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摄方法上，维果经常让考夫曼坐在车椅上，把伪装起来的摄影机放在腿上。车椅在尼斯并不稀奇，往来通行无人注意，进行移动拍摄十分方便。考夫曼和维果采用“电影真理报”的方法（维尔托夫的方法）接近拍摄对象。拍摄过程中，如果拍摄对象有所察觉，他们便立刻停拍。维果后来对巴黎的观众说，这种纪录片的作者在遇到有趣的场面时，“要瘦得能钻进罗马尼亚钥匙孔那样，以便看到卡罗尔王子身着睡衣起床的姿式；还要小得能够蹲在蒙特卡洛赌场的帝王一样的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两位合作者在拍摄时虽然未能藏到收付赌钱的人的椅子底下，但在剪辑时做了相应的弥补。比如影片的开场，国际象棋棋盘上站着几个身穿夜礼服的如同结婚蛋糕上的小娃娃一样的人形，突然，收赌钱的耙子将他们一扫而光，紧接着是一个清洁工扫地的镜头。这个场面似乎在向观众表明：来尼斯游玩的每一批旅游者在明天也不过是一堆垃圾。

1930年6月14日，维果在巴黎老鸽笼影院放映了《尼斯印象》，并在放映前做了一段简短的演说：“我想和你们谈一种更为鲜明的社会电影。我对这种电影比较熟悉：这是一种社会纪录片，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有观点的纪录（point de vue documenté）。这种社会纪录片与所有的纪录片和每周的新闻片不同之处在于，它含有作者清楚地在片中采用的观点。这种社会纪录片需要一种立场，因为它要详细说明事实。它即使不表现一个艺术家的观点，至少也要表现一个人的观点，人和艺术家两者都是同样有立场的。摄影机将对准那些应当作文献纪录下来并且将通过蒙太奇来加以解释的现象。当然，这里不允许有意识的表演。人物应出其不意地来摄取，否则就无疑抛弃了这种电影的文献价值。如果我们能够显示一个姿势所隐含的意义，能够从一个普通人身上出其不意地揭示出他内在的美或者他滑稽可笑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社会的一次纯物质表现而显示出一个社会的精神，那么，我们就达到了纪录片的目的。而这样的纪录片就含有一种力量，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们以前是漠然与之相处的世界的内在面貌。这种社会纪录片将开阔我们的视野。影片《尼斯印象》只是这种电影的一个简单的雏形”。

维果所说的“有观点的纪录”，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观点纪录片”。美国纪录电影史学家埃利克·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一书中经常使用这个词汇（英文为point-of-view documentary），用以指那些观点鲜明、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的纪录片。法国电影理论家亨利·阿杰尔在1957年出版的《电影美学概述》中指出，法国电影学派往往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然而，真正把社会要求说得最明确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最有现实意义的是维果。所有的法国优秀纪录片都继承了《尼斯印象》的倾向。在新浪潮爆发前夕，为保卫纪录电影而形成的“三十人集团”（成员包括所有后来成为新浪潮电影运动主力的年轻导演），就是忠于这种倾向的体现。而且，从两次大战期间的时期开始，现实主义已经无法与“有一定倾向”的电影分开，换句话说，属于这种倾向的理论家和导演大多是马克思主义信徒。

导演让·维果（Jean Vigo，1905—1934）生于巴黎，先祖为（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安道尔公国的贵族，父亲为当时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电影史上，维果被誉为“兰波”式的惊世天才。本片是他的处女作，他在拍摄本片时不仅在狂欢节现场抓拍了许多生动的画面，将镜头对准这个把金钱、色情和愚蠢当作崇高的浮华世界，而且创造性地加入了一些搬演的场面，比如一个男人在赤裸的脚上涂抹鞋油，一个在躺椅上穿着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