的重要性，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强调一个国家的军队若是从自己的公民中招募的，这样的军队才可靠；一个国家若靠雇佣军队或者靠外国军队，则必然会软弱无能，危机四伏。《君主论》称为“独裁者手册”。马基雅维利的生涯和他的其他著作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他喜欢共和而不喜欢独裁。他为意大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软弱无能而大失所望。许多异族侵略者的军队在践踏着祖国河山，他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君王来统一祖国，把侵略者赶出去。人们会有兴趣地注意到，虽然马基雅维利提倡君王采用切实可行的玩世不恭和残酷无情的手段，但是他本人却是个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并不很擅长玩弄他推荐的骗术。

马基雅维利劝告君王要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样就可以消除一些难以避免的祸根。马基雅维利当然清楚一个新上任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得做些失悦于被统治者的事。但是他指出：“征服者在夺取国家权力的过程必须得顷刻用尽所有残暴的手段，以避免每日都使用这种手段……要逐渐提供福利待遇，这样可以使福利得以更充分的利用”。一个君王要官运不衰，周围必须得有才干杰出的忠臣；马基雅维利警告君王不要被阿谀奉承之徒所迷惑；并提出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建议。

世人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关注却往往只停留在《君主论》上。英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一直珍藏着一部《君主论》的手抄本。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遭暗杀时，随身都带着一部《君主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直把《君主论》作为自己每天睡前的必读书。曾经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拿破仑最终在滑铁卢折戟沉沙，而人们在打扫战场时，在他的用车中发现了一部写满批注的法文本《君主论》。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14年政治生涯，特别是外交经历总结探索的结果。综观《君主论》，讲的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主旨是君主或其他类型的专制统治，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中心问题不外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这两个方面。书里推崇的是强力而独裁的君王制度，深刻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特点。在《君主论》问世的年代，几乎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与各种卑鄙手段相联系的。那些建立丰功伟绩的君王们大都施阴谋、用诡计，甚至无耻地戏耍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

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其主要观点就表现 在《君主论》中，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

《君主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书，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有人说它像一本“恶棍手册”，因为它触及了道德信念在政治思考中的位置，在很长时期内受到了猛烈的攻击。马基雅维利大胆地点出人类许多劣根性，正好作为统治者利用之处。他对人性的假设无法容于基督教文化下的社会。

在西方，《君主论》被列为最有影响和最畅销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剖析。作者本人也被称为第一位将政治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思想家。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打破了旧的、自欺式的政治家观点的同时，创立了新的政治学观点，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它通常分为高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低马基雅维利主义。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个体重视实效，保持着情感的距离，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大量的研究探讨了有关马基雅维利主义与行为结果的关系。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比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更愿意操纵别人，赢得利益更多，更难被别人说服，他们更多的是说服别人。但这些结果也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但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伐大权。

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是贬义词，是旁门左道的文化支流；一旦谁被冠以“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谁就名誉扫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之类的阴谋诡计而被称作“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总统之一。

马克思曾经肯定马基雅维利及其后的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说，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并且又一次指出马基雅维利及其后的一些近代思想家使政治研究独立于道德，他说：“从近代马基雅维利……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君主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的译者潘汉典先生总结到，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学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并且是历史学家、军事著作者、诗人和剧作家。评价马基雅维利，要对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国家环境、时代背景、马基雅维利思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发展中的地位等关键视角出发。

马基雅维利批评以往的作家谈论政治时只涉及理想的与想象的国家，他宣称自己所处理的政治问题是具实效的真理。处于深思市民人文精神传统的马基雅维利，极度关切城市的宪政体制以及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他对这个时期之苛酷现实作风的贡献，是他认识到具有政治家情操的英雄不必千篇一律遵循基督教的道德蒙诫，而实际上某些老套的道德格言压抑君王的结果却极可能直接导致其毁灭。他辩称，一个君王因此必须明了如何不为善，并且顺势运用这种体认。此外，他也认为正在巩固其权力的君王必须知道怎样支配人们的想象力。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即能达到此境界；马基雅维利服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曾与他交涉过。博尔吉亚曾派遣手下将领欧柯（Ramirrodaorca）以必要的残酷手段，镇抚新近征服的罗曼迦那（Romagna）；然后他差人杀了欧柯，使之尸体身首异处，弃置于席塞那（Cesena）的广场。此举是为了安抚当地的怨尤之声，而且无疑也想操纵人们的想象力。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的第七章写道，这个残暴的景象“同时带给人们满意和惊讶”。有人常说，马基雅维利相信私人的道德生活和政治家的道德是两回事。然而，尽管他有犬儒的风格，但他对善恶率直认定的断然态度却绝不摇摆不定。统治者并未被赋与一种不同的道德原则；只是统治者被解释为道德本身的守护者，而于必要时得以侵犯道德规范。将其劝谏君王的语言换成对于正在出现的现代国家（他对此有敏锐的观察）特征的描绘，这点便成了国家理由的观念。

然而，在通俗的想象中，马基雅维利总成为以操纵取乐的代言人，及最善于描绘权谋的作家。许多革命冒险家从他那里找到遁词以掩饰他们本能的行为倾向。当社会心理学家在制作问卷测量人格的操纵倾向时，也记取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角色。测验得高分的叫“highmach”，而比较不具操纵倾向的人则叫“lowmach”。

马基雅维利绝非鼓励任何犯罪行为。政治家是文明的创造者，除非为了公益，他们的野心并无荣耀可言。他以稍带保留的态度，谈论政治活动里适当使用残暴手段的问题。必要使用残暴手段的判断标准是：它不能流于滥用。而且，这种效性与荣耀伦理的结合，是他极为独特的态度。马基雅维利在一段通常误译为“目的合理化手段”的文字中写道：“当行为指控他时，行为的结果却应宽恕之”。但他所关心的不是道德的合理化，而是由臣民和史学家所做的适当判断。从这个技术的观点而言，宗教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使人勇于献身、强化其德行。马基雅维利以拉丁式风格，强烈反对教士干政，而且时常率直地反对基督教，因它的谦卑论削弱了政府，并阻止严肃的军事狂暴行为。他只赞美现世的英雄而非来生的虔诚奉献者。

没有几个政治思想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马基雅维利可以在理论上证实这种虚伪的行径。

当然人们根据道德规范批判马基雅维利并不表明他没有影响。更为确切地说，人们对他的影响提出异议是因为他的思想并非格外新颖独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马基雅维利反复重申他并不是提出一种新政策，而是指出自从远古以来许多杰出君王的成功之路。马基雅维利总是引用古代历史或意大利事件中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建议。凯撒·波吉亚（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称赞的人物）没有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学到什么策略，反而是马基雅维利从他那里学到了实惠。

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但是看来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马基雅维利策略在现代政治中比在《君王论》发表之前更加盛行，这是马基雅维利在本册中名次不高的主要原因。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实践影响的程度还没有确定的话，那么他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辨的。早期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而马基雅维利则从纯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历史和政治。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