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镇集方圆百姓为纪念他们三人的学业“壮举”，为勉励后辈照此奋发图强，同时也分享其中的自豪和荣耀，于是自动捐资，为他仨建庙立祠，盖了一座题为“三元宫”的寺庙（此寺遗址即今日的“三元宫电站”），让他们生身塑像接受家乡善男信女的香火膜拜。由此可见，屠仁守三人在乡人心目中之地位。

屠仁守中进士后，“先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以言事褫职”。才开始了真正的政治生涯，则时年已经42岁，也算是中年有成。屠仁守为官，主要做的是“谏官”，这就为他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一个职业平台——刚直、清正、廉洁，正符合谏官职业的基本思想素质要求。他自“以言事褫职”开始，后至中央御史，到1889年(光绪十六年)，因直谏西太后、冒犯天威被革职，“永不叙用”时止，在这长达15年的时间中，都是以谏官的身份在仕途上拼搏。

屠仁守在做御史之际，清廷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迎来了“同治中兴”，但整个王朝的颓势已难以挽回。从现有的记载看，面对王朝弊病丛生的现实，屠仁守表现了一个御史特有的历史责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体现了政治家的基本特色。

史载，当时“政出多门，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条陈六事”（杜诿卸、开壅蔽、慎动作、抑近习、轸民瘼、重国计等六项改良朝政的措施），指出海防建设上的五种弊端（资叙不计、名器冒滥、劝惩到置、求益得损财计转亏、驵朋侵）。请求朝廷“归本于大公至正，敬天勤民”。这个上疏看到了清代政治根基出现了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敬天是一个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勤民”或者说“保民”，则是王朝政治的现实依托。屠仁守的这个请求，是事关“国本”的大问题，其逻辑前提就是认为清王朝的合法性根基已经动摇，这就戳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痛处，难怪他们对屠仁守上疏的态度就只能是“不省”了。

康有为说，屠仁守的上疏建言，都是关于国家大政，是别人不敢言者，这个观察是十分正确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得失的铁面谏官，正是清末清流派政治家最为基本的政治品格。但细察其所遗留下来的《屠光禄疏稿》一书，则知其言锋，直接触及到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各个方面，件件都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可惜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虚心接纳谏议的雅量，他的绝大多数上疏，一再被“不省”而搁置不理。

1888年和1889年是屠仁守谏坛生涯的高峰，同时也是其政治生涯走向低谷甚至结束的终点。这两年所上的奏疏多为康有为代写，这些奏疏既体现作为御史官的作用与价值，也体现了他刚直不阿的本色。康有为为他起草著名的《钱币疏》，曾轰动一时。他所作的《请开清江浦铁路折》主张“宜用漕运之便，十八站大路之地，先通南北之气，道近而费省，官先筑清江浦铁路”。实为当时切实可用之策，可惜未被采用。

1889年，他又上疏劝谏太后不要动用海军经费去专事游乐，营构园林，其书“既上，奉旨停止”。他又因“海军报效，杂无进次，侥幸日多”而痛陈五弊，指出：下吏作弊，“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微，而朝廷不知；群小得志，宠赂滋张。若不停止，即承平无事，犹或召乱，况时局孔艰乎”？结果是“疏入，诏从之”。

屠仁守的这些政治主张得到朝廷的采纳，本来是他最为得意之事，但事实恰恰相反，他的这些奏疏，是以得罪权贵为代价的。康有为说：“屠君以此为怨府”——成为了权贵们怨恨的中心。《清史稿》本传中则说，他由此而使得“权贵益侧目”。清·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说：“孝感屠仁守在台谏中颇负直声，同时大僚如大学士恩承、李鸿章、刑部侍郎薛允升、湖广总督卞宝第、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徐延旭皆被其纠弹”。显而易见，上列被罢的贪官污吏有谁不恨他！

