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18 13:06
左翼文学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指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1928—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成为进步作家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历史沿革
左翼文学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指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1928—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倡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成为进步作家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领导的文学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1928年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后,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使小说的题材、主题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但左倾幼稚病也严重侵袭着这个运动。表现在创作上,把浪漫主义等同于唯心主义和没落阶级意识而作了全盘否定;对现实主义又加以种种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加上作者本身存在的浓重小资产阶级意识,这就导致了忽视文艺特征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和创作中“革命加恋受”的公式化倾向的流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艺术本身的成熟程度上都有新的进展,中长篇小说尤其获得丰收。代替“五四”以后男女平等、父子冲突、人格独立、婚姻自由等反封建题材与主题的,是城市阶级斗争与农村革命运动的描画。不少作者力图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创作实践,既克服“革命的浪漫蒂克”、“用小说体裁演绎政治纲领”等不正确倾向,也注意防止单纯“写身边琐事”的偏向。丁玲、张天翼、柔石、胡也频、魏金枝等给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的作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重视。左翼作家参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包括《咆哮了的土地》这类小说),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有些青年作家(如叶紫、东平)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子夜》的成功,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对吴组缃、沙汀、艾芜等创作的发展和一个新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左联”的关怀、帮助下,涌现了蒋牧良、周文、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欧阳山、草明、芦焚、黑丁、荒煤、奚如、彭柏山等一大批新的小说作者。
尽管左翼小说创作也还羼杂着某些旧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因素,塑造革命者和工农形象时较普遍地存在苍白、不够真实等缺点,总的说来,却还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也由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得到发扬。“左联”开展了新诗歌运动,强调诗歌大众化和为社会进步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刊物发表了不少以战斗号召为主要形式的革命诗歌。从冯乃超、蒋光慈、钱杏邨、胡也频、洪灵菲到殷夫,都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无产者的形象。特别是殷夫,他的诗既是投向黑暗的武器,又是艺术的高度结晶。殷夫的诗以进军的姿态、鲜明的形象、富有激情的语言而竖起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诗集《孩儿塔》被鲁迅崇为“属于别一世界”的诗。由郭沫若开创的现代中国的革命诗歌创作,到殷夫有了新的发展。“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而形成壮阔的潮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蒲风。艾青、田间、藏克家在30年代的出现,是中国新诗成熟的重要体现。他们以传达日益加深的民族危难中的抗争意识为共同特点，又以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显示了各自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