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蛊：传说多是壮族所为，把蛇埋土中，取菌以害人。

疳蛊：又谓之“放疳”、“放蜂”。据说，两粤的人，多善为此。方法是：端午日，取蜈蚣和小蛇，蚂蚁、蝉、蚯蚓、蚰蛊、头发等研末为粉，置于房内或箱内所刻的五瘟神像前，供奉久之，便成为毒药了。

泥鳅蛊：用竹叶和蛊药放水中浸之，即变有毒的泥鳅。

石头蛊：用随便的石头，施以蛊药而成的。

篾片蛊：将竹片施以蛊药后便成。

金蚕蛊：据说这种蛊不畏火枪，最难除灭；而且金蚕蛊还能以金银等物嫁之别人。《岭南卫生方》云：制蛊之法，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视其独存的，便可为蛊害人。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伯伐许，颍考叔被本国大夫公孙阏（子都）用暗箭射死。战争结束后，郑伯为惩治射颍考叔的凶手，命军队出貑（公猪）及犬、鸡，诅而射之。传世之《祖楚文》，据考为秦惠王诅咒楚怀王的告神之辞。汉代，诅咒术十分盛行，故法律规定对诅咒者处以死刑。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纸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日诅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针刺之，认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

《汉书·王莽传》：“宗姊妨为卫交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

《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驱蛊录》：“隋书志江南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相传不绝。”

清刘昆《南中杂说》：“世传南人能造蛊......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一月刊，则阁门并命矣。”

——参阅张紫晨《中国巫术》。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久之，巫蛊事多不信。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武帝乃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巫术之风盛行，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