1889年12月，屠仁守以太和门火灾事为引子，命康有为为他草折，提出请停建颐和园工程（西太后工程）；请醇邸不预政事（醇王是皇帝生父，不宜与闻政事）；请责宰相（李鸿章）无状，以灾异罢免；请宦官（李莲英）勿预政事等等主张。真是胆大包天，矛头直指西太后、醇亲王、李鸿章、李莲英等这些清朝廷的实际当权者，再次深深得罪了权贵。

第二年初，西太后归政，屠仁守上疏：“仁守虑前有谗西宫，易生嫌隙。疏请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奉，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慈览后施行。并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终因再度触怒了西太后，即令“原折着掷还”，屠仁守“开去御史，交部议处”。而吏部官员们有保屠仁守之意，议的是“以补官日革职留任”（即暂革职后补用）。太后大怒，气得把吏部六位堂官及考功掌印郎中，全部罢免，直接下旨：“革仁守职，永不叙用”！屠仁守从此离开了官僚生涯。许多知情者不平曰：“屠君得罪颇以此。盖此数谏，皆国家第一大事，无人敢言者”。而“屠君被逐，仍无怨色”。

作为官僚，特别是“谏官”屠仁守做得十分尽职尽责，体现了他忠正廉直、大公无私的“清流”政治家风范。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时人及稍后的名人，都对他的谏坛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缪荃荪说：“国家近数十年来，以立言得名者，道光、咸丰之间曰曾文正公，曰祁文端公；同治光绪之间曰浙闽总督边公宝泉，曰户部侍郎郭公嵩焘，曰大学士张公之洞。继其后者，为吾友屠光禄仁守。”刘廷琛也说：“光绪中谏台最著称者，孝感屠梅君先生仁守，义乌朱蓉生先生一新。”康有为亦对屠仁守不以个人得失为念，一心为国家着想的崇高品德大加赞赏，说他：

削牍数千言，痛切涕泗流。

下言夷祸鉴，上为国本谋；

台谏久寂寞，一鹗击高秋。

屠公古豪杰，粹德冠人伦。

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屠仁守的许多正确主张未能被朝廷采纳，时人亦为之扼腕。于此，缪荃荪言之最切：尚‘使早用其言，何至有甲午之败，戊戌之变，庚子之乱哉”？将此后清廷重大内外军事政治变故发生的原因归结到不听屠君之策，可见缪氏对其友的高度自信，刘廷琛亦感慨道：屠仁守以国事为重。“皆以言事得罪，主讲书院以终老。识者莫不叹执政不为国家异贤也”。康有为则认为：“方今海内涛涛，以尊主庇民自任，出处不苟，达可行而行之者，海内士大夫惟公一人而已。”真乃是“屠公古豪杰，粹德冠人伦”了。如此颂扬，说明屠仁守的德操、才能在当时那个社会中是独树一帜的，他以谏官为职业，提出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自然体现了其为国为民的士大夫情怀。这些赞誉，或许也有溢美过誉之嫌，但不管怎样，屠仁守那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的高贵精神，是值得高度称颂的。

1890年，屠仁守离开政坛后，与他在政治上交往最多的两个人是康有为和张之洞。前者是清末变法维新派的领袖，后者则是清流派的代表人物。这就显现出他在政治倾向上的两面特色：一方面，他主张或者同情变法(尽管在变法的内容与形式上与康氏主张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保持了其作为清流派政治家的本色。在与二人之间的关系中，屠与康的关系是以屠为主，康为下，康更多的是服从于屠，或者说康在利用屠，但屠甘被“利用”，则说明二者之间在政见上具有一致性；屠与张的关系与之相反，是以张为主，屠为下，张能重视屠，说明二者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的一致性。就屠与两者关系相比较而言，屠更倾向于张。

在此期间，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来往密切。光绪二十一(1896)年十一月。张之洞“拟赈兴白鹿书院”，“延屠梅君侍御(守仁)主讲”，只是不知何故，终“不果来”。 1896年，屠仁守还跟张之洞的幕僚们一起参加了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发起的强学会，并被列为上海强学会16位发起人之一。第二年，严复发表《辟韩》一文，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于是，“命屠梅君侍御(仁守)作《辟韩驳议》(即《辨辟韩书》)，使得严复收敛了批判的风芒。可见屠仁守铁面谏官的锋芒依然未减！

