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工头只是带领施工队进行“清包”工程。包工不包料，进行的只是一些项目部分的建设工作，相对利润较低。跟随他们的建筑工人也是时少时多，大部分是自己的老乡。工人10几个到几十个。到了没活的时候，说声人就全散伙了，基本上是一个工程一拨人。

1987年，原国家计委等五部委联合颁发《关于批准第一批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试点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确立了施工管理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即有步骤地调整改组施工企业，逐步建立以智力密集型的工程总承包公司?集团为“龙头”，以专业施工企业和农村建筑队为依托，全民与集体、总包与分包、前方与后方分工协作，互为补充，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建设企业组织结构。

包工头群体也逐渐有了分化，有的包工头手里的活多的干不完，有的包工头却要“闲死”，有的包工头既自己做工程，也往外“转包”。转包一个工程不费力，动动嘴、跑跑腿就赚个几万块，能做到这样的包工头可以算是这行里的“大腕”。

“包工头”将被“劳工代表”所代替。2005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播出“包工头”刘天会四处讨工程款的报道。很多包工头反应自己同刘天会一样，越接近年关，越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是撵着发包方求爷爷告奶奶地要钱，就是被农民工撵着跑。

“垫资施工”已经成了“行风”。有些建设单位有项目要开工，没有启动资金，就让很多施工单位来竞争。为了承包工程，施工单位不得不相互压低工程价，而且还要自己垫资进行施工，不然肯定拿不到工程，因为等着垫资的多的是。“垫资”又分为“软垫”和“硬垫”。所谓“软垫”就是指建设单位按工程进度拨付工程款的一部分，其余的就要靠施工单位自己垫资。“硬垫”则完全要施工单位自己掏腰包。比如建一幢大楼，等大楼主体工程完工后再拨给相应款项。施工单位要管手下民工的吃住，还有一大摊设备、材料，一天不开工，就要赔钱。所以只有不断地接工程，不断地垫资，又不断地被拖欠工程款，已经成了“恶性循环”。

从2005年7月1日起，建设部开始整顿我国的建筑业市场，决定用3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被禁止。这一文件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的“包工头”将退出历史舞台。得知此消息后，一些工头内心又高兴又失落，自己也希望能够规范劳动力市场，不仅农民工，包工头日子也不好过。但是今后3年时间要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被禁止。他们的日子怎么办呢？于是一些工头开始自己计划筹备成立个劳务公司，存在了几十年的工头也开始由“劳工带头人”取而代之 。

包工头包括大包工头，各种分包的包工头。一般来说小的包工头，或者说分包，尤其是劳务班组分包的包工头，其成本和收入很容易算，风险也小很多，基本上也没有资金压力。

大包工头，即把一个工程项目承揽下来，然后把它把工种分包给不同的小包工头。当大包头，通常要组织材料、劳务队伍、与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质量监督站、安全监督站、设计院等单位打交道。其成本的内容就比较多，而且有些成本内容不好预计。像结构主体、大面积的装修。甚至在图纸中能找到的图纸和说明的节点和零星工程，都可以通过计算，直接算出成本。可能这么说，这些成本是死的，谁来做都花费差不多。可有一些就有点估计不彻底了。

小包工头，就是承包来自大包工头的项目，然后监督自己的小团队按时完成。

悲喜二十年“包工头”即将谢幕。图片来源：北京现代商报

工头是市场不规范造成的“畸形”产物。

1992年，在广州做包工头起家的朱孟依在香港成立了合生创展；严介和从一个包工头起家，在1995年注册了太平洋工程公司等等。昔日的包工头成为了当下的富豪，也使得“包工头”这个词成为财富迅速聚积的代名词。

如何找“中间人”，成为包工头的“头等大事”。这决定了包工头能否“包”到工程。“中间人”，也是掌管一个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这些人手里有活也有人，但是由于归属于正规的建筑公司，一个工程项目下来能落到自己手里的钱非常有限，所以这些“中间人”通常在选择分包(也就是小的包工头)和供应建筑材料的公司上，选择一些可靠的而且回扣高的公司来合作。

与此同时，农民进城务工人数也在暴涨。劳动力市场开始变得供过于求。有些开发商将工程一部分或者全部发包给一个或者几个建筑公司，而建筑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多个体包工头，所以一个大型项目会同时有10几个包工队在一起施工，而这些个体包工队一般全是挂靠在一些大的建筑公司下面，只是每年缴纳一定数目的管理费，没有实质性的管辖权。于是建筑单位拖欠工钱，包工头克扣或者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的现象多了起来。而包工头和农民工打架、农民工集体上访的新闻也开始铺天盖地出现于各大报纸头版，特别到了年末，这更成了热门的舆论话题。

不能否认的是“工头”仍然是建筑劳务市场上被投诉的热点和欠薪主体之一的事实。2006年，建设部决定用3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工头”将被“劳工代表”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