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

岘山面临汉水，看上去山势低矮，它是周围群山之中的小山。然而它在荆州特别有名，这难道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才著名的吗？那些人是谁呢？是羊祜叔子、杜预元凯。当时晋与吴以武力相争，常常要倚仗荆州为军事重地，而羊祜、杜预二人相继在这里，最终平定东吴而成就了晋的统一大业，他们功业已经超过了当世之人。至于他们成功的事迹产生的影响，广泛传扬于长江、汉水之间，到现在人们仍然思念他们，而对于羊叔子的思念特别深。大概是元凯凭他的功劳业绩，叔子凭他的仁义品行，二人所作所为有所不同，然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我很怀疑那些已有功业传世却又反过来急切追求后世功名的人，什么原因呢？传说羊叔子曾登上这座山，很有感慨地告诉他的部下，认为这山一直矗立在这里，而前世的名人都已泯灭无闻，因此羊叔子联想到自己，十分悲伤。然而他唯独没有想到这座山是因为有了自己才特别著名的。元凯在两块石碑上刻了自己的功业，一块安置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到汉水之中。他这样做是只知道山峦沟壑会有变化而不知道石碑有时也会磨灭的。难道他们都太重视自己的名声影响而有如此过度的忧虑呢，还是他们为此做得很周全而想得很深远呢？

岘山上本来有座亭子，世人传说是羊叔子游历休憩之处。那里建筑屡废屡兴的原因，就是后世之人敬慕他们的名声而思念他们的人很多。熙宁元年，我的朋友史君中辉凭光禄卿的身份作了襄阳长官，第二年，因为岘山亭破旧，就扩大并且重新建造了这座亭子，环绕着亭子建造了壮丽的回廊，又扩大了亭子的后轩，使后轩与亭子的大小规模相称 。史君闻名于天下，在他为官的地方都留下了很高的声望，襄人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安定，乐于跟从他，也就根据史君的官职名号，为岘山亭的后轩命名为光禄堂。想在石碑上记录史君的事迹，打算用这办法让史君与羊叔子、杜元凯的名声一起流传久远，史君无法阻止襄人的这种行为举动，于是他托付我写亭记。

我知道史君敬慕羊叔子的风范，想承袭他在民间流传的事迹，那么史君的为人表现和志向，就可以想见了。襄人敬爱史君而生活安定乐逸如此，那么史君在襄地官做得怎么样，又可以知道了，这些就是襄人想写下来的。那岘山周围山川的秀丽风光，笼罩于幽深杳远之中的草木云烟，它们在空旷的原野上时隐时现，可以让诗人登高远望，写出忧思愁苦的诗文，适合他们观览时有所心得体会。至于这座岘山亭的屡废屡兴，有人自会写出亭记，有人认为自不必深究其中的详情，这些我都不再说明了。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作此记。

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的朋友史中辉任襄阳知府，见亭之破旧而重加修复，扩大旧制。襄阳百姓又用史中辉的官职“光禄卿”命名新修的后轩为光禄堂。欧阳修应史中辉之请写了这篇文章。

文中写了山、亭、堂，又写了羊、杜、史三个人物。内容多头绪繁，如果组织不好，定会杂乱无章。但是这篇文章言而有序，井井有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作者构思精巧，文章脉络清晰。脉络是贯穿全文的枢纽，是作者思路在行文中的体现，它能把散碎的材料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篇文章的脉络是一个“名”字，围绕“名”字，层层铺叙，走笔行文，缭绕盘施，曲尽其意。文章起笔写山，开门见山：“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突出山之小和山之名，小而其名特著，是因人而有名。由山之名，引出羊、杜二人，叙写二人之“名”。羊祜晋武帝时，任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与东吴陆抗对峙，彼此不相侵扰。羊祜死时举杜预代理自己。杜预继任后，平定了东吴。二人“功烈已盖于当世”，可见其名重一时。“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又提出一“思”字，烘托其“名”，因为“名”，才能引起后人思念。思之尤深，说明其“名”尤高。思叔子尤深的原因是“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巧。”杜预最后平定东吴，因其功劳而有“名”，叔子以其仁德而有“名”。“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学校），缓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晋书·羊祜传》），故其民思之尤深。但不管是杜预还是叔子，“足以垂于不朽”。说明二人功大、德高、名重。“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句承上启下，接写二人对“名”的过分追求。“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为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这是写羊祜的好“名”。生前之名已得，身后之名是否能保，为此不免悲伤。羊祜一次游岘山，曾感慨地对下属邹湛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邹湛说：“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羊祜传》）。邹湛言之不虚，岘山确因羊叔子而著名，“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羊子之名同岘山，永存天地之间。“元凯铭功于石，一置此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而所思者远欤？”这是写杜预的好“名”。《晋书·杜预传》记：“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功勋，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杜预知道高岸陵谷的变化，但却不知道石碑也会年久而风化磨灭。其追求后世之“名”，实在是煞费苦心。作者盛赞二人的功德，但对其好“名”，也不无讥讽之意。

题为《岘山亭记》，亭在岘山，记亭必先记山。记山之后，接着记亭。“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记亭必记羊祜，但羊祜之德和名，记山时已经详述，所以记亭时从略，只是以思念之人多，写其“名”之高。接着就很快转到写史中辉，“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其从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由亭又写到堂，叙述史中辉政通民乐，“知名当世”。由羊祜、杜预之“名”，转到写史中辉之“名”。“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写史中辉之好“名”，想同羊、杜之名共传于后世。“君皆不能止”，只不过是委婉的说法，“以记属于余”，乃仍是好“名”之举。“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以推理的语气，用两个“可知”，进一步赞扬史中辉的政绩。政绩卓越，自然是“知名当世”了。作者就是这样以“名”作为记叙线索，左右逢源，从容运笔，把山、亭、堂和羊、杜、史三个人物连缀在起，使全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文章结尾，写到岘山的自然风景，作者一笔带过，认为“宜其览者自得之”。岘山的风景、前人已多有描写：“岘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孟浩然《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人之所详，我则略之。作者这样写，可谓善于剪裁，使文章别具一格。

明·茅坤：风流感慨，正是岘山亭文字与孟浩然岘山诗并绝今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八）

清·姚鼐：欧公此文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埃者，绝世之文也。（《古文辞类纂·诸家集评》）

清·姚范：欧公《岘山亭记》风流感慨，昔人推之矣。（《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晚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的参与者，同时是宋初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著有《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卷，《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并曾与宋祁合著《新唐书》。《宋史》卷三百十九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