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垄断的低效率

垄断产生垄断价格，导致低效率，损失经济福利，而且，为获得并维持垄断地位，垄断企业通常会进行非法的“寻租”活动，导致经济福利进一步减小。

以图1给出的自然垄断情形为例，垄断状态为E点。垄断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把产量定位为M，此时，边际成本曲线（MC）与边际收益曲线（MR）相交。在该产量下，垄断价格为N，这个价格明显高于边际成本（MC），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是一种低效率状态，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于需求曲线（D）与边际成本曲线（MC）的交点，此时达到帕累托效率，不再存在帕累托改进余地。

垄断状态下，消费者剩余为为PNG，垄断企业的经济利润即垄断利润为NKFG，经济福利（即企业的经济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为FGPK。而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经济利润为0，企业仅获得正常利润。相较于完全竞争市场，垄断时的经济福利减少了FG与帕累托最优状态交点所形成的三角（即“无谓损失”），而且，经济福利的减少和企业的垄断利润都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就是垄断的低效率和不公平。

此外，垄断企业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将不惜牺牲部分甚至全部的垄断利润，进行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即所谓的“寻租”活动，从而导致较垄断价格引起的经济福利损失更大的经济损失。当整个市场上存在多个寻租者时，单个寻租者的经济损失较只有一个寻租者时更大，而且，随着寻租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而不断增大，总的寻租损失即所有寻租者的经济损失之和更是惊人。寻租导致经济福利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导致腐败，并进而恶化市场失灵。

（3）垄断的价格管制

从上述分析可知，垄断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和社会不公，虽然垄断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但消费者的利益与社会的经济福利都受到损失，这说明有必要对垄断进行政府管制。政府对垄断的管制工具主要是反垄断法和价格管制。这里仅介绍价格管制。

从图1可以看出，降低价格可以增大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但现实中如何确定管制价格却是件比较复杂的事。价格管制一般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尽量将价格确定在帕累托最优状态附近。常见的定价法有边际成本定价法、平均成本定价法、双重定价法和资本回报率定价法。

边际成本定价法就是政府将价格定在边际成本曲线（MC）与需求曲线（D）的交点所确定的边际成本Pc的水平上，此时，价格管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但我们看到，当价格为Pc时，企业的经济利润为负，即企业的平均收益小于平均成本；为维护企业的利益，政府补贴企业的亏损。

平均成本定价法就是政府将价格定在平均成本曲线（AC）与需求曲线（D）的交点所确定的平均成本Pz的水平上，此时，价格管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经济利润，企业获得正常利润。

实际管制过程中，为了减少财政补贴，同时尽可能兼顾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可采用双重或多重定价法，即允许企业对部分消费者收取介于垄断价格和平均成本之间的较高的价格，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利润，同时，要求企业对购买能力较低的消费者按边际成本定价法收取较低的价格，制定价格计划的原则是企业的总的经济利润为0，即企业从较高价格获取的利润补偿因较低价格所遭受的亏损。

资本回报率定价法是指政府也可以通过规定一个接近“竞争的”或“公正的”资本回报率来管制价格，成为资本回报率定价法。资本回报率相当于等量的资本在相似技术和相似风险条件下所能获得的平均市场报酬。

资本回报率定价法必须解决以下问题：①确定“公正的”资本回报率的客观标准；②消除企业的信息优势；③计算未折旧资本量；④尽量减小管制滞后的影响。

外部性（Externality），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部效应，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 (外部经济) 和负外部性 (外部不经济)。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成本；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代价。

同样以固体废弃物举例，其排放存在外部不经济性，而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则存在外部经济性。消费者排放固体废弃物，既减少了环境容量，又使社会付出废弃物处理成本。相反，废弃物处理者通过妥善处理废弃物，向社会提供了环境容量及其它服务，但因固体废弃物被人为地冠以“公共资源”属性，而环境容量与服务性产品又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等多种原因，消费者并未为其排放行为作出补偿，废弃物处理者也并未从其利人行为获得应有的报酬，从而产生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和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性。

（1）外部性的低效率

当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时，因排放者从废弃物排放或消费中获得利益却不为排放的废弃物处理买单，将纵容排放者消费并排放更多的废弃物。显然，排放者可以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减小社会成本，即存在帕累托改进余地。换言之，当废弃物排放存在外部不经济性时的排放状态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同样地，当废弃物处理存在外部经济性时，可以从社会所得到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企业的损失，即存在帕累托改进余地，因此，废弃物处理存在外部经济性时的状态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至于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性如何导致低效率，可从图1.4得出。当废弃物处理存在外部经济性时，企业的边际成本（MC）高于社会的边际成本（MC+ME），ME即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企业为追求利润极大化，按边际成本（MC）等于边际收益（MR）组织生产，产量为Qc，但社会利益极大化要求社会的边际成本（MC+ME）等于边际收益（MR），即产量应为Qe。显然，Qe＞Qc，即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性将导致企业的投资趋于保守，其产量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

