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桃夭李也秾

第三章：菊残霜枝

第四章：阳光下的紫云英

作者在写《山河入梦》时《红楼梦》对他的影响功不可没。小说人物形象、叙事特点、禅佛思想以及出现的诗词文句等方面都有《红楼梦》的影子。在《红楼梦》中寻找自己创作上的突破口。《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能令书中人物的语言以及细节描写更有说服力，作者在动笔前重读了一些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也翻阅了书中所写地区的方志。作者平均每天写两千字，历时七八个月完成了这篇小说。

谭功达是革命先驱陆秀米的儿子，梅城县的县长。谭功达偶遇姚佩佩后并让姚佩佩成为了他的秘书。谭功达虽然喜欢姚佩佩，但却担心年龄等差距，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姚佩佩被金玉强奸之后，姚佩佩将金玉杀死了，并开始了逃亡。

谭功达在官场上从梅城县长到被撤职到花家舍，但他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建设着理想化的社会。他一方面对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解不深透；另一方面，他又想学习苏联的电气化，妄想实现自己心中的“乌托邦”。他在担任县长期间，修建水库发电，号召开挖运河，实验制造沼气，甚至还构想修一条连接每家每户的风雨长廊。这些想法和作法，初衷并没有错，只是太超前，太不符合梅城县当时积贫积弱又加上遇到自然灾害的现实。再加上，梅城机关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基层干部阳奉阴违，社会群众不拥护不愿出力，结果导致修建了几年的水库大坝经不住一场大暴雨的冲击，造成坝溃人亡；谭功达又被机关内部的反对势力落井下石，终遭撤职，注定以失败告终。谭功达因此被撤职前往了花家舍人民公社。

最后姚佩佩被枪决，而谭功达也因包庇罪被送进监狱。谭功达临死之前，回光返照，与冥冥之中的姚佩佩有一段对话，明确修正了他先前的“乌托邦”理想国图景应该是，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败，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他的遗书是谁也看不懂的多次修改过的“梅城行政规划设计图”。与其说他是贫病交加，郁郁不得志而亡，不如说是他那一根筋的理想，至少在百十年内难以实现含恨而死。

姚佩佩原名叫姚佩菊，她出生在上海一个资本家家庭。她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但是她父亲突然就被枪毙了，她母亲也自杀了，之后姚佩佩成了一个孤儿，寄宿在姑姑家。姚佩佩在浴室卖澡票，偶遇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并成为他的秘书。谭功达虽然喜欢她，但却担心年龄等差距，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姚佩佩遭高官强奸后，一怒之下杀死了对方，并开始了逃亡。她并没有参加革命活动也没有接受共产思想的教育，却也萌生了“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这样类似于“乌托邦”的愿想。追求理想主义的她在情感上容忍不了金玉对她的玷污，所以将其杀害了，最后姚佩佩被逮捕并处以枪决。

姚佩佩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她的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姚佩佩性格比较特别，不懂随波逐流，也没有世俗官场中的圆滑。但她在情感上十分纯洁，像一个世俗之外的人，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且在她的心灵深处有种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是宿命性的悲剧。姚佩佩一出场就和自己的命运邂逅了。姚佩佩与谭功达一起从普济水库回来后，他们就遇到了搜寻案犯的警察，当时清白的她看着这些警察却莫名的泪流满面。因为姚佩佩感知到了自己的命运，总是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所以“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在姚佩佩心中一直存在。姚佩佩在河山间逃亡，终生在寻找那个荒无人烟的乌托邦似的小岛。

姚佩佩是小说中唯一能理解谭功达的人，正是她对谭功达的感情，给予谭功达继续坚持的信念。姚佩佩在精神上追寻着“乌托邦”，她把人心想象的太简单了，所以她在复杂的官场没有办法生存。在姚佩佩被金玉强奸后，姚佩佩将金玉杀死了，她承载着被捕的内心恐惧开始流亡，但终究逃不出被捕的命运。她只是围着梅城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她在梅城谭功达母亲家的阁楼里被捕了。

