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2016年3月，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自正式启动建设，历时6年，公园主体部分已建成开放，并于2022年年底成功挂牌。

屈家岭遗址主要文化内涵是屈家岭文化及其前身——油子岭文化，主体遗存年代距今约5300—4500年。屈家岭遗址聚落规模大，结构完整，等级较高，史前文化发展连续性强，由早到晚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共三个史前发展阶段，基本涵盖了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主要阶段。

屈家岭遗址陶器普遍使用快轮制作技术；多泥质黑、灰陶；流行弦纹、镂孔等装饰；典型陶器组合为双腹碗、双腹豆、双腹鼎、高领罐、彩陶壶、敞口薄胎杯、高圈足杯等。

屈家岭遗址下层遗存，一般都认为是代表了屈家岭文化的早期遗存，独具特色的屈家岭文化，在此期已基本形成，繁荣兴盛的典型屈家岭文化即晚一期和晚二期，是在此早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屈家岭遗址下层出土的石器中，主要有斧、销、凿、刀和有孔石铲等。其中以石斧的数量最多，绝大多数为大中型，一般长15厘米左右，最大的长达27厘米左右。形状有上窄下宽形石斧长方形和方柱状石斧等。一般制作的比较粗糙，体大厚重。陶器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黑陶系为主，根据《京山屈家岭》发掘报告统计的数字，黑陶占57.6—64%，灰陶占19.69%，黄陶占8.71%，红陶很少，只占3.17%。器形主要有带盖的罐形鼎，敞口弧璧圈足碗，高圈足豆，直壁平底盘，弧壁和斜壁平底及图底碟，三足碟，小直口弧肩罐，矮领束颈弧肩罐，敛口小折沿广肩罐，直高领凸缘溜肩罐，曲腹杯，彩陶壶形器，罐形器，盂、甑、盆及占有一定数量的陶纺轮，以大型的黑、灰陶纺轮为代表，以及陶球和陶环等。此外还出有一些彩陶。在黑、灰陶中，多以素面为主，有较多的磨光黑陶上饰有朱绘花纹，图案采用直线，弧线、斜线和圆圈纹组合而成。在少数的黑、灰陶中饰有简单的凹弦纹，凸弦纹、镂孔和蓖点纹等。彩陶大多为红地黑彩，个别有白衣地褐、黑、灰三色兼施的复彩，花纹主要有斜方格纹，平行弦纹，圆点和弧面等，以及采用其中几种纹饰组成的各种图案。其中有少数彩陶纹饰图案具有仰韶文化彩陶的特点。只是在少数的彩陶中，在某些方面含有其它文化因素，这种因素主要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中晚期外来的影响则不再出现。

屈家岭遗址很多红烧土残块中发现的稻谷、稻壳痕迹；出土的石器中，主要有斧、销、凿、刀和有孔石铲等；土的陶器有盂、甑、盆及占有一定数量的陶纺轮、陶球、陶环等。

磨石为稻作之利器。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内陈列一些貌似简单的石斧、石镰、石锄、石锛、石凿等生产、生活工具。正是这些先打制、后精心磨制的石器，成为先民们较大规模开垦种植水稻的功臣。较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工具要更先进些，一件比较精致的石器，往往要经过打制（有的需要开料）、琢平、磨光等工序，有的还要钻孔甚至抛光。大多数石器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琢磨，而磨成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工具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古人所谓“铁棒磨成针”的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屈家岭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技术虽然并不存在新的突破，但集中反映了当时大型甚至特大型聚落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情形。聚落先民们还使用了木器、骨器等其它生产生活工具。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正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先进生产生活工具，开启了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史前农耕文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陶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器主要有食器、水器和容器等；夹砂陶器主要是蒸煮器。从颜色上讲，一般以灰色为主，黑色次之，红色占第三位。屈家岭遗址内出土的陶器有彩陶杯、彩陶碗、双腹鼎、筒形器及甑、罐、锅、缸等等数不胜数。彩陶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屈家岭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纺轮，其中尤以彩陶纺轮最具特色。这种彩陶纺轮均为火候较高的黄色陶质，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色陶衣，再在单面绘饰以褐色（或红色）的漩涡纹、直线纹、麻点纹、同心弧线纹、双鱼纹等等。这些图案的线条以各种方式通过轴心，来表达各种旋转的视觉形象。这些小小的彩陶纺轮是纺纱之用。屈家岭文化以前，流行大而厚重的纺轮，转动惯量大，适用于纺粗硬的纤维，成纱较粗。屈家岭文化时期，纺轮由重变轻，由大变小，因此纺出的是更细的纱，织出的是更薄更密的布，反映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和纺织手工业的大发展。