（2）外部性的管制政策

在废弃物排放与处理存在外部性条件下，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一是因为责任分散效应（旁观者效应），废弃物排放者会尽量推卸责任，很难在废弃物排放者与处理者之间，及在排放者内部，达至一致意见。二是因为搭便车效应，很难防止一些消费者不负担一揽子支付计划而享受低价格的好处。此外，固体废弃物治理还存在邻避效应和不值得定律。正是因为这些心理效应的存在，加上废弃物排放者与处理者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同时，也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废弃物排放者与处理者都会选择不合作占优策略。为了纠正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不当，政府必须采取适宜的政策工具进行管制。可能采用的政策工具有税收和津贴、产权的确认和可转让、主体整合。

对废弃物排放者收税或收费，提高排放成本，减小外部不经济。理论上，税（费）数额应该等于排放者给社会其他成员造成的损失。目前，要求排放者承担的费用主要有废弃物处理费和生态补偿费，这是“污染者负责”和“受益者补偿”原则在税收上的体现。固体废弃物处理费用于支付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理、处置等作业的费用。生态补偿费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因废弃物与废弃物处理引起的发展机会的流失所招致的损失。

对废弃物处理者给予津贴，补偿外部经济，使得企业收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相等，提高企业加大投资的积极性。

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很大原因在于废弃物“产权”不确定。如果明确废弃物排放前属于排放者的“私人物品”，即对“排放权”确权，则排放者必须为排放前废弃物的分流分类、储存、排放与付费负责，即可将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部分内部化，同时，允许排放权交易，筑牢废弃物排放的经济门槛，又可进一步内部化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废弃物产权（排放权）的确认和交易使排放者为其外部不经济影响支付了代价，从而减小了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

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性也很大程度是因为“环境权”或“环境容量”产权的不确定。废弃物处理的“环境权”或“环境容量”可以通过处理者拥有的废弃物处理能力加以评估，一般而言，废弃物处理能力是较方便评估的。如果对环境权或环境容量进行了确权，并制定了计量计价标准，则可减小搭便车效应，减小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性。进一步，也允许“环境权”或“处理能力”交易，可进一步减小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性。环境权或处理能力产权的确认与交易使废弃物物处理的受益者为其收益支付了代价，表现在图1.4上的ME减小，因而MC曲线与（MC+ME）曲线靠近，Qe与Qc靠近。

通过整合外部不经济性的主体与外部经济性的主体，让外部性“内部化”。固体废弃物治理的主体整合的重点与难点是整合废弃物排放者与处理者。通过整合废弃物排放者和处理者，使之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消化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即所谓的外部性“内部化”，可以消除废弃物治理的外部影响。主体整合的具体措施有“属地负责，划片而治”，允许废弃物处理者参与源头需求侧管理并将源头需求侧管理资本化，建设生态工业园，合并外部不经济性的生产企业与外部经济性的生产企业。

信息的不完全，不仅指因信息传播途径受阻和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引起的信息不完全，还包括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信息不对称是指一主体拥有比其他主体更多或更有价值的信息。

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情况下，废弃物处理者的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废弃物排放者的消费可能出现“失误”，社会对废弃物治理的不完全认识可能产生误解甚至严重阻碍废弃物治理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可能“失效”，等等，这些都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市场失灵。

遏制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首先是要在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避免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方式方法与途径，二是及时总结与发布信息，完善信息传播渠道，增大信息透明度，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物品，一类是公共物品。简单地讲，私人物品是只能供个人享用的物品，例如食品、住宅、服装等。而公共物品是可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并不影响另一个人的享用，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例如国防就是公共物品。它带给人民安全，公民甲享用国家安全时一点都不会影响公民乙对国家安全的享用，并且人们也无需花钱就能享用这种安全。

由于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具有的信息是不同的，一些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欺诈，这会损害正当的交易。当人们对欺诈的担心严重影响交易活动时，市场的正常作用就会丧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就失灵了。此时市场一般不能完全自行解决问题，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法规来约束和制止欺诈行为。

由于市场存在的局限性，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社会经济不稳定，发生经济波动和混乱；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不完全竞争市场独占（Monopoly）

独买（Monopsony）

寡占（Oligopoly）

卡特尔（Cartel）

买方寡占（Oligopsony）

独占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差别取价（或称差别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

价格吸脂策略（Price skimming）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

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遵循的是资本与效率的原则。资本与效率的原则又存在着“马太效应”。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资本拥有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与财富向资本与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其雇员的剥夺，使一些人更趋于贫困，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拉大。这种拉大又会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约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

