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表面上支持罗佩金的裁军计划，实际上却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罗佩金以为有了北京政府的支持，乃于1917年4月召开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罗佩金在会上宣布，北京同意将滇军编为一师一旅，黔军编为一旅一团，番号是国家军队，饷械由中央负担，享有国家军队的同等待遇。川军则编为地方军，三个师一个旅，番号是四川陆军暂编第某师或某旅，没有与国家军队的同等待遇。川军现有五师，先自缩编，做裁并的准备，去特科，只留步兵。

罗佩金早已担心刘存厚会反对这个裁军办法，因此在会前他就密电请段祺瑞政府将刘存厚调往北京，另行安排职务，而保荐滇军梯团长（旅长）刘云峰继刘存厚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职务。段祺瑞回电予以核准，但调职的命令却迟迟不发，段还以参陆办事处的名义把罗佩金的秘密计划密告刘存厚，煽动刘进行反抗。密电甚至还说，罗佩金要求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企图借此进一步煽动全体川军将领进行反抗。

罗佩金为了杀鸡吓猴，先从实力较弱的川军第四师开刀。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滇军系统，但自调任川军师长以来，就渐渐靠拢了川军将领，与罗的关系日益疏远。罗乃下令将该师缩编为一个混成旅。陈泽霈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及一个团，并要求发清欠饷，这实际上是拒绝执行缩编命令。罗佩金乃于1917年4月初第二次下达命令：“照得川省军队过多，亟应收束，前经本督统筹规划，分别办理，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命令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将所部一师裁为步兵一旅，并按照改订四川陆军暂行编制，将所有兵额分别裁汰，统限于三月十号以前一律办竣，所有退伍给奖证书、奖章、奖状以及该师恩正各饷，均经先后核发承领在案。乃逾限日久，该师裁编事宜仍未办理完竣，实属延玩已极。裁兵关系要政，万难任令迁延，应将该师长立予撤任。该师所辖部队及一切经手事件，即日交由第七旅旅长卢师谛接管。此令。”

罗佩金下令以卢师谛接管第四师的同时，于4月15日将该师在省城部队集合在成都市区皇城内，全部缴械，并扣押了师长陈泽霈、师参谋长周绍芝等人。该师在省城外的部队，亦被包围缴械，勒令解散。罗的做法引起了川军的不满，川军一、二、三、四、五师师长联名，以刘存厚领衔发出通电，指责罗佩金“强滇弱川，编遣不公”。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一千余支、子弹十余万发来省，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将人械一并扣留。当场滇军死十余人，余均被禁闭。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过成都通惠门，刘存厚又下令开枪射击。这样就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军开炮互击，而双方都指责对方首起衅端。罗佩金指责刘存厚“派兵围攻军署，弹如雨下，全城震惊”；继又通电说，刘存厚部进攻军署，“纵火烧及商民数百家，全境蹂躏，川局糜烂”。刘存厚则反唇相讥，指责罗佩金迫使川军第四师缴械，“更生擒千数百人，杀于新东门等处以示威，累累陈尸，万目共睹。穷凶极恶，万古无传。川军闻之，发指皆裂。而罗氏犹以为未足，更欲斩草除根，于本月十八夜，分兵三路，一路由武备街袭击本军司令部，一向羊市街，一绕通惠门，夹击二师炮团。又有先期藏匿少城滇籍军官家内之便衣士兵，同时突起，八面围攻”。这天，成都巷战发生，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罗”成都巷战正式爆发。这是护国战争之后西南军阀之间的第一次混战。

这次战争的双方都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使人民群众遭到巨大的灾难。4月19日，滇军顾品珍师王秉钧旅派兵焚烧皇城周围民房（贡院街、三街北街、皮房街、东西皇城边街、东西御河沿街、永靖街等处）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皇城上滇军还发射烧夷弹，机枪步枪交织扫射，禁阻警察前往救火。一时黑烟蔽天，红焰照地，人民奔窜，哭声载道，数百家房屋顿成灰烬。刘存厚部为诿罪滇军，亦派士兵数百人伪装滇军，戴上红边军帽，伙同流氓地痞分头放火，抢劫财物。火势一直延烧到4月22日。滇军赵又新师第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后来回忆说：“王秉钧在督署被围时，不预先通知人民迁移，就放火焚烧皇城边的民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营长李正芳任意捕人，将善良男女老少也带上城墙，用武力戮死，推倒城下，真是民怨沸腾，哭声震天。”有人还称这“可谓三百年来未有之惨剧也”。滇军两旅分路猛扑刘存厚军的防线，企图占领北较场刘的军部。川军拼命阻击，白刃肉搏，双方都有严重伤亡。滇军未能按预订计划占领北较场，只得退回原地。

