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估计，不是运输队员在路上不小心碰开了阀门开关，就是疏忽中把空氧气筒背上来了。屈银华的原定任务是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电影，由于氧气不够，临时决定他的任务交由王富洲完成，屈银华也不再随突击小组行动。他们轮流吸用几筒白天用过、尚剩余一些压力的氧气筒，度过了这一夜。

5月24日9时，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依次从帐篷里爬出来，用尼龙绳串连结组开始出发。不料，刚走出不远，登山队副队长、突击组组长许竞突然倒下了。已是在这样的高度，却失去了冲击顶峰的机会，这是相当可惜的。屈银华补入了突击小组，按既定方案，王富洲担任突击小组组长。

突击小组继续沿着山脊前进。他们每人分得两筒氧气，用睡袋裹起来，其中有一筒带着调节器和面罩，一起塞进背包里，只将面罩留在外面，塞在背包旁边的小口袋里，以备使用。此外每人带有一副冰爪、几个钢锥，王富洲还带了一架电影摄影机，贡布多背了一个用红旗包起来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和一些电影胶片。刘连满的背包里多装了一把铁锤。他们4个人平均负重量是14公斤左右。

中午12时，他们到了“第二台阶”的裂缝脚下。两个小时以后，他们上到了裂缝尽头的一块大岩石上。这里就是史占春、王凤祥挖雪洞过夜的地方。

在他们的右侧，竖立着一块笔直的4 米多高的岩壁。他们看到：岩壁表面没有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无法用以攀登。岩壁上虽有几条裂缝，也都只有拇指那么宽，它们之间的距离又都在1．5米左右，很不利于攀登。

刘连满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谁知他在攀登时，却连续三次摔了下来。贡布和屈银华分别尝试攀登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最后，刘连满做人梯底座，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肩上，在岩壁上又打了几个钢锥。一个多小时后，屈银华才攀到“第二台阶”顶部，也就是这块岩壁的顶部。贡布、 王富洲、 刘连满相继登了上来。这时已是下午5 时。他们从突击营地到达“第二台阶”顶部，竟花了7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便是在这块仅仅4 米多高的岩壁上面花掉的。

片刻休息之后，他们结组继续前进。走过“第二台阶”上面的碎石坡后，他们踏上了一道冰雪坡。这时，长时间在前面担任开路任务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山反应也越来越严重，他一连摔倒了好几次。在海拔8700米处，他又一次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把刘连满安置在一个既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一块大岩石旁的弧形拗槽中休息，准备回程中再把他带走。

这时，他们携带的氧气剩下不多了。他们在自述中曾写道：“从8500米出发，在到达8600米的第二台阶陡壁之下时，每个人的一筒氧气只剩下40个一50个压力。由于背两个筒上攀费力太大而且返回时需吸用，故决定将每人用过的氧气筒放在第二台阶之下，吸另一筒前进。在到达8700米左右（24日19时），每人的氧气又只剩40个一50个压力（合160升一200升），刘连满因身体不能支持，故决定留下并将他自己用剩的一筒氧气也给他留下，另外3人继续前进。”

当时已是19点左右，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这在当时中国登山运动中尚无先例。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个决定：‘当5 月24日19时左右我们在开会讨论，根据当时情况应采取怎样行动时，大家认为虽然天气将晚，但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与每人所余的氧气量都不容许再拖太长时间，而且全组也没携带扎营装备，又考虑到顶峰的风力一般在夜间比较白天要小一些，而当天又是晴空，星光映着雪光，还是隐约地可以寻找一下攀登路线。更主要的是想到了党的指示与6 亿人民的希望，所以就决定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时机，不拿下顶峰誓不回头。”

当他们走到8750米左右高度时，太阳的余光已全部消失，他们只好根据在下边测定的大致路线与过去的登山经验，在视域很短的星光和雪光下摸索前进。不言而喻夜行军困难更大，好坏路线的选择不太容易，只好在屡攀不上。此路不通时再另找旁处上攀。在攀登岩石陡坡时看不见支撑点，只能用手脚随时攀登随时摸索。在进行上下方保护时一方面牢固的固定点不易寻找，另一方面看不清被保护者的具体行动与路线的困难程度，所以容易滑落与发生危险，上方的滚石看不见，不能预防，滑脱工具与失掉的装备也不易找寻。

