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文化面向上，山崎更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宝库。因为这些主题多样的雕刻，刻划着二千年前的庶民生活、王公贵族、战争行列、苦修景象、以及各种武器用具，足以引导人们走进古印度社会与佛教世界，还原古老的历史影像，回到文化发端的源头。

佛教是经由实践而达至解脱的生命道路，是浩瀚天地间由人一步步走出来的“觉悟者宗教”（Buddha为觉悟者之意），因此能在这广大的土地上留有深浅不一的足迹，拓印着一路走来的辉煌颠峰与筚路蓝缕，若能顺着这足迹，填补历史上失落的环节，配合千古传续的佛典经籍，对于深入经藏法义必会有莫大的助益。然而，佛弟子们却往往疏忽了佛教史迹文物的价值；不是漠视它为徒俱形式的末流艺术，就是狂热的视它为无上神秘的救赎之物，这两种观点都错过古文物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它提供一条连接时空断层的路径，让“现在”可以窥知“过去”，进而定位历史的坐标，走向难以测知的“未来”。

曾经遍布印度的印度几乎都毁于宗教冲突和时间蚕食，只有位于中央邦莱森平原上的山崎躲过了无数劫难。我们从阿格拉乘坐六小时的火车来到了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后，又坐汽车颠簸了46公里才来到这里。下车环顾四周，眼前只有一座小山丘，上面长着几棵古树，如同历史老人的几根胡须，却寻不见佛塔踪影。爬上山顶后，才看到铁栅栏围着大小不一的佛塔，这就是印度现存的惟一古代佛塔群。1989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玄奘当年在印度长达十几年的考察中，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印度史学家对此大感惊异，于是认定这里并非佛教中心。也许正是它处于佛教文化的边缘，才可以不动声色地保留下了佛教建筑。依据斯里兰卡编年史《大史》和《岛史》的记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尚为王储时，有一天他去乌加雅尼处理政务，在毗迪萨城与当地富商的女儿戴维一见钟情，后来娶其为妻，于是在此建庙纪念。依据出土的阿育王石柱和考古发掘，历史学家推断阿育王首先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红砖佛塔。那座红砖佛塔在公元2世纪时被毁，于是巽伽王朝的佛教徒们开始重修，经过安陀罗王朝、笈多王朝的多次扩建，终于在公元450年建成了这片佛教建筑群。从此佛教灵光在这里漫射了1500多年。无奈石头垒筑的历史也不牢固。佛教的衰落，使得印度上长满了杂树野草。到了公元12世纪，那些散漫的根茎在寻找泥土时竟然把佛塔拉扯倒了。小丘慢慢成了印度佛教衰落的祭坛。　直到1818年，英国将军泰勒在莱森平原狩猎时，在这个荒废的山丘上发现了倒塌的石牌坊，认为这里是一个佛教遗址。1851年，英国考古学家卡宁汉对一、二号佛塔进行了发掘。1912年和1919年，印度文物局对文物进行了修复和保护，共确定了50处佛教遗址，形成的格局。其中一号佛塔最具代表性。这个覆钵建筑直径为36·6米，高度（不含伞盖）为16·41米，穹顶中央有一个三层伞盖，伞的四周有一方形围栏。塔的中部和底部各有一圈人行道，中间有石阶相连，人可以上下绕着佛塔行走。最外侧的石头围栏上刻有捐款者的姓名。这大概也算是佛教建筑中较早的商业运作。

一号佛塔的四个入口处分别矗立着四个牌楼。这四座造型优雅朴素的牌楼是山崎佛塔的精华所在。这些牌楼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所有牌楼均有两根对称的石柱，高9米多，两根立柱支撑着三道横粱。横粱之间有三根细柱，上面雕刻有人物、马、象等。这些装饰起到横梁的固定作用。

牌楼上的雕刻主题分为四类：《本生经》故事，佛陀生平事迹，佛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装饰性图案。佛教故事雕刻夹杂着裸露的人物和性感场景，最富有活力的当属裸体药叉女，她神采飞扬，动作舒展自在，让人感受到了原始佛教的开放与活力。

细观牌楼上的雕刻，可以说找到象征主义和符号学的源头。整座牌楼可以说是象征主义作品。在记述佛陀一生的雕刻中却看不到佛陀的形象。有的雕塑只有一匹马，马背上有一把伞，伞下的空白象征着佛陀的存在。雕刻中出现最多的符号是莲花、菩提树、金刚座、法轮和足印。莲花象征释迦牟尼的诞生，菩提树和金刚座象征着释迦牟尼成佛，法轮象征着法轮初转。足印象征着释迦牟尼四处传教的善行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从古代印度艺术、建筑的观点来看，此地饶富意义，保存不少塔、寺的遗址与石刻，其中有些为阿育王时代的建筑，系印度现有最精美的形式。兹略述如下∶

(1)大塔∶位于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波保尔附近，是古印度著名的大佛塔。半球形圆顶，直径约三十七公尺，塔高十六余公尺。塔身在一个圆形的土堆上，其上有两条石级，在塔身的南面会合，因此，此塔有两条便利信徒巡行的道路。其中一条围绕着精致的阿输迦栏杆，在四角有四座精致的牌坊。一般人相信现在看到的这座塔，是阿育王建造的；但是近来比较正确的意见，认为阿输迦原来所建的是砖塔，已被后来增建的这座较大的塔所掩盖。有些栏杆的柱子上面，用梵文字体刻着施主的姓名，这证拇杆不是个人的供养品，而是在几十年间由许多虔诚的佛教徒不断努力的结果。