其时，川、滇两省议会亦互相指责。川省议会通电说，此次战役，“经红会调查，人民惨被焚杀、击毙、受伤者，约千余人。飞灾奇祸，实数百年来所罕见。窃此次肇衅之由，原因复杂。推原祸始，罗督实为厉阶。川军固当裁汰，但能开诚布公，宁有阻力？”滇省议会则通电声明，刘存厚叛攻川督，“称兵犯上，侮蔑中央，弁髦法令，恣意捣乱，妨害国家，罪恶贯盈，令人发指”。入川的黔军则保持“中立”。

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经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调停，双方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当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改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饬令停止战斗，来京供职；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

4月21日，罗佩金将督军印信送交戴戡，表示愿意交卸。22日，在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当晚双方又发生了战斗，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条约。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张习来川查办，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大总统黎元洪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佩金愿意遵令卸职，但川军仍攻督署。黎元洪乃下令罢免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听候查办。命令说：“兹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于中央停止争斗之令，置若罔闻，仍攻督署等语。崇威将军刘存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所有在省川、滇各军，责成该兼督严饬各该管官长即日开拔出城，分别驻扎，懔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

其时，滇军赵又新部金汉鼎团在简阳、资阳间被川军所阻，无法西进支援罗佩金。罗佩金乃于4月24日率领滇军由东门退出，次日刘存厚率川军由西门退出。其后川、滇军继续互相指责，但两军在成都已脱离接触；在省城外两军虽有接触，但规模不大。总的说来，“刘罗”之战已停顿下来。罗佩金率领滇军一直退到自流井、富顺一带。

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在三千人以上，财产损失达四十七万余元，房屋烧毁七百八十户，被抢劫的达一千一百九十四户。北京政府财政部曾拨款十万元、总统捐款二万元，以为救灾之用。有的记载说，这次战争，“计焚烧民舍三千余家，民死者六千余人，,财产损失达亿万以外”。

戴戡控制了四川大权，黔系军阀刘显世十分得意。戴戡所率黔军在川，得到了刘显世的全力支持。还在“刘罗”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将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刘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故意推卸。刘甚为不满，且知黔军兵力弱于滇军，仅有熊其勋旅九营和省署组织的警卫队二团，不过七千余人，而警卫队又是临时从各县抽调来的川人，不会为戴卖命。于是，刘存厚将自己的司令部迁到成都近郊，对戴戡施加压力，并杀害戴的军需课长。戴不能忍受，决定进行报复。

1917年7月1日张勋扶持溥仪复辟时，曾以伪谕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既未拒绝，亦未接受。戴戡即于7月2日发出声讨张勋的通电，同时准备使用武力对付刘存厚。为此，他急电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说：“惟刘存厚得任四川巡抚，态度虽尚未明，然其乱谋久蓄，或思一逞。若果甘心附乱，亦惟有合滇军力，先予痛剿，免碍进行。”7月3日，戴戡在督署召集军事会议，请刘存厚出席，并要他对北京伪谕表明态度。刘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会议，要求先撤去电局的检查员，然后表态。戴即以刘存厚态度暧昧为名，决定对刘用兵。

7月5日晚，“刘戴”战争爆发。当晚，熊其勋旅派团长袁光辉、胡忠相、熊其斌等，率队分路猛扑北较场的刘军军部及西较场文殊院等地。刘存厚早有准备，并于战争爆发前一天，即7月4日，发出讨伐张勋、拥护共和的电报，在舆论上使戴戡的“讨伐叛逆”失去目标。刘存厚还就这一问题致电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希望一致行动。电报说：“诸公民国元勋，素所钦佩，艰难共济，谅有同心，况属辅车，岂忘袍泽，尚祈酌示办法，以期一致进行。”实际上，刘已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当黔军向刘存厚川军发动进攻时，刘军立即进行了反攻。黔军力弱，被迫后退，并沿锣锅巷、玉带桥、白丝街、线香街、西顺城街一带纵火焚烧民房，直烧至古中市街、大坝巷口，以图阻止川军的追击。“黔军暴行，过于滇军，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

“刘戴”之战几乎是“刘罗”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川军周道刚、熊克武等部采取“中立”态度，准备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云南督军唐继尧企图重新恢复滇军对四川的控制，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准备“亲督三军，誓除叛逆”，宣称“思惟北征，宜先靖蜀”。为此，云南方面从昭通运往叙州的军火源源不断，其数量超过了讨袁战争时期。尽管如此，退守皇城的黔军，坚持了十余日，却始终没有见到援军，伤亡颇重，粮弹匮乏，无法继续再坚持了。于是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颗印信给省议会，表示愿意退出成都。7月13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但黔军惧川军有埋伏，在掠夺了南门粮食后，又退回皇城。7月17日，戴戡率黔军由南门突围而出，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退走。7月21日，戴戡所率黔军行至仁寿县秦皇寺遭遇刘军腰击，熊其勋为川军所俘，后被斩首，黔军逃散。戴戡亦同时被川军杀害（一说自杀）。“刘戴”之战以刘存厚胜利而结束。此次川黔成都巷战，仅据红十字医院收容统计，兵士战死者三百六十四人，伤者六百六十一人；市民死者一百一十人，伤者三百一十人。

