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其子巫一丁也是英语翻译。

就读于西南联大

抗战时期，巫宁坤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巫宁坤就去当翻译了，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有些信，用英文起草，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巫宁坤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去的最早。

巫宁坤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西南联大到芝大

巫宁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学于西南联大，与吴宓、沈从文等名师相遇，又和汪曾祺、杨振宁等青年才俊同窗，只不过还未等毕业，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作翻译。1946年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S·克莱恩（R.S. Crane），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T· S·艾略特的文艺批评。

1949年12月，巫宁坤与刚刚新婚的穆旦夫妇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巫宁坤与穆旦夫妇结下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1951年，芝加哥大学杨振宁、李政道、穆旦等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巫宁坤与穆旦则倾向尽快回归祖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学成之后回大陆

巫宁坤的外甥女王渝在台北刚上初中的某一天，其大舅舅气冲冲来到他们家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巫宁坤从美国回大陆去了。那时台湾的宣传把大陆称为“铁幕”。回到“铁幕”里面，当然很惊人。大舅舅认为巫宁坤学成会来台湾，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难怪大舅舅气得直骂糊涂。

回国之后遭劫难

1951年，巫宁坤于博士学位尚未拿到之际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巫宁坤是年归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1957年被错误的划为右派，并被强制到大兴安岭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6月29日，身患重病的巫宁坤得以“保外就医”，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并被发配至农村劳动改造。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翻译文件与文学作品

1951年，巫宁坤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巫宁坤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当然是跑不了的。巫宁坤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他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巫宁坤，他，还有王佐良。

回国之后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眩》。之后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老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摘帽“右派”之后赴美

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到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1986年赴剑桥大学讲学，了却多年夙愿。1991年于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退休，之后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曾任河北教育出版社“世界文学博览”丛书主编。作为翻译家，他曾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等著作。

出版自传《一滴泪》

巫宁坤在美国出版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其中所讲述的“文化大革命”受难史，轰动西方世界。

巫宁坤曾经在《英语世界》发表一些英文散文，诗歌和翻译，包括他英译的方励之的《重访卡普里》。巫宁坤中英文俱佳。黄灿然认为他翻译为中文的有些诗歌译文质量优于余光中的翻译（参考黄灿然《译诗中的现代敏感》）。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后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泪》。

与芝大同学李政道

巫宁坤曾回忆道：“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 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 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20多年后的1979年，历经浩劫磨难的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当他从安徽芜湖奉命前往北京时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时，于意外中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此时已贵为国宾的李政道仅于百忙之中抽空匆匆巫宁坤说了几句话。

一个是归国演讲的贵宾，一个是刚刚劳动改造结束的教职员。巫宁坤眼见身前二人地位迥异，不禁回忆起二十多年前二人于美国分别时情景，追想当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之时与中国同窗纵论天下，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毅然归国，往事历历心酸皆涌上心头。若是当年送李政道归国任教，而自己留在美国，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外宾来访意外“搬家”

1977年，巫宁坤的外甥女王渝去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看望舅舅，走进巫宁坤的住处，王渝倒是很感意外，住处虽然不大，却家具齐全，清爽宜人，餐桌上摆满了菜肴。这时，巫宁坤直话直说：“几小时前才把我们搬进来的。”我们原来和十几家人混住在教堂里面。接到王渝的电报后学校方面便忙着给我们搬家，送家具。巫宁坤指着电风扇说：“这个也是他们借来的，怕热坏了外宾。”王渝听得停了筷子，巫宁坤说：“放心吃。这一桌菜是我表侄李伟烧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坚持自己招待外甥女，不用外人代劳。让他们准备，绝对丰富许多，却是为了要给外宾我们生活富足舒适的印象。”

给美国明星读者回信

巫宁坤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一滴泪》给他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为什么呢？因为巫宁坤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巫宁坤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菲茨杰拉德显灵了

巫宁坤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巫宁坤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个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见伊修武德和奥登

1982年巫宁坤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巫宁坤发现伊修武德也在附近住，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去看伊修武德，巫宁坤带了翻译的伊修武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武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武德写散文。”

巫宁坤也见过奥登。1945年也见过坐了一个长途汽车旅游，途中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巫宁坤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巫宁坤回了电报，问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巫宁坤。奥登没有什么架子，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他到了哪里都是大事情。

谦称翻译“家”不起来

说到翻译，巫宁坤说自己实在不成气候，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他，他“家”不起来。看到有的文章把巫宁坤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巫宁坤的文笔不如他们。巫宁坤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英）萨尔曼·拉什迪《火鸟巢》，收入《爱的讲述》（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初版）一书。

（英）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萨莉·鲍尔斯》，原载于《世界文学》1980年第2期。

（美）斯坦贝克《珍珠》，原载于《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一书，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重版。

（美）亨利·詹姆斯《真东西》、《学生》、《地毯上的图案》、《小说的艺术》，均收录于《黛西·密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一书。

《德莱塞短篇小说选》（平明出版社1955年9月初版），200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以《婚后》（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为名重版。

（加拿大）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F.S.）《了不起的盖茨比》，2006年0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孤琴》。

《评卞译<哈姆雷特>》，原载于《西方语文》1957年第1卷第1期（该刊1959年改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

《狄伦·托马斯诗文一瞥》，原载于《外国文学》1985年第1期

《剑桥的灵性》，原载于《外国文学》1989年第3期

《重读<智慧之歌>——遥寄穆旦》（诗），收录于《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杜运燮、周与良、李方、张同道、余世存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知足常乐”话吾师——写在巫宁坤教授米寿之际》，载于《悦读MOOK》（第十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晚年的巫宁坤曾用九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对苦难的经历，巫宁坤在回忆录中这样反思：“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