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影《香草》

数字电影《整编岁月》

电影《南平红荔》

数字电影《我叫阿里木》荣获2014年第14届电影百合奖优秀影片二等奖，最佳男主角奖

数字电影《桔子的天空》

数字电影《耳蜗》获2015年第15届电影百合奖一等奖

数字电影《蝴蝶有棵树》

数字电影《水滴之梦》

数字电影《黄天厚土》

电影《守边人》获第四届中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数字电影《金城档案》

电影《八角街》

数字电影《素面朝天》

数字电影《匿名者》

数字电影《爱在夏日塔拉》

电影 《特定关系人》

2009年8月，凭借《横平竖直》荣获华表最佳新人编剧奖。

2017年10月，凭借电影《守边人》获得第四届中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有意思的是，崔民的小说创作，就已出版的作品来看，还没有能摆脱自身经验式的写作——与两年前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那本《烈药》一样，其新作《药殇》依然将眼光和笔触指向同一个领域：医药行业，甚至，连小说中的地名，“边城”、“油城”、“梨城”等，也被打上了新疆的印记。这大约得益于她曾经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过的经历。当然，我们也不敢排除，作者崔民是否早有心思，要对当前的一些行业潜规则作一番深刻披露，而医药行业，只是撞上枪头的那只鸟而已。

印象崔民，不摆谱

网上对于崔民的介绍少之又少，以致让人感觉有点讳莫如深，只有一位称她“民民”的网民悠游对她的评价是：“喜爱文字，喜爱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中寻找快乐的女人。”

她的性格怎么样？跟她对话会不会很困难？基本上每个记者都会担心采访对象故意摆谱。

崔民是不吝啬笑的，从见面到分别，她的脸上和眼睛里始终都是盈盈笑意，说到高兴处甚至会放声大笑。

都说爱笑的人性格是胆大开朗，但崔民却说自己“不像新疆人，胆子特别小”，甚至主动“招供”：她害怕正式形式的采访，害怕出席作品发布会，手心里会冒汗，所以希望换成随意些的聊天。

崔民所谓的聊天不是正襟危坐，也不是只严肃地讨论作品，而是在谈论作品写作时还可以穿插絮叨一些生活的琐事与快乐。在轻松的聊天环境中，崔民就不“胆小”了。

她会告诉你，她写作时不抽烟不喝酒，只喝牛奶，而且只喝新疆的牛奶。

她会告诉你，当她邀请北京的一位老编辑一起吃很辣的湘菜时，老人急出一头汗：“这可要了我的亲命儿了。”这句话她觉得很搞笑。

她还会告诉你，她不喜欢被人称为“女性作家”或“美女作家”，认为这是对她写作的侮辱。“谁叫我美女作家，我问你骂谁呢！”

尽管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有点“瞧不起”地认为面对她的80后记者是“小孩子”，并且理由充分：她上学早，其他同班同学都要比她大好几岁，所以她跟80后起码有十岁的代沟。崔民说自己是计算机系毕业，因为爱好才转入写作。

对话；“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有责任揭露内幕”

记者：《药殇》之前，我们注意到你还写过一本《烈药》，去年年初，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出过一本《药道》。想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

崔民：准确地说，《烈药》更多关注的是制药行业，而《药殇》则重点观照的是药品销售行业。说实话，我之所以会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待过，看到了很多行业的潜规则，而这些是大部分人所不了解的，所以就想写出来，当初也没有多大的野心和太多的想法。

记者：我倒觉得，要揭开一个行业的“潜规则”，本来就是有些野心的，而且还有不小的风险。

崔民：也许吧。《烈药》出版之后，因为我是新人，出版方也没有怎么做宣传，所以反响挺平淡的，但当时在网上，有一些行内人就骂我，质问我这不是写哪哪哪个公司，那不是写哪哪哪个公司，你想干什么？感觉也挺崩溃的。

记者：面对你曾经同行的质疑，你作何感想？

崔民：是，我曾经做过这个行业，并且跟这个行当还有一些联系，但归根结底，我的父母和家人，是不是一样都是老百姓？更何况，这个行业，损害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利益，老百姓几乎全部都是被损害的一方。我觉得作为一名写作者，有责任将所知道的内幕揭露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记者：所以，你又写了《药殇》，算是回应？

崔民：《烈药》是个虚构的故事，故事的背景不是放在香港就是在国外，出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反响——这么多人对于这样一些事件视而不见，就像一滴水融入到大海里去了，我就有些不甘。是不是我太粉饰太平了？太虚构这些东西了？我觉得结果不该这样。所以，我在写《药殇》的时候，写实的成分更多，倾注的心力更多，当时搜集各大报纸的案例就贴了好几本剪贴本。

记者：你的新书里，出现了“边城”、“梨城”、“油城”等，这些地名太有针对性了，所以有人说故事就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你觉得《药殇》出来之后，是否会引起读者的关注，或者说，读者能否明白你写作的良苦用心？

崔民：我也不清楚，但我敢保证这些东西都是写实的。书出来后，一个来自公安系统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小白被活埋的案件，是吸引他的地方，因为当时他介入这个案件的侦查了——可能每个受众群体不同吧，关注的点不一样。这些评论出乎我的意料。

记者：《药殇》这部作品的第一稿成书于2004年3月，第五稿完成于2008年3月，从成稿到出版经历了四次改稿，我想知道第一稿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在哪些方面做了修改？

崔民：最后的成稿，是把第一稿里太尖锐的东西抹去了，比如说有些过于真实的，能够对号入座的。但是，我还是想说，医药工作者的道德沦丧涉及的不是一个两个医生，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一个两个医生在坚持原则，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本来平凡的事情变得突然伟大了，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化？当伟大的事情变得平凡了，说明社会在进步；当平凡的事情变得伟大了，说明社会退步。我们叫医生们白衣天使，把他们放在一个“神”的位置，我们就希望他们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如果最后是“钱”能摆平的事情，老百姓们情何以堪？

有时候，我觉得作家就是说出别人有想法却说不出的话，我们把它归纳总结，付诸艺术形式。但凡有点良知的人吧，能从中得到点什么，醒悟些什么，反思些什么，那就很好了。这本书出来之后，我没有给以前的同事看，害怕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对号入座。

记者：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

崔民：也有，我觉得我还是有自己的坚持，那时这个行业的收入非常高的，但最终我还是出来了。

记者：在《药殇》中，聂远新是一个性格最鲜明的人物，起先是对万事万物都“不争”，只是潜心研究新药配方，但后来，毅然对抗整个医药行业所谓的潜规则。

崔民：是的，聂远新这个人物，其实是我理想化虚构出来的，我不想让读者太绝望。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时，都不抱太大希望，不过我还是希望有那一部分坚守道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