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09 06:13
就内容看，《崇祯纪略》记载的是明崇祯一朝的军政要事。崇祯帝刚刚继位时，恭勤俭让，励精图治，是想有一番大的作为的。当时朝内政治黑暗、混乱，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边境地区对后金的作战每况愈下。为了支撑和加固行将倾覆的明朝大履，崇祯帝自十七岁继位起到死之止，一直奋斗不息，锐意进取。他勤于政事，常常召见大臣，“面决虑政”，为了批阅奏章处理政务，常常废寝忘食，不曾不辞劳苦的步祷求雨。为了不拘一格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提出了“济变之日，先才后守”的主张，为了打破用人唯重进士的局面，他“重保举”，并任用“外僚”入阁，使翰林以外的人也可以成为内阁大学士，协理政务。
为了保证阁臣的质量，他还下令“择知（县）、推（官）治行卓绝者入翰林”，以克服其“儒绥不习吏事，无以理纷御变”的缺陷，所有这些不拘一格用人的主张，都使当时朝政有了极大的改进。另外，对于前朝弊政，他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他一即位便首先除宦官魏忠贤一党，销毁《三朝要典》，平反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重新起用东林党人钱龙锡、倪六璐等。对于边关战事，他派袁崇焕等人镇守辽东边界，军备得到休整。自从中叶以后，政治上昏庸腐败之风日盛，积弊太深，崇祯帝虽然想有所作为，实乃回天乏力。崇祯帝继位后，虽铲除了魏氏，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但党争仍然激烈。各派系之间不断地争权斗利，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的时间内，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多位，边关将吏不知被调换了多少次，搞得人人自危，直接导致了政治的败坏。
崇祯帝颇为自负，独断专行，听不进逆耳之言。在处理棘手的政务难题时，往往迁怒于文武百官，怪他们不尽职尽责，以至于造成了“重典绳下”的局面，搞得“上下嚣然”。刚愎自用和虚荣心使他听不进逆耳之言，只喜欢听相同的意见。另外，崇祯帝为人多疑，好猜忌，总是不信任各位文武大臣。刚刚继位时，他对宦官进行约束，不加重用。但自从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后，崇祯帝便公开表露了他对百官不信任的态度，开始重新起用宦官。
他先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自开此或后，宦官派出的越来越多。除去监督军饷外，宦官们还被派去督察钱粮税务、恭马，司法等各项政务。宦官们对文武大臣政务的监督，名为“督”，实为“监视”侵夺了官吏将领的职权，遭到朝臣的反对。而崇祯帝对此置之不理，一昧宠信宦官，凡是与宦官发生冲突者，他在处理中总是偏向宦官的一边。宦官干政，引起了文臣武将与宦官们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文臣武将的积极性，而且由于宦官们的恣意妄为大大干扰和败坏了军政事务，更加剧了崇祯政权的政治危机。
吏制的问题在万历、天启年间已十分严重，进入崇祯年间，则更加厉害。官吏升迁，全靠贿赂，部队的武官，则靠”虚冒”、“吃空额”来贪污军费，由于崇祯一朝政局不稳，战争频仍，崇祯政权外要对付后金叛乱，内要镇压农民起义，必然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军政的腐败，又使靡费军饷数额甚巨，劳动人民身上被强加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农民生活极端困苦。不堪忍受的农民终于起来反抗，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从陕西起来后迅速席卷全国各地。
同时，满清经常挥师而来。外有强兵压境，内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但官僚仍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大兴冤狱，无暇也无意理会风起云涌的战争形势。在前线抗敌的将领得不到朝廷信任，被杀、被撤者比比皆是，将士们人人自危，即使不被杀、被撤，也无力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抗敌事宜。朝廷内部，更是“相率自愚，莫有以贼在意者。”农民起义军攻击襄阳地区后，内廷重臣张凤翼竟以为“贼走南，已入绝地，此贼不食大米，贼马不识稻草，行自毙矣”，迂腐僵化，自欺其人到了可笑的程度。在这种局势面前，崇祯帝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只好寄希望于神的保佑。他拜天祭地，希望列祖列宗能帮他保住明朝基业，用尽了种种办法；比如，他先是崇信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后又改拜佛教，用术士率兵抗敌，还派人去南京勘察龙脉。可惜，诸位神灵既不能阻挡农民起义军前进的步伐，更无力挽回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北京城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明朝至此结束。
就体例看，《崇祯纪略》系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书中往往是先记载每年历史事件之概要，然后对其进行详细的注解，而对于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如钱龙锡、孙承宗等人，书中附有简单的小传，这使该书在编年纪史中又有了自己的特色。至于该书的史料来源，据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无非来自邸报抄传耳闻目睹，诸家文集，以及稗官小说、杂缀小品等。在取材上，作者较为严格，据其自叙是“毋偏毋循，勿伪勿讹，若夫传疑未确者，宁阙而不滥，庶几窃附识小之义，存一代之轶事乎？”使得《崇祯纪略》所载史实大都证实可言。
由于李逊之系党人之后，其父李应升本为天启年间御史大夫，为阉党魏忠所害，所以《崇祯纪略》对于党祸情事的记载非常详尽。同时，由于李逊之痛恨魏党，所以在记述中对于党祸情事的记载也难免会执其一端，不够客观。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称赞该书为“见闻质实，议论亦平允”的概括仍符合该书实际。李逊之自称为“江上遗民”，以明朝遗老自居。在《崇祯纪略》中凡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处，皆以“贼”呼之。而对于满清的高压政策。作者在写《崇祯纪略》时是颇有顾忌的，并不想公然与之发生抵触。表现在涉及清廷忌讳处，都一律以空格表示。但仍没有使《崇祯纪略》摆脱被禁毁的命运。乾隆五十三年，军机处以该书所记事属传闻失实，且多悖碍之语为由，奏请禁毁此书。
《崇祯纪略》今存《荆驼逸史本》、《常州先哲遗书》本以及其它各种抄本。
李逊之，字肤公，江阴(今属江苏)人。是明代天启年间遭党祸为魏贤所害的御史李应升的儿子。明亡后，李逊之自称为“江左遗民”，素以明朝遗民自居，专心治史。关于《崇祯纪略》的写作缘由，据作者自称，是因为当时野史丛出，他有感于“国政乱于朱紫，欲语流为丹青，缘饰爱憎，增闻易见者有之矣，党庇奸逆，抹杀忠义者有之矣”，于是辑录成《三朝野纪》，记述明朝泰昌，天启、崇祯三代之事。《崇祯纪略》又名《崇祯纪事》，便是《三朝野纪》卷四至卷七的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