纵观中国史籍，笔者窃以为，古来经天纬地之才者，大凡官场不得志，多去训课生徒，再展平生所学，屠仁守亦是。屠被“逐出”官场后，晚年是在教育事业中度过的，“主讲书院以终老”。大约在其罢官不久，屠仁守来到山西太原，主讲令德堂(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等创办)，任山长。1902年，李提摩太接管（成为原山西大学堂办学的基础，也即今山西大学的前身)。屠仁守晚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此度过的，直到1900年离开。1987年山西大学搞百年校庆时，还在纷纷撰文缅怀山西大学前身――令德堂之山长、令德书院院长屠仁守所作的卓越贡献！

他是一位中西兼通、博闻强记的大学者，从事教育的资本是他那丰博的学识。康有为说他“学术宗紫阳，近与张陆通”，又说他“笃守朱学”。刘廷琛也说，屠仁守卸任之后，“不通宾客，益潜心宋五子书，躬行实践，不敢过无高论”。称赞他为“海内大儒，学识精博”，“封疆大吏事以宾师之礼，海内仰其言论，奉为宗师”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他的中学以程朱理学

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师，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就认为，屠仁守是当时“海齿士大夫之巨子”。而屠仁守不仅精通理学，也“习天文算学，师从李壬叔先生”。李壬叔即李善兰，中国近代著名西洋数学家，清政府同文馆算学总教习、中国最早自然科学教授。当时的山西巡抚胡聘之也以为屠仁守“于天算格致尚能通晓”，这是那些保守的“腐儒”们所不能及的。他的这种学术背景，不仅能使其在教学中运用自如，而且也为他改变旧书院体制，开拓新式教育打下了理论基础。因此，缪荃荪说，当他来到山西时，“主讲令德堂，士风为之一变”。怎么变呢？

一是思想之变。虽然依然保留经典的正统地位，但改变了过去一味读经的教学内容，增加实用的救国富民之学，这就是张之洞

二是制度之变。他为山西巡抚胡聘之，所代写的《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这件疏稿，实际上是屠仁守近代教育思想的展现，是教育改革的先驱理念。他以为，目前国内的学术状态是：“深诋西学者，既滞于通今，未能一发其扃鐍；过尊西学者，又轻于蔑古，不禅自决其藩篱，欲救二者之偏，则惟有善变书院之法而已。”显然，屠仁守既非“深诋西学者”，又非“过尊西学者”，而是“欲救二者之偏”的理性思考者和具体行动者。那么，他的上疏是如何“善变书院之法”呢？

一是革除书院旧习。如辞章、考据等不为急用的学问课程可予以废除。二是延请德业充备之儒为院长，以道义为“植基”。参经史、时务以求经济之左。三是开设天文、地舆、农务、兵事等有用之“格致”之学课。四是另设水师、武备、船驳、器械及工技制造等学堂，仍以理为纲，以其操为效。五是开设算学课，并给以习算学的学员特别优侍。六是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广泛购集外国书籍，藏于书院，以广学生见闻。

屠仁守认为，上述措施的实行，就可以使“本末不至于倒置，体用不至于乖违。经正而事无不举”了。显然，他的这些新的“善变”主张，打破了传统教育体制下专读经史、攻八股的旧教学习气。他强调教育为现实服务，注重应用，学贯东西，这在当时科举制尚未废除的时代，无疑是一种教育创新，此为确凿的事实。为当时沉闷的教育界带来了一缕新风，因而也被其后的学者评论为“开一代士风”。