小说的主题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天堂，表达了作者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文化制度的一种批判和对历史的一份领悟与思考，同时也寄托作者对超越现实的无限憧憬。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并不是想对这种乌托邦精神和人类的这种欲望的否定与讽刺。作者只是想在展现这种乌托邦梦想能力所呈现出的美好或者劣性中来思考国家整个民族和国家民族文化的出路，也是作者对当下浮躁社会反抗的个人方式。乌托邦它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在于有一个人有了乌托邦的想法，比如搞一个世界大同的东西，但是突然有人掌握了权力就来做，就会血流成河。但是如果完全没有乌托邦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对未来社会对自己的命运有任何想象性的东西，那就非常可怕，完全把它技术化，那么就会成为悲剧。

在小说中能看出人们在深层次对“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反思和思考。格非曾说：“姚佩佩的悲剧是具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她的个性因素；她所处的时代并不提倡自我意识，她本可以投身集体主义，放逐自我，跟社会融合，但是她并没有那么做。随着她越来越清醒，更加不愿那么做。”虽然谭功达的对梅城建设的作法和想法，前提是好的，是为人民更好生活着想，但是只是想法太超前，不符合当时社会和自然的实际情况，对自然灾害、积贫积弱视而不见。因为只是一心怀揣着乌托邦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并没有办法采取实际行动，所以也不会实现。

小说写到谭功达被撤职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花家舍，这个地方有最完备的制度，衣食丰足，井然有序，人人都是这里的主人，既享受着制度带来的优越性，也为这里的发展尽心尽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空气中充满的不是平和、幸福的味道，而是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气息。恐怖的检查、举报制度，让所有人都随时处在被监视的环境中，人和人之间，表面上看来是友善的，其实却相互妒恨。在这里，人人都是没有隐私的透明人，透明到失去自己的思考，只能和别人保持绝对的一致。“花家舍”是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郭从年是这个“乌托邦”的制造者。看得出，这个人物一方面怀有强烈的造福百姓的美好愿望，是无私的利他主义者。另一方面，他用强权，建立一个心灵的“集中营”，试图让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一直变成完全一样的机器人，从而扼杀了许多纯真的灵魂。作家通过描写“花家舍”这样一个地方的状况，告诉读者谭功达心中的“乌托邦”在现实中真正实行其实是失败的。

首尾呼应

小说在开头写了，姚佩佩遇到搜寻案犯的警察时看着这些警察却莫名的泪流满面，最终自己沦为被警察追捕的案犯。姚佩佩注定要流亡的命运是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尽管她对自己的命运挣扎过，但就像作者所说的“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这是固定的宿命。书中有几次写到算命的情节，姚佩佩要在紫云英的阴影下算命，谭功达在撤职后有算命的人主动上门。作者通过一次次主人公对自己命运窥探的欲望的叙述，越发坚定人的宿命是怎样早已注定的理念，该来的躲不过，所以姚佩佩和谭功达并没有挣扎，只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重复结构

从小说表面上看，《山河入梦》分为四章，每一章节之间仅仅是线性的排列和延续，前两章讲述县长的婚事和抱负，第三章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最后一章节奏和氛围则显得轻快但又隐约透出不安和焦躁，整个叙事结构似乎被一种循环的力量左右，即使小说结束但是读者心中仍有一种惯性欲罢不能，其实奥秘就在于格非结构的重复使然。

小说的这种结构的重复，既颇具匠心，又具有深意。重复结构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强调”结构。格非对故事间差异性的把握、结构重复性的半遮半掩还是很巧妙的，即显示了自己的匠心又不显生硬做作。另一方面，通过强调这种结构，结构的重复固然受内在规律的支配，但这种调整并非与现实无关，它并不是自我封闭的。每一章结尾出现的希望在下一章中又都归于破灭，比如谭功达与白小娴和姚佩佩的爱情以及花家舍的灰飞烟灭。虽然结尾谭功达好似实现了事业和爱情的双重“乌托邦”，但那显然是一个梦，而且这个梦还没有终结还要继续重复循环下去。小说以希望终结，但人生未必，显然格非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无限重复的人生模式是：失望——希望——再失望——再希望……。结构的重复使空间相对于时间具备了更大的独立性，空间甚至还频频背叛时间的支配，从而附着其上的对存在的隐喻被激发，结构显示出象征意义。