（2）外部负效应问题

外部负效应（负外部性）是指某一主体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它主体造成的损害。外部负效应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产或消费单位为追求更多利润或利差，会放任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蔓延。如化工厂，它的内在动因是赚钱，为了赚钱对企业来讲最好是让工厂排出的废水不加处理而进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这样就可减少治污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对环境保护、其它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危害。社会若要治理，就会增加负担。

（3）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竞争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竞争是在同一市场中的同类产品或可替代产品之间展开的。但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场垄断的主要因素。①技术进步；②市场扩大；③企业为获得规模效应而进行的兼并。一旦企业获利依赖于垄断地位，竞争与技术进步就会受到抑制。

（4）失业问题

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从微观看，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被机器排斥。另一方面从宏观看，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稳定性，也需要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以满足生产高涨时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劳动者的失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满足了市场机制运行的需要，但失业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资本追求日益扩张的市场与消费的需要。

（5）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市场机制的作用只会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条件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也越有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可以支付给被利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优质的各种资源，以发展当地经济。那些落后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区域经济差距会拉大。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区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也会出现相互损害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江河上游地区林木的过量开采，可能影响的是下游地区居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危害。

（6）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所谓非排它性也就是一当这类产品被生产出来，生产者不能排除别人不支付价格的消费。因为这种排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却使技术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于排它收益。所谓非竞争性是因为对生产者来说，多一个消费者，少一个消费者不会影响生产成本，即边际消费成本为零。而对正在消费的消费者来说，只要不产生拥挤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类产品如国防、公安、航标灯、路灯、电视信号接收等。所以这类产品又叫非盈利产品。从本质上讲，生产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产者是不会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而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它的满足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生产的滞后与社会成员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

（7）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

有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渔民捕鱼、牧民放牧。他们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这些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既在技术上难以划分归属，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归属。正因为这样，由于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而不能给资源以休养生息。有时尽管使用者明白长远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场机制自身不能提供制度规范，又担心其他使用者的过度使用，出现使用上的盲目竞争。

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许多，它要求人们科学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

医药行业的人士可能清楚记得，2003年2月中旬的广州，市场曾出现每袋几毛钱的板蓝梗暴涨到50元以上一袋，其它抗病毒的药品价格也跟着大幅上涨，远远偏离正常的市场价格；四月下旬的北京，由于有了广州市场的前期教训，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北京市场的药品零售价格虽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但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和以前是完全不同，变得异常热闹，正常情况下在批发价50%以下就可售出的一些药品，一下子要按批发价的90%以上甚至零售价卖给零售商（药店和医院），若直接卖给相关团体单位药品价格就没有谱了，中草药的价格就高的太离奇了，确实让一些“药商”欢喜了一阵。笔者在此称“药商”是因为在4月中下旬，很多药品不是通过正规的医药商业企业流转到消费者手中，而是一些炒作市场的一些药品商贩。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充分竞争完备的市场上，由于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厂商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愿达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合约，商品的价格达到了均衡、市场出清，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稀缺的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自动”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全社会的福利达到了最大化。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完备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现充分竞争的条件不具备，所以现实中的市场本身不是万能的。在2月中旬的广州、4月的北京，药品市场乃至食品市场有明显失灵表现。局部区域药品的供应量不能够解决市场需求的平衡，导致局部市场药品价格大幅上涨（事实上很多药品就全国市场是供过于求的）；市场上出现很多假冒伪劣的防治非典的产品，如不合格的口罩、消毒水、体温计、防护服、甚至过效期的药品等；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采取相关的非典防控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威胁；类似现象严重损害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降低。

斯蒂格里兹论证过“市场失灵”，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性”。在非典市场中，正是由于消费者、药品零售商、药品批发商、生产商、原料供应商以及我们的政府，相互之间的信息是严重的不对称所致的市场失灵。消费者缺乏对非典知识的了解，加上谣言传播，产生恐惧心理，完全凭自己的经验或从部分媒体了解到的有限信息，盲目的跟着感觉走，进行“抢购”；同时又对市场上商品的供应情况缺乏了解，涨价、缺货假象加剧了“抢购”心理，从而价格越高，越要大量采购。药品零售商、批发商对整体市场药品供应情况也缺乏了解，出现先付款后提货，价格提高也同样采购，尽快去迎合顾客的需求。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不法的“个人药商”，进一步加剧市场恶化，所以广州竟出现每袋板蓝梗50多元的现象。

看不见的手失灵需要由看得见的手来矫正，即政府来调节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上面出现的失灵现象，政府立即通过及时通报各种信息、价格管制、政府组织采购、责令相关单位强制执行预防非典措施，广州、北京的市场失灵现象在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以说政府的调控措施是相当有效的。

