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太北出生于1940年5月27日，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因为生在太行山北麓，所以父亲左权给她取名“太北”。左权牺牲时，左太北不满两岁，父亲的形象在她的记忆当中十分模糊。直到懂事以后，她才知道，父亲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岁时考入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堂，同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以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英勇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是我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

谈起父亲，左太北的心情很不平静：“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1982年5月31日，刘志兰把三份历史珍宝郑重地寄交给女儿左太北，其中有左权写给她的11封信。同时，刘志兰还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回顾并倾吐了自己短暂的感情经历。以后，每当读起这些信，左太北都会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妈妈的信使左太北对父母间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理解妈妈，更了解妈妈。“我妈妈从小生长在北京，和她的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曾经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学校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平市西城区民先区队区队长。

“爸爸的牺牲给了妈妈很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

1991年5月刘志兰被查出罹患淋巴癌，开始经受化疗的折磨。10月，病重的她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纸文字：“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忧患患，直到闭紧了眼睛……”

母亲虽然去世了，但她把自己一生当中最最珍爱的东西交给了女儿，那就是她“保存了几十年”的左权的11封家书。2002年，左太北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编辑出版了《左权将军家书》，以此来纪念自己深爱着的父母。

1965年，左太北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她的婚事，是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帮忙促成的。沙志强比左太北大3岁，在河北农村长大，毕业于清华大学，父亲也是一位老革命。左太北笑着回忆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沙志强穿着一身旧军装，膝盖上补着两块大补丁，显得朴实真诚，成熟可靠。沙志强也很喜欢单纯诚恳的左太北。于是，两个人很快确定了关系。

左太北始终不忘父亲的高贵品质，在生活上努力向父亲学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总是热情地接待和接济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并且为改善老区的贫困做了不少工作，办了不少实事。她经常留乡亲们在家里食宿，为此，她和沙志强一度花光了工资，工作几十年了没有任何积蓄，以至于前几年政府号召买公房，虽然折算工龄以后的房价很低，但他们依然望房兴叹，最后靠借钱才买下房子。如今，在他们居住的那层楼里，惟独他们家没有安装防盗门。左太北解释说：“我们家没有什么可偷的！”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左太北和沙志强双双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了。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上。她说：“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我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6月01日 第二版）

“‘太北’，是太行山北部的意思， 那是我父亲曾经组织百团大战的地方， 父亲牺牲的十字岭也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左太北曾回忆。

79年的漫漫人生，左太北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唯独没有经历过父亲的人生。

“我父亲只有一个决心， 就是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1942年5月25日凌晨， 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危难时刻，身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的左权亲率部队断后、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同志即将通过封锁线时，左权不幸头部中弹，以身殉国。那一年，左太北只有两岁，咿呀学语的她还没有当面叫过“爸爸”，就永远失去了叫出口的机会。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人在战场上，他们就只能去献出自己的一切吧……”面对父亲的牺牲， 左太北深深感到国防建设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根本！1960年，她毅然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的左太北先后在国家经委国防局、国家计委国防司、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总公司工作，传承父亲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将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伟大的军工事业中。

1992年，左太北进入航空航天部任计划司副司长，航空工业总公司成立后任计划局副局长。她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尽职尽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左局长当时负责三线建设的工厂搬迁问题。”时任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局基建处副处长的王文骐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对当代中国工业经济格局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后期， 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决定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进行调整。而三线企业的搬迁却是困难重重，并非一帆风顺。“每一件三线企业要做的事，都要当作大事来做，绝不能马虎。”怀揣着与父辈同样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左太北多次深入汉中、贵州、湖南等地的航空三线企业调研，为三线企业的搬迁解决实际困难。“记得当时雅安291厂由于城市道路修建穿过厂区，破坏了工厂的供电系统，给工厂生产造成困难，急需新建变电设施。”王文骐回忆道， 那时的三线企业普遍经营困难，291厂没有资金支持建设，只能向国家求助。工厂的报告交到左太北手中，她焦急万分， 迅速组织人员调研现场、核实情况、向上级汇报、申请投资……左太北奔波各方协调，使供电问题得到了最快最有效的解决。

“左局长在航空工业发展整体规划和对未来的研判上都起了很大作用。”现任航空工业董监办专职董事刘慧讲述起那时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歼10立项为“十号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投资的项目。“当时，只有被列入该项目内的单位才能拿到一些投资，不属于其中的则得不到资金支持。”然而，航空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仅仅只有一些主机所和配套单位拿到投资，其他航空企业的科研能力建设难以提高，航空工业的整体发展依然很艰难。左太北看得更远，她开始思考航空工业未来在协调同步发展上的问题。一个机会摆在眼前，此时国家计委、财政部正在军工领域寻找投资项目， 左太北决心抓住机遇。她带领年轻人着手准备、积极争取，做大家幕后的军师。最终，航空工业在军工单位中拿到了最多的投资，一些航空基础院所和几个核心关键院所在雷达、空空导弹、机载计算机等多个专业领域都得到了资金支持。“这段历史在航空工业发展史上是举足轻重的，当时的工作为今天航空工业的整体发展打下了关键基础，这样的布局对国家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刘慧赞叹道。

历史上，左权曾含冤受处分，至死都没能摘掉“留党察看”的“紧箍咒”。然而他始终坚持在战斗一线尽忠职守， 关键时刻，用鲜血表明了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父亲一生都在冲锋，在抗日这条崎岖的道路上，他是个奋勇向前、不畏牺牲的冲锋者。”左太北坚定地认为：“父亲将对党忠诚当作生命，当作人生准则，刻在心里，行在日常。”

父亲的品格深深影响着女儿。从小到大，左太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始终牢记自己是左权的女儿，要无愧于父亲的英明，无愧于党的培养。

“她很质朴，从来不拿自己是‘将门之后’来炫耀。”时任中航一集团计划部副部长丁云祥曾与左太北桌对桌办公，却从未听她过多谈论自己的身世。“我们对她身世的了解大多来自公开的资料。”“我曾经与她开玩笑说，她‘讷于言敏于行’， 干脆改名叫‘左讷’吧！”丁云祥笑笑，“左太北对待工作从不说大话，没有豪言壮语，只知默默奉献。”

那年正在紧张地进行一项对外谈判， 作为领队的丁云祥在临行前不幸摔伤，焦急的他只好向左太北求助。“她毫不犹豫地顶替了我！”其实，左太北对那块儿业务并不熟悉。谈及此事丁云祥非常感动：“但她还是代替我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计划局，大家时常看到左太北很晚还拖着行李箱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的身影。“左大姐积极上进，经常下基层调研或是陪同领导出差处理外事工作，有的时候任务紧急，说走就走，她也从没怨言。”时任中航一集团副总经理的石川回忆说：“左大姐生活非常简朴，对个人待遇没提过任何要求。领导曾提出为她改善住房，但被她拒绝了。”

临近退休，左太北被调入中航二集团规划发展部工作，当时的工作已经没有过去那么繁重，年轻人都希望她不要太累。然而，她并没有松懈，每天坚持学习，读书看报，时刻更新自身的知识和信息储备。“左老是从内心深处关心国家。”王文骐说，她尤其注重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每天都要仔细研读《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各种文章。“我至今记得左老对我的教诲：年轻人要多学习。”

与父辈热血奉献的人生相比，左太北的经历或许太过朴实无华，但她同样守着一颗忠贞爱国的初心，始终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默默奉献着。

2019年6月25日， 左太北同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