在他为新的学院设置众多新课程中，屠仁守尤为重视算学。他亲自执教，教学成绩斐然。《屠光禄疏稿·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中说：“臣(指胡聘之)前在藩司署巡抚任内……深思曾就省城令德书院，勖其专治实学，兼习算数，以启新法之端。适已革御史屠仁守充院长有年……既嘱其并教诸生，两载之间，深识其途者不乏。臣蒙恩擢授巡抚，到任后，调阅算学试卷，所有三角、测量、代数、几何诸题，多能精覆，相继愿学者人数亦增。”

这可以说明：第一，屠仁守教授的算学，是正宗的西学，说他反对效法西洋的观点不攻自破。第二，他的教学成果是相当显著，不仅学生学得好，而且影响了一批人，扩大了西学的影响。这正是开教育新风气之举。另外，他广购外国书籍，使学生吸收了外来的先进技术，也把学生的眼界引向了世界，此事对于开“风气”之影响关系尤著。由此可见，屠仁守不是一个保守的顽固派，他对于书院改革的建议和实践行为，开启了清末教育改革的新风，值得充分阐扬。

由于他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的功绩，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5月1日清廷对他下令褒奖：“以教士有方，赏山西令德书院院长、已革御史屠仁守五品卿衔。”以教士有方，得以赏五品卿衔，这是难得的殊荣。这证明，他的改革与实践成绩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赞扬。许同莘说：“令德堂诸生肄业者，初仅三十人，后广为五十人，续增为七十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

此处所说的“其后”，即约为屠仁守主讲令德堂之时。此时肄业于令德堂的学生，其后分布于全国，乃至于世界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事业上做出突出成绩者不乏其人。其门生有于右任、阎锡山、商震、贾景德等。不仅如此，当1902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筹办山西大学堂之时，将令德书院全部转入，成为了山西大学办学的基本力量。缪荃荪说他“主讲令德堂，士风为之一变”，绝非虚言。

1900年，慈禧因被八国联军赶出了北京，携光绪皇帝一道逃往山西，经大学士鹿传霖的保荐，屠曾被召见“特旨授光禄大夫”，并下令“交政务处委任”，但又由于“小人挤之，使不安其位”，最后到西太后“回銮”北京时，仍“留先生主讲关中”。屠仁守第二次出仕的梦又破灭，由此而以教学终老一生。

1901年12月，陕西大学堂开办，受清政府委任，屠仁守任总教习。这时他已年近70，体弱多病，但他仍然表示，要以“扶持名教，鼓励英才”为宗旨，以“中为体，西为辅”，设置教学计划，为国家教养人才而尽力。1904年，屠仁守因病卒于西安，终年68岁。亦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综观屠仁守的一生，为三个阶段：1832年——1874年(42岁以前)，成长与刻苦学习阶段；1874年——1889年(42岁——57岁)，是他的官场生涯；1890年(58岁)以后，则是其教学生涯时期。终其一生，横跨官场与学界：作为官员，屠仁守恪守御史职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不畏权贵，是一位难得的忠直廉正之士。他为人耿直，嫉恶如仇，德冠群伦，在清末腐败的官吏群体中，出淤泥而不染，独具风格，堪当清末“铁面谏官”的赞誉。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学识渊博，兼通中西，在对旧书院体制改革、培养人才、开启学风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朝廷与人民的赞扬。

屠仁守墓志铭：屠仁守生于道光乙未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光绪癸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康有为谒屠仁守墓祭文

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康有为谨以三牲醴酒告于 光禄少卿梅君先生之坟曰呜呼

先生直道正学正色立朝一士谔谔王臣蹇蹇乃心君国牝鸡司晨吕武淫乐 先生匪躬上书弹驳请罢园工秋雁雕鹗终请归政中后私悉 是时与仆频见论学今古中外纵横述作祖述孔孟宪章闽洛身体力行讲学先觉 公退朝来属我有作即代草奏遂遘黜落自尔卅载死生契阔俟妄变法海外栖托 公教秦晋造成棫朴永诀不见望风涕落西行游秦才子登岳今谒 坟茔思旧合漠衣冠精爽九原来格陈奠牲酒 神其歆酌尚 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