神秘

在小说开篇第一章，格非就来了个“下马威”，通过省公安机关抓捕逃犯引出了“界牌”这一神秘符号，并经由佩佩之口使人怀疑这一经历的真实性。之后“界牌”在谭功达相亲时再度被提及，似乎是增加了这一存在的真实性，但其实是使这一事件的发生变得更加隐晦不清。“左”与“右”也是一对反复出现的神秘元素，一场大雨后一个道士模样的算命先生来到了谭功达的避难所，指着天空的彩虹说左面是吉兆右面难说，并提及了姚佩佩内心并不为外人知道的紫云英意像。紧接着谭功达去花家舍当巡视员的时候，卖凉茶的妇人告诉他上船时走左面的船板，右面的船板会带来霉运，这种“左”“右”之说决非巧合。之后的神秘气息更浓，小岛之主郭从年从未现身，谭功达与姚佩佩作了一模一样的梦，姚佩佩的逃亡路线竟绕着高邮湖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圆圈，从原点又回到原点……是巧合还是天意？在格非的种种暗示中，读者能得到的唯一答案就是个体对人生及命运的不确知性，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因为人的认识的有限性。

荒谬

格非曾坦言，写《山河入梦》的目的之一就是表现存在的荒谬感受。荒谬是理解存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对荒谬的表现也一直是格非作品的重要方面。在格非的小说中，历史、现实和人的存在犬牙交错，在这样的视角交织中，格非展示了历史的荒谬和人性的荒谬，这种荒谬绝非只是来自于叙述话语的基调和氛围，还来自于现实本身对人的挤迫以及人物自身的不幸命运。在《山河入梦》里，荒谬正来自于坚硬的现实对浪漫想象的一再否定，但最终《山河入梦》又不是浪漫的，它甚至是很不浪漫的，除了开篇通过大片的麦田和辽远的地平线展示给读者的开阔外，读者很难再听到温柔的声音和朦胧的表达。山河入“梦”，依赖一种遥远的可能性，“梦”苟延残喘，却已无力拖延“存在”显露荒谬面目的脚步。

在小说中荒谬感纠结在每一个角落，而理想的事物或世界总是在遥不可及的彼岸，真实述说着的都是荒谬的感受与孤独的情绪。黯淡的如“菊残霜枝”、宿命的轮回以及人性的凶残，即使明亮有如阳光下的紫云英也时时散发着神秘的恐惧，让人木然面对世界的不定形和无法掌握，以及在此表面遮掩下深藏的更大的对存在自身的不定形和无法掌握。从而，谭功达、姚佩佩、郭从年或者其他的某人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个体的意义已经人为缺失，他们被当作一种范畴而导入了这个世界的整体思考之中，或得不到世界的回应，或逃避至虚无的小岛，或在表面的完美制度下成为僵硬的机械者，而所有这些，最终的指向只有一个——荒谬。谭功达修建水坝，试验沼气，甚至还想满大街安电话，他从不分析这个社会，他的独断专行、不切实际到了荒诞的程度，虽然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积极的“入世”之举，但最后却给人“局外人”之感，甚至连他身边最近的人姚佩佩都对他在这一方面颇有微辞，一再地通过写信来点醒他。

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

——作家莫言

格非以《山河入梦》的力量平衡了一个时代，在爱情都变成脱衣舞的世界里，夜夜夜宴，黄金金金，小说却以感人至深的梦想为我们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

——作家毛尖

这不是一部严格的写实性小说，虽然作品中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精神，但叙述方式不是写实主义。

——评论家贺绍俊

格非，本名刘勇，中国当代作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4年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迷舟》《青黄》《戒指花》，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不过是垃圾》，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论著有《文学的邀约》《小说叙事研究》《卡夫卡的钟摆》等。《人面桃花》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