战争虽然是刘存厚取得了胜利，然而北京政府却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并派北洋系的长江上游巡阅使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同时命令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交周道刚接收统率。到了此时，人们才看清楚，原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是有意利用南方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借以把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

与成都两次巷战差不多同时及其稍后，又发生了川、滇两军在川南地区的两次战斗。这是“刘罗”、“刘戴”战争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次战斗，是由于刘存厚企图乘胜直追，把滇、黔军全部赶出川境，以及唐继尧、刘显世不甘失败，要继续控制四川而引起的。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残民以逞。

1917年7月中旬，滇军罗佩金奉唐继尧之命，向刘存厚部反击。罗派韩凤楼、刘云峰、赵钟奇为第一、二、三路军司令，分兵三路，向成都挺进，口称援助戴戡，但故意迟滞行动，实际上是企图恢复失去的“四川督军”的宝座。刘存厚部陈洪范、舒云衢旅与滇军相遇于青神、眉山一带。一时之间，大军云集，川、滇两军，阵地交错，城内城外，炮声震天。刘存厚部倾全力向滇军反扑，激战数日，双方死亡惨重。滇军后因赵钟奇部内部不稳，主动撤出战场，退回资中。进攻眉山的滇军闻讯，军心动摇，加上滇军后路乐山为川军占领，滇军大为震恐，狼狈逃走。刘存厚军跟踪追击，连续占领了青神、仁寿、乐山、犍为、井研、荣县等地。滇军北上成都的计划遂成泡影。罗佩金也因多次战斗失利，乃由宜宾返回云南，此后在川滇军就由顾品珍指挥。这是川滇军在川南的“青眉攻防战”。

到1917年8月底，又发生了“资内争夺战”。其时，唐继尧已派大批滇军入川，邓泰中、李友勋两旅与赵又新部合驻自贡，黄毓成、叶荃两军与赵又新另一部共驻泸州，顾品珍军据守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一带。刘显世亦派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率兵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川军方面，第一师周道刚部驻重庆，第二师刘存厚部沿岷江上游布防，第三师钟体道部在沱江东岸和涪江下游沿线布防。川军的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打黔军。8月底，川军第二、三师进攻简阳、资阳，与滇军发生激战。顾品珍腹背受敌，先后放弃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等地，分队退往富顺、自贡。9月12日，顾品珍命金汉鼎旅三日内收复内江，滇军乃向内江急进，川军阻击，战斗相当激烈，内江的争夺几反几复，死亡枕藉。9月22日，滇军撤出内江，一路经自贡向宜宾撤退，一路经富顺向泸州撤退。资内争夺战以川军获胜而暂告结束。

此后，滇军在川南取守势。稍后，顾品珍率滇军李友勋、耿金锡两旅与入川黔军王文华部配合，分路奇袭重庆，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川军不得不从川南撤退，于是川滇黔战争演变为四川靖国战争。

1917年川、滇、黔两次成都巷战，从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战争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客观效果等几个方面来看，是一场典型的军阀混战。

首先，关于战争的目的。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三方，都是在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他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地盘而互相混战。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滇军要向四川扩张，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川军则希望独揽川政，再向外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要求扩张以至独霸四川或西南的动机指使下，川、滇、黔三省军队的矛盾集中于四川省会成都，从而爆发了“刘罗”、“刘戴”两次成都巷战。尽管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参与或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战争对于川、滇、黔三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违背民心的。“刘罗”、“刘戴”间的非正义之战，正是西南军事领袖们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这样就决定了不管是战争本身，还是各派军队，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护国战争以后，滇军在川就遭到了川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继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滇军此时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四川人民“一致仇视滇军，坚壁清野”，使之“粮秣无从筹备”，连“井水亦无所得食”，造成“军心散漫，毫无斗志”。稍后任唐继尧秘书长的周钟岳也说，“此次战争，（川人）绝我粮秣，断我交通，行军之难，数倍往日。”这些话已把滇军在川的处境刻画了出来。这与不久前的护国战争期间，滇军出师川境，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焚烧抢掠，无所不为，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成都巷战过程中，烧杀抢掠，触目惊心。随后川南战役的结果，更造成纵横千里，哀鸿遍野，四境萧条，村市丘墟的景象。据《古宋县志》记载，川、滇、黔军阀的争夺，“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劫后遗黎，已不聊生。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夫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疠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古宋乃川、滇、黔间一边远小县，非争夺中心，犹且如此，他地情况，可想而知。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这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不具有正义性。第二，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以后，省与省之间，省与中央政权之间，以至于各省内部，都发生过一些战争，然而不管是辛亥起义，北伐出师，援川援黔援藏，二次革命，以至护国战争等，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战争都具有某种合理性或正义性，至少不是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间的战乱，才出现了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三，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战视为西南各省军事头目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根源在评价1917年川、滇、黔战争时曾说：“川事结果如是，西南局面破矣。”所谓“破”，就是指“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形成和混战局面的出现，这正是西南军阀形成的基本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