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薛暮桥在巴山轮会议的开幕辞中所说的:“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漏洞。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银行信贷基金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给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困难……防止消费基金失控,特别是防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所造成的信贷失控,是中国目前宏观控制中重大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副院长和赵人伟为会议提供的文章中也对当时经济过热的背景进行了如下的概括:一、经济增长速度过快,1984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4.2%,1985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1%。二、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情况加剧,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8%,银行在工资、奖金方面的现金支出增长22.3%,大大高于国民收入增长12%的速度。三、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1984年银行贷款总额增长28.9%,货币流通量相应增加。林重庚先生在研讨会的综述中也对当时经济过热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一、信贷过分扩大,重要原料、能源及交通短缺和紧张,导致在许多情况下国家规定的牌价和市场价格之间差距巨大。二、国际收支平衡的急剧恶化。三、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

应该说,上述的大背景(经济转型背景)和小背景(经济过热背景)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叠合或叠加在一起的。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研讨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就不仅要涉及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一般问题,而且要涉及经济转型初始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特殊问题;不仅要涉及间接调控中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要涉及直接调控逐步放弃和间接调控尚未相应地建立和健全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对于与会者来说,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利于研究中国这个特殊的案例(case),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对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国际经验。

与会的国外专家是由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先生出面邀请来的。这些专家都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各自的相关领域具有代表性。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对非集中性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其手段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和弗·布鲁斯(W·Brus)则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病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阿莱克·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 不仅对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宏观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对英国在二战以后从战时的硬控制经济到和平时期的软控制经济的过渡具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则对战后德国经济复兴中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独特的经验。其它外国专家,如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拜特( Aleksander Bait)、美国的里罗尔·琼斯( Leroy Jones)、法国的米歇尔·阿尔伯特( Michel Albert)和日本的小林实,也都在经济研究或经济决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与会的国内专家主要是来自政府决策部门的经济工作者和来自研究部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他们中,既有像薛暮桥、安志文、马洪这样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也有像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这样相对中年的经济学家,还有像郭树清、楼继伟这样年轻的经济学家。

可见,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基本上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决策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自东欧的或对东欧的改革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经济转型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从与会人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仅仅吸取东欧的经验、停留于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而是要进一步吸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经验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换言之,与会人员的组成同上述经济转型出现转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巴山轮会议的内容，目前最详细的资料收录在两本著作中，一本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编的《宏观经济的管理和变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以下简称《选编》),1986年6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以下简称《文集》),1987年2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二者的内容大体相同，但前者收录了不少与会者的发言原文，因而更加“原汁原味”。此外，在会议之后甚至时隔多年，也有一些介绍、回忆以及研究的文章，其中尤以赵人伟于2008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第12期上的论文《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最为详细而深入。

主要讨论问题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与会的专家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前提。

科尔奈教授在研讨会专题发言的一开始就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亚诺什·科尔奈,1985a)。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机制,一种是市场协调机制。在上述两种协调机制中,每一种类型又有两种具体形态。行政协调分为直接行政协调(ⅠA )和间接行政协调(ⅠB);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 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科尔奈教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把ⅡB作为目标模式。与会的专家大都沿用科尔奈教授的划分进行讨论,而且原则上也同意ⅡB 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布鲁斯对ⅡB模式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没有提出不同看法,不过,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则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中国经济改革起点不是ⅠA, 甚至可以说是半个ⅠA。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初,有一些方面连ⅠA也没有达到。因此,布鲁斯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半个ⅠA到ⅡB“是一次真正的长征”。

(二)体制转换的方式和渐进方式下的双重体制

东欧

(三) 实行间接调控的主要手段

与会专家认为,要实现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必须在松开国家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加强间接调控。托宾认为,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有三个:一是维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二是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三是维持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稳定。三者之中第一条,即维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是主要的。由于对总供给难以实行集中管理,所以,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是对总需求的调节。

(四)实行间接调控的重要条件

与会专家们指出,宏观经济运行同微观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间接调控体系,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机制是否合理,各种手段和政策措施是否得当,而且也取决于微观经济单位能否对宏观间接调控措施做出及时的和灵活的反应,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其它条件是否具备并与之相适应。

专家们认为,实行间接调控的必要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1) 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2)培育市场体系；(3) 积极果断地进行价格改革；(4)实行所有制的多样化；(5)建立健全经济信息和经济监督系统。

参加“巴山轮会议”的外方专家，无论来自西方还是东欧，对中国当时正在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政策都表示了赞赏。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撰写了《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主要情况报告》,并报送国务院。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围绕通货膨胀的争论，“巴山轮会议”起到了从理论上廓清问题的重要作用，外方专家“对中国宏观经济所作的分析也坚定了中国政府实施稳定经济政策的信念”。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国际讨论会。通过“巴山轮会议”的广泛研讨,最终寻找到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并使与会的中国学者及官员对于市场经济及其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实现途径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治理通货膨胀形成了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山轮会议”无疑是中国改革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外方专家在会上的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和政策建议，不仅产生了决策影响力，而且更具有学术影响力。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巴山轮会议”的最大功绩是在中国传播了宏观经济学说。会议召开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展开了争论。在争论当中，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范式也在悄然发生迭代，逐步从原先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现代宏观经济学范式。随着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再次进入高校经济学课堂，至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者，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巴山轮会议”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新旧范式转换的分水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并未随着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消失，此后亦曾多次出现。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关于“保增长”与“反通胀”的争论，实质上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争论新的表现形式。樊纲、张曙光等早在30年前提出的“过热常态”,直到目前也不能说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