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也艰难而伟大的实践。排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既要使经济以市场机制为主体进行配置资源，又不能让它完全自发的运行，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关键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在宏观调控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政府尽量不参与资源配置；二是一旦参与要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针对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等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连年发行国债以专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政企不分、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其市场垄断范围。其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的非公平竞争因素。长此以往，诸如此类的市场失灵现象就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积极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再如若某人被抢劫而无人问津，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其财产安全或财产所有权，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见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也指出，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政府还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梦魇；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中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5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90年代末，作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背景就是考虑到东部、中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引发了问题以及缩小差距所能带来的收益前景，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有目标、分阶段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近期中央再次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也是看到东北地区制度滞后、技术落后、下岗人数众多等情况，抓住重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的机遇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最后，政府在实现其调节职能时，要注意不断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SARS”的传播是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考验。“SARS”之所以对经济影响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人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即不知道如何预防、如何治疗、何时结束、何时卷土重来等等。产生这些不确定的原因是信息没有及时、精确、有效的披露和传达。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系统开放化、行为自由化的社会，政府的效率高低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付出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所以，不论对于医疗卫生问题，还是金融危机、经济安全问题，甚至国防安全问题，政府的工作效率要不断提高。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我们要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障中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1.中国市场失灵主要源于市场发展不完全和市场之外的原因

中国打破计划经济桎梏开始发展市场经济起于1978年，比之西方落后多年，市场发展仍不完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新的计划体制还未形成；②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基础作用和国家计划指导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二者有机结合还为形成；③在计划管理上，实施计划调控的物质手段乏力，计划的法制化建设滞后；④在新的宏观调空体系中，计划、金融、财政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机制尚未形成，既影响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又妨碍宏观调控整体功能的发挥。[2]市场不完全导致市场调节力量薄弱或调节范围狭小，需要国家公权力予以协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地方和行业予以放宽放活，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行政权不充分不公正介入。由于局部或个人的利益的驱使，行政主体常人为剥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出现地方行政机构为了保护局部利益和政治利益，与所属的企业联合起来，运用行政权力干预并操纵市场，构筑市场壁垒来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另外，有些行业的管理部门利用其拥有的投资权、资源管理权、财政权，为所管辖的企业构筑政治壁垒，以形成一种排他性控制。行政权力的私利化，使得行政触角过分介入经济，操纵了社会资源的流向，将社会资源引向政治市场而非经济市场。

行政权力控制着尚不完善的市场，使资源流向和配置背离了传统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价值规律在面对强而有力的行政权力只能束手无策，如何正确合理的限制行政权力的过分介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2.西方市场失灵源自市场自身的缺陷，及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

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工业革命以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发展充分。西方经济社会普遍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而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以及政府以“守夜人”的身份出现，这使得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间时，市场的显著效力特性被打破，也便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

市场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主要是：市场障碍，市场惟利性以及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3]市场障碍体现为市场发展的两种不良倾向，即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两种现象的出现会严重阻碍市场发展。“同一行业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很少是为了消遣，他们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策划某种不利于公众的阴谋，或采取某种欺诈手段抬高物价。”[4]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往往依靠其市场支配地位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获取非法利益，或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排除，限制竞争。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资本家们往往关心的是眼前有利可图的行业商品，而很难涉足投资公用和公益的市场。这些领域是市场调节很难涉足和发挥资源配置的天职。此外，市场反映信息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在西方各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各国一次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见一斑，这些缺点是市场很难克服的。

由于源自历史和与现实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当在中西方的土地上同时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时，其表现形式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1、中国市场失灵表现为行政垄断突出和竞争机制尚未形成

行政垄断是指中国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企业与行政机构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利用行政权力构筑政治壁垒而形成的一种排他性控制。就目前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即地方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分介入，使得社会资源常常为行政权力所控制，并排斥利益外的生产经营者与之进行竞争。行政垄断严重的地区对外地产品的销售数量进行严格控制，对价格进行控制，而对本地产品实行地方性补贴，对外地产品实行高质检、技检等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同时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入和流出。

市场秩序管理过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中国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受阻。中国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地方与地方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干预十分普遍，国内市场基本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距甚远。部分地区的行业与部门往往只注意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必须承认的是保护和扶持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具有相当的社会思想基础，短时间可以收到一定利益，从长远来看，势必阻碍整个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2、西方市场失灵多表现为经济垄断和自由垄断

西方的垄断形式主要表现为经济垄断和自由垄断，行政垄断相比之下较为薄弱。这是中西方在垄断形式方面的重要区别。

经济垄断是指经济主体利用市场壁垒对市场形成的一种排他性控制。经济垄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垄断形式。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市场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行着优胜劣汰的选择，部分生产者被排挤，而另一部分则不断发展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大，部分经济主体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并操纵和控制着市场，对商品的生产、价格、数量实现排他性控制。

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等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自然垄断主要存在于第三产业中，这在西方各国历史上均有出现。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国对通讯、运输、金融和能源等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了放松管制的规定。自然垄断在反垄断法通常属于适用除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