证明中国是世界水稻的原产地

1956年发掘出的500平方米红烧土中，掺有大量的稻谷壳和水稻茎干，经中国农科院院长丁颖教授等专家鉴定，这些稻谷属于粳稻，而且在中国来说，都是比较大粒的粳型品种。由此表明，当时驯稻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这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稻作遗存，证明中国水稻栽培至少有6000年的历史，推翻了当时世界水稻源于日本、朝鲜、印度等传统说法，充分证明中国是世界水稻的原产地。同时，改变了中国水稻生产起始于3700年前的旧论断，把中国水稻的原产期向前推进千年。

屈家岭发现长江中游最早旱作物粟传入证据

2020年12月6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屈家岭遗址联合考古队正式披露，历时5年的植物考古有了新发现：该遗址出土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的33粒炭化粟粒。植物考古工作者经对这些炭化种子进行碳14年代测定，认为这是长江中游最早的粟遗存，是北方旱作农业传入这里的最早证据。

屈家岭先民稻作农业已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

屈家岭遗址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及硬果核壳共计1599粒，经鉴定，确认农作物种子有1245粒，其中包括541粒水稻和638粒水稻基盘、33粒粟、27粒小麦及6粒大豆。此外，考古队从各时期炭化遗存中挑选了16粒农作物种子和2块木炭标本进行测年。测年材料反映，屈家岭遗址稻作农业的出现，可追溯到距今约5800年。而且，各时期的水稻基盘形态都具驯化型特征，表明这里的稻作农业已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水稻、粟、小麦等植物遗存数量比较，可认为屈家岭先民的农业结构为以稻为主、粟为辅。

江汉平原五谷丰登或始于东周

在屈家岭遗址，除了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水稻、粟遗存外，还发现有少量黍，到东周时期，有小麦、大豆遗存出现。关于先秦时期农业研究，普遍认为五谷为水稻、小麦、大豆、粟和黍。对江汉平原地区诸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至少在东周时期，该地区农业已经出现了五谷俱全的多种作物经济形式。

食藕习俗源远流长

植物考古工作者还在陶器表面发现有薏苡、莲藕、栎属以及野豌豆属植物的淀粉粒。屈家岭遗址先民对莲藕这种水生块茎类植物的食用或较为频繁，从新石器时期到战国晚期，陶器表面莲藕淀粉粒的出现频率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反映出遗址周边的水域环境良好，非常适合这一类水生植物的生长，易于采食，深受该地区居民的喜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植食来源之一。

屈家岭制陶技术当时较为高超

屈家岭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表明当时已普遍使用快轮制陶。这一时期的陶器在整个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制陶历史上是质量最好的、最精致的，超过了同时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工艺水平。

屈家岭先民纺织手工业发展水平

屈家岭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纺轮，其形态由过去单一的厚重型演变为轻薄型，由素面变为绘彩，这不仅反映了原始文化艺术，而且也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充分说明当时纺织手工业取得了飞跃式发展。

构成要素完备的史前水利系统

熊家岭水利系统位于屈家岭遗址的东北部，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截至2024年，是已知的构成要素最为完备的史前水利系统。水坝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筑而成。解剖性发掘表明：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宽度为10.2米，高度为2.6米；晚期坝的宽度为26.6米，高度为3.3米；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在早期坝的使用过程中，坝体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有包含细小烧土颗粒与炭化杂草种子的灰烬层，晚期坝叠压着灰烬层，表明淤沙层上曾遍布荒草，先民在烧荒后扩建水坝，当发生在秋冬季的枯水期，符合“农闲时节、兴修水利”的行为逻辑。依据出土遗物的特征，结合系统的测年数据可知，晚期坝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约4900—4800年。早期坝的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为距今约5100—4900年，截至2024年，该处是考古发现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

发现中国“磉墩”的最早形态

2020年至2023年的考古工作，确认屈家岭南部台地存在以F38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区。揭露一座面积约510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大型建筑F38。平面呈东北至西南向“”曲尺状，自北向南分为四间，南端向西折出一间，依据建筑形制及特征，推测其为一处公共礼制性建筑。主体面积约340平方米，外围设施（或为廊道）现存面积约170平方米，依使用面积计算，I室至V室分别约为79、27、27、79和50平方米。发现有黄土台基和数量众多、体量巨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已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为中国古代土木建筑技术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大型建筑F15和F18、仓储类建筑F17和红烧土广场，皆位于F38的北部，它们与F38都处于同一地层单位，年代均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共同构成了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区。

1988年1月13日，屈家岭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底，屈家岭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首批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继续入选全国150处大遗址保护名录。

2021年10月12日，屈家岭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01年，屈家岭遗址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2021年，屈家岭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4年3月22日，屈家岭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屈岭村和京山市雁门口镇高墩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