四角的四座巨大庄严的牌坊，是佛教雕刻中的精品。每座牌坊由三道横梁和两根立柱（柱头刻有动物的形象）构成，并饰以左右对称的浮雕嵌板与圆雕；浮雕嵌板的内容多为佛传与本生故事，由于当时佛教雕刻禁止出现佛陀本身的形象，故以法轮、宝座、菩提树等象征物表示释迦牟尼的存在。向南的一座牌坊，被认为是最早的一座，但与其余牌坊的建筑形式并无显著的不同。从牌坊上发现的两篇刻文中，可知‘西牌坊的石柱’与‘南牌坊当中的轩椽’是‘一个住在柯罗罗（Kurara）的阿卡瓦陀的富人那迦比衍（Na gapiya）’的供养品。

塔的四个进口处的墙上有四尊浮雕佛像，可能为后来所增造。

(2)舍利弗、目犍连的骨塔∶位于大塔的东北面。以藏有佛陀的二大弟子舍利弗、目犍连的遗骨而驰名远近。这些遗骨是亚历山大·康宁罕和麦塞在两个石匣内所发现。石匣上有刻文说明石匣内所藏为何人的遗骨。此塔的形式，几乎完全与大塔相同，唯一不同的就是下层没有围绕的栏杆。仅有一座牌坊，高约五公尺，其上也有佛陀生活的图案，雕刻技巧略逊于大塔。

(3)第二号塔∶内藏有阿育王传教团中极其活跃的传教大师之遗骨，装置遗骨的四个滑石所制的盒匣上有刻文，较大的盒匣的刻文载∶‘以阿罗汉·迦叶波哥达（Arahat Kasapagata）和阿罗汉·瓦奇·须维贾耶达（ArahatVac-chi Suvijayata）为首的所有传教师的（遗骨）。’依此可证明《大史》与《岛史》所说阿育王派遣传教师的正确性。

(4)阿育王石柱∶位于主塔南牌坊之前，系山崎遗址所有石柱中，最早建立者。由于受到破坏，今仅存残干与柱顶。此外，另有三根重要的石柱，建筑年代不一，或于薰迦时代，或于笈多时代，因此，建筑形式略异。

(5)寺院∶此处的寺院颇多，以位于主塔南牌坊的对面者最为重要。该寺院系摹仿阿旃陀与卡利的塔窟而建，建筑年代最早不超过西元650年，主要建筑被破坏殆尽，惟存一个破石钵，及少数的赤土色砖块与瓦片。

其他，另有被编为四十五号的寺院，约建于十世纪或十一世纪左右，乃山崎最晚建立的一座寺宇。此外，该地又有古物陈列馆，其内陈列有于此地区所发现的塑像、图章等物。

◎附∶高田修《佛像的起源》第二章（摘录自《世界佛学名著译丛》{89}）

山崎的遗迹在马地亚普拉地修省的旧‘波帕’（Bhopal）藩王国内，是在一个孤立的，高约九十公尺的小山之上，在那儿，从孔雀王朝时代至后十一世纪左右，以及各时代的遗迹、遗址和雕刻，大多数保存下来，是佛教遗迹中，屈指可数的有名胜地。其中属于古代初期的遗迹，主要是三个大的窣堵波和其栏楯、塔门。

第一窣堵波（大塔）在前二世纪薰迦时代，由于用石头在原来这个被认为是阿育王时所建的，用砖砌成的小塔外部护砌一层，所以如今呈现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塔，从底至覆钵顶部，高有十六点四六公尺，基部直径三十七公尺。同时代还建有上下两重栏楯，有奉献铭无雕刻。接着初期案达罗王朝，或是S/a^takarn!in王的时候，造了南门（有奉献铭），再有北东西各门的依次建造。可认为是前一世纪后期至后一世纪初期左右的遗品。四塔门高约十公尺，表里饰以雕刻，这件作品显示它是古代初期美术最发达阶段的作品，其作风与前述的中印度的风格稍有异趣。第三塔是在大塔东北边附近，发现有佛的二大弟子舍利弗和摩诃目犍连的舍利容器。此塔无栏楯，仅南门上有雕刻，一般认为其建立年代是紧接在大塔的四门建立之后（后一世纪前期）。以上五个塔门的浮雕，大部分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然巴路特多为本生故事，佛像图超过半数（初期案达罗时代）。第二塔位于大塔西边约三百公尺的地方，推测其建造的年代大约与大塔同时，是前二世纪的遗迹，稍小型，基部直径十四点九四公尺，无塔门，但栏楯保存完好，其上有简单的浮雕，主要为装饰性的图样，故事图极少（前二世纪后期，薰迦时代）。塔内发现刻有对初期的佛教传道有功的长老十人的名字的舍利壶。

在山崎附近，还分布有Sona^ri、Andher、Bhojpur、Satdha^ra等数座古塔，此即以Bhilsa而著名的诸塔。多半是小型塔，大部分已崩坏，有些尚保存有栏楯的某一部分，但也乏善可陈（薰迦时代）。

[参考资料]　小野玄妙《佛教之美术及び历史》；Sir J. Marshall《A Guide to Sa^nchi^》；Sir J. Mar-shall,A. Foucher《The Monuments of Sa^n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