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

《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

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他是当代文学大家姜亮夫的高徒

半个多世纪，他把心血倾注给《楚辞》……

《崔富章：楚辞之恋》

走进崔富章的家，你会惊觉淹没在了兰之中。

在崔富章心中，兰花绝非只是万古悲香，更多的是清香高洁，独秀于万花丛中。

当然，他爱兰，缘起《楚辞》。

“楚辞是先秦文献中使用‘兰’、‘蕙’二词最集中的文献，其中属屈原的辞赋最多，共23见。”不用翻书，崔富章就可以把《离骚》里记兰的8处诗句吟诵出来：“纫秋兰以为佩”、“步余马于兰皋兮”、“结幽兰而延伫”……

他对楚辞实在太熟悉了。自打1964年师从国学大师、楚辞专家姜亮夫起，他便潜心钻研先秦文学，其中最下功夫的还是楚辞。

我国的楚辞研究，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数以千计的文人学者、志士仁人，从事楚辞的辑集、注释、考订、图绘、评论、鉴赏，直至再创作。这些文献，都是崔富章的研究对象。

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十多年，更为他从事楚辞文献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86年10月，应姜亮夫先生之邀，他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协助姜先生专门从事楚辞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姜亮夫在《楚辞通诂·博物部》统计：植物146种，动物186种。

“大量动植物记载，为我国保存了甚有研究价值的生物学资料。”正是这些暗藏在楚辞中的历史、地理、天文、民俗、文化等财富，让崔富章孜孜以求。

家中的客厅，被他拿来作为书房，一整墙的落地书架，塞满了古籍文献。

正是从这些文献中，他整理集结出《楚辞学文库》（他是总主编，各册还分别有主编），成为国内乃至世界楚辞学研究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连同《楚辞学书目五种续编》和《四库提要补正》一起，构成他四十余年最主要的治学成就。

还有110多万字的《楚辞书录解题》，总计著录图籍551种，近千个版本，是迄今为止收录资料最为完备、著作体例最为完善的楚辞目录学著作。

“把楚辞一句句解剖，一字字解读，不会丧失美感么？”记者问他。

他想了想，语气又激动起来，“每次再读，都如初恋。”

本报记者 徐洁

人物名片

崔富章　楚辞专家。1941年4月生，山东省淄博市周村人。1964年7月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考取姜亮夫教授的研究生，进入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攻读先秦文学，研习楚辞。

2005年当选浙江省特级专家。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楚辞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版本目录学方向的研究。

倾倒于屈原的魅力，钦佩于姜亮夫的刚正

先贤先师，照亮他的治学路

采访崔富章的那天，恰是七夕。

崔富章却对这个节日有一番颠覆性的观点：“七夕作为情人节，其实不太合适，牛郎织女的故事悲了一点。”

他觉得作为情人节，清明更适合。依据当然还是《楚辞》，“古时，清明不是祭奠先人的日子，而是春来踏青的节日。那一天，青年男女相约踏青，不正是约会的好时机么？”

他随手翻出《诗经·溱洧（Wěi，古水名）》一诗，他说这首诗写的就是三月上已节，郑国青年男女在溱河岸旁春游的盛况。

但先秦文学中，崔富章更爱《楚辞》。

进而，他也崇拜屈原。所以40年来，他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对楚辞文献进行集大成的整理研究的同时，更希望从诸多文献资料中寻绎出屈骚精神在后代的传承与嬗变。

（以下记者简称“记”，崔富章简称“崔”）

【屈原】 斯人风流烁古今

屈原太有魅力了。他首先是个政治家。中国古往今来，从政的诗人中，屈原的官做得最大。他最高做到“左徒”，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他的博学强识，更令人佩服。

记：古代文学这么浩渺，您为什么主攻《楚辞》？

崔：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先读《诗经》，再念《楚辞》。哇，《楚辞》可美多了。

我对当时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印象特别深。

先生五短身材，其貌不扬，谁知石破天惊，竟然一口气把《离骚》从头背到尾。不是那种死记硬背，而是全身心投入，倾注了他全部感情。

他是湖北宜昌人，算起来跟屈原是老乡。虽然他的普通话不标准，但带着方言的吟唱，反倒更把《离骚》的韵味传神地表达出来——高昂处几同哭喊，低回处如在饮泣，仿佛汨罗江畔的屈大夫出现在我们面前，披头散发临风浩歌、赤臂跣足对天哭问……