在他们到达8800米左右高度时，他们的氧气基本用完。由于过度疲劳加上每人的氧气筒中的氧气太少或没有了，所以在吸用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根本不吸用了。在这样的高度，还要同严寒和复杂艰险的地形拼搏，仅仅依靠空气中微弱含量的氧维持生命活动。在这成败关头，他们要经受的是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开始了人类登攀运动史无前例的艰险历程。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有前进，不能后退！”

最后的路程，他们一点儿体力也没有了，完全是爬着前进的。他们3 人在向主峰前进时，贡在前，王、屈在后，快到顶峰时，发现有一小峰，贡上去后，以为到了。等王上去后，才看见附近还有一高峰，又继续前进。

主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 他们爬完了这一段路程。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他们在山顶的活动，众多的文章和资料都有一致的记载。他们攀上了主峰，仰望头顶，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路程了。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置于顶峰。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虽然带着摄影机，但由于是夜间，却无法拍摄世界最高峰顶峰资料照片，以及他们在顶峰的活动情况。他们在顶峰停留了约15分钟后开始下山。

在到达顶峰时，他们详细检查氧气筒，发现有两个已一点儿都没有压力了，所以就在顶峰丢下去，另外一个只剩下6个一7个压力（合24升一28升）。为了防止返回途中发生意外，他们就将这个快用完的氧气筒背下来了。在回到8800米左右（25日6时）时，3个人都感到体力太疲乏，呼吸太困难了，他们就将这筒仅有的一点氧气分着吸完，然后将空筒扔掉了。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他们回头便看见了自己攀登顶峰留下的足迹。屈银华取出一直随身带着的轻便电影摄影机，把这一英雄壮举和值得纪念的一刻，摄入了镜头。

他们在8700米处与刘连满再度会合。

刘连满在王富洲等3 人离开后，便在背风岩石后睡下，当时他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估计，已无生存的可能。于是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吃力地用红铅笔在日记本上给王富洲写下一封短信：

王富洲：

……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 人回来时用则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

写完信后，刘连满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良好的素质训练，造就了他强壮的体魄，对高山缺氧反应的逐步适应，坚强的意志力，以及那只睡袋，使他最终脱离了死亡的魔爪。一觉醒来，他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后来他见到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他留下的那瓶氧，他们3人都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3个人将刘连满留下的氧气分着吸用了。

当4 个人返回到“第二台阶”顶部那个岩壁下时，天气变了，天上飞起纷纷扬扬的大雪，能见度很低，行走更加困难。他们又找到上山前所留下的4 个没用完的氧气筒，痛快地饱吸了一气，当时就吸空了两筒，背着剩下不多氧气的两筒预防万一。当晚 9时左右，他们返回了8500米的突击营地。在休息以前，大家才将这次登山中所剩下的仅有的几十升氧气用完。

在8500米突击营地，他们商议后决定分批下山。由体力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一天之内赶下山去，一方面求援，一方面送胜利消息。贡布和刘连满只在途中8100米营地吃了一点儿东西就一直赶到了北勒。

王富洲与屈银华27日到北勒，28日到达6400米营地。

5 月30日北京时间13时30分，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已生活了两个星期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全部返回大本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6月1日，大本营举行庆祝大会。许竞在会上作了这次登山活动的初步总结。许竞代表登山队队部正式公布：在这次登山活动中，共有53名队员打破我国男子登山高度7556米的最高纪录，其中还有28名队员到达了8100米以上的高度，占世界各国登山队在过去178年中到达这个高度的69 人次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一次登山活动中有这么多人到达这个高度，在世界登山史上是空前的。

随着电影《攀登者》热映，影片中人物的真实原型也走入大众视野。其中有首次登顶的屈银华。影片中，真实再现了屈银华登珠峰的一幕。在海拔8600米处的第二台阶，一处六七米的绝壁拦住登山队的去路。队员们搭起人梯，送屈银华第一个上去。为了不踩伤队友并减轻负重，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里，屈银华脱掉脚底有钉子的登山鞋。仅仅几分钟，他的脚趾就没有了知觉。最终3人成功登顶，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可下山后，屈银华的十根脚趾却因冻伤被截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