后来我考杭大（今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几位教授中，夏承焘先生主攻宋词，姜亮夫先生主攻楚辞，我就跟了姜先生。

记：《楚辞》收录有屈原、宋玉（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王褒（北周诗人）、贾谊（西汉文学家）、严忌（西汉辞赋家）等人的辞赋，您最喜欢哪一篇？

崔：最喜欢的是屈原的《九歌》，下功夫最多的是《离骚》。毕竟作为楚辞的代表作，《离骚》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记：你是不是因为喜欢屈原的词赋，进而崇拜屈原？

崔：屈原太有魅力了。

他首先是个政治家。古往今来，从政的诗人中，屈原的官做得最大。他最高做到“左徒”，参与内政外交、制定法令。楚国的官员，最大的是令尹，其次就是左徒，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

他的博学强识，更令人佩服。

他的知识库涵盖历史、地理、天文、民俗、文化等方方面面。比如后人定格其生辰的唯一依据，即《离骚》里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指出了他出生时的“星象标志”。

还有《天问》，简直就是一部“先秦天文史”，首次提出一系列具有探索意义的天文现象：天地在什么地方相合？周天十二宫又怎样划分？太阳月亮怎样悬挂天上？群星又为什么罗列成这样？

记：在您看来，屈骚精神对当今人文精神建构有何启示？

崔：“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出自《离骚》，成语举贤授能便来自此处）是屈原的理想，意思是说，政治上要举用贤者和能者，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而不要有偏颇。我想这个主张，至今还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之一吧。

【姜亮夫】 斯人精神常存心

在这么多老师中，姜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姜先生眼睛不好， 晚年近乎失明，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看书。

记：您是姜亮夫先生的弟子。听说从1964年您师从先生读研，到1995年先生去世，这32年间，你们的交往一直都没有断过？

崔：在这么多老师中，姜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

姜先生对研究生的要求非常高，他希望我们多看原著。光是《离骚》，他就讲了整整一个学期。不仅自己一字一句解读，还请历史系、数学系、地理系、物理系的教授给我们讲。

记：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崔：他的治学精神。

姜先生眼睛不好，我刚跟着他的时候，他就有2000度的近视。文革的时候，房子被切割出去，只剩下五六平方米的书房和一间卧室。

书房里堆满了书和药，他缩在四寸方桌边，做他的研究。因为看不清楚，字总是写歪，他就用尺子量着写。180万字的《楚辞通故》，就是在那个方桌上完成的。

晚年姜先生近乎失明，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看书。像姜老师这样，到了80岁还在不停地看书，这种治学精神，让人感动。

记：研究楚辞颇有造诣的人，似乎与屈原都有一点共通性，比如特别执着，特别正义？

崔：屈原非常关注现实，对国家、民族全情投入，意志强大，从不退缩。但按现在的为官之道，是不是应该学会适当妥协？但有些人妥协到后来，没了底线，被异化了，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姜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人。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崔富章】 斯人治学如初恋

把《楚辞》一句句解剖，一字字解读，一度觉得完全丧失美感了。但过了那个阶段，又如初恋。我看着这些文献，开心得不得了，也不觉得累，可以坐在那里半天不动。现在再读《楚辞》，也还是会有新鲜感。

记：《楚辞》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研究它的人，是不是也都有点浪漫主义情怀？

崔：也不全是。历史上研究楚辞的有三类人，一类是诗人，生性爱诗；另一类是生活境遇与屈原比较相似的，比如仕途不顺，拿屈原作为励志榜样；第三类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我算第三类。但历史上真正推动楚辞学发展的，还是前两类。

记：您写诗吗？

崔：中学的时候，有写着玩。

姜先生也喜欢写诗，还拿给他的老师梁启超看。梁启超看过后，只说了一句：你写诗不行，还是搞研究吧。因为姜先生太理性了。

我也有“理障”，所以从始至终，都没有勇气拿出来给先生看，仅限自娱自乐了。

记：您每天潜心研究楚辞，面对各种文献，就不枯燥吗？

崔：和感情一样，的确也有过“七年之痒”。把《楚辞》一句句解剖，一字字解读，一度觉得完全丧失美感了。但过了那个阶段，又如初恋。

我编《楚辞学文库》整整用了5年，完全不觉得枯燥。对一条条文献，由远及近，去芜取菁，以类相从。我看着这些文献，开心得不得了，也不觉得累，可以坐在那里半天不动。现在再读《楚辞》，也还是会有新鲜感。

（《钱江晚报》2012年09月14日 人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