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以全副精力投入经商活动，凡事以家业为重。他感情的激昂和振奋，心境的忧虑和沮丧，都是和家庭的利益直接关联的。他并不是没有内心矛盾，例如同安娜的恋爱，但他能自觉地克制个人的好恶，服从家庭利益。在他的身上，没有对他的家业说来是没有意义的言论和行动。他的阶级本性和个性特征相辅相成，结合得如此紧密，去掉一方面，另一方面便不复存在。

然而，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性正表现在这里：像托马斯这么精明能干的商人，发家致富的思想渗透到每个细胞，还是挽救不了这名门望族没落的命运。根本原因就在他所继承的祖传的经商思想和方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我们记得，被一家人视为“窝囊废”的克利斯蒂安一生中倒也说过一句正确的话：“认真研究起来，哪个买卖人都是骗子。”这句话引起托马斯无比的愤怒：这不但亵渎了商人的称号，而且污辱了以经商“诚实”著称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可是，客观情况的发展逼着他思考：为什么哈根施特罗姆公司欣欣向荣，而自己的公司日见萧条呢？当外部矛盾日益尖锐、公司连遭失败的时候，他回味克利斯蒂安的话，不禁动摇起来，决心做一次冒险买卖。也就是说，他准备放弃他的“商业道德”，企图适应新的环境，虽然这无异于承认经商就是欺骗。可是，由于他举棋不定，犹豫动摇，这笔“暴利”生意也失败了。这个时候，家庭内部的矛盾也达到了高潮：托马斯个人幸福幻灭，弟弟越来越成为败家子，儿子没有希望继承家业……托马斯这才深切地体会到他一生活动的空虚，思想上爆发了总危机，只能用一点剩余的意志力勉强维持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存。

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从信心十足到幻想破灭，深刻地表现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历史命运。

安冬妮

安冬妮是资产阶级妇女的一个颇为真实的形象。 她的性格具有多方面的表现： 骄傲、 自负、 天真、 坦率， 主要特征是爱虚荣。

我们一开始就从她对待自己婚事的态度上认识了她这个人。她不喜欢、甚至讨厌格仑利希，恰巧在他求婚期间，她遇见了大学生莫尔顿，于是两人真挚地相爱了。她对于莫尔顿的自由、平等思想是不了解的，从她的社会地位分析，她本人早已享有莫尔顿所攻击的那个社会集团的种种特权，因此无法体会这些名词的全部内容。只是由于在婚姻问题上不够自由，她才觉得“自由”这个名词是“伟大的”，虽然同时也是“朦胧的”。那时候，资产阶级的习俗似乎还没有彻底熏陶这个天真的姑娘，她第一次领略到“自由”的空气。只是这种空气像海滨的空气一样，她感到是这样的新鲜，又是这样的陌生。

但是，安冬妮毕竟是一只长期禁闭在金丝笼里的鸟儿。她稍微吸了一点新鲜空气，就感到不如呆在笼里来得舒服，便又乖乖地回到金丝笼里去了。荣华富贵是她不能抛却的生活理想，她接受了她父亲的训词：“我们是一条锁链的许多环节。”她心甘情愿当一个“环节”，放弃个人自由，撕毁与莫尔顿的誓约，在满载荣誉的记事簿上亲手添上了一笔赏心乐事。

小说前半部写了她是怎样的性格，发掘了形成她这个性格的社会原因，接着便写她的性格特征在各方面的表现。我们看到，名门望族的虚荣感是这样深入到她的灵魂：对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人因妒忌而不屑一顾，为托马斯竞选议员表现出无比的热忱，为她富于离婚的法律知识而到处夸耀……

和托马斯一样，她也是献身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事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更为怀念往日的光荣，对于未来充满更大的信心，这是因为她闭起眼睛、不肯正视现实的缘故。如果说，托马斯临终之前认识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劫数难逃，安冬妮则至死也不省悟。她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灭亡的殉葬者。

安冬妮的一生正处在家庭走向衰落的最后几十年，她自己境遇也是同家庭衰落分不开的。然而这并没有使她灰心。处境越不幸，她的虚荣心越不容侵犯。她不是夸耀现在，便是追缅往昔的荣华。眼前能夸耀的东西越来越少，对过去荣华的追缅就越发频繁，到后来她的夸耀是那样空洞，那样可笑，使人感到她简直是在讽刺布登勃洛克一家了。最后她竟吹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说什么托马斯出殡那一天“很多人淌眼泪一直淌到硬胡子里”，而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但是，只要这样说能满足她的虚荣心，有没有这回事有什么相干呢？

克利斯蒂安

本书的人物描写有时采用性格差异的手法，关系越近的人性格差异越大。克利斯蒂安是一个与他的兄弟姐妹性格十分不同的资产阶级人物。比起托马斯来，他是诚实的、直率的，也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可是，他活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关心过别人，也没有想过自己对家庭有什么责任。他只关心一个人：他自己。他的全部注意力没有超出他身边的事情，尤其念叨他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病症。他同托马斯一样，也是个有才能的人。不过他的才能不是施展在家业上，而是模仿别人的姿态与声调，再有就是说废话。对于家庭的事业，他是个多余的人；对于促进这门望族的瓦解，倒可以说是个“功臣”。

作者着重描写他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空虚。这是他的寄生性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都有它的寄生性，这是败家子产生的物质基础。如果说，分析到最后，布登勃洛克一家人都是社会的寄生虫的话，那么，克利斯蒂安的寄生性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

汉诺

汉诺也是小说着重描写的人物。他的悲剧在于社会环境与个人志趣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唯一的继承人，他的责任是重振家业。这是社会在他未出世之前就已经给他规定好的任务。但是，他气质敏感，秉性懦弱，不适应也不喜欢这种明争暗夺的商业生活。他只喜欢音乐，希望家里人不要干扰他。然而他的父亲没有放过他：经常检查他的功课，灌输商业知识，带他去参加商业活动……这一切有没有使汉诺“潜移默化”呢？恰恰相反，托马斯的压力越大，汉诺越是内向，越是陶醉于艺术，陶醉于一件不会给布登勃洛克公司增加任何利润的东西。汉诺对于学校生活，也像对于商业生活一样地害怕。

汉诺看穿了尔虞我诈、相互吞噬的商业界，也看破了把威信、责任、权力、事业、普鲁士的纪律严明的精神奉若神明的生活。为了克服精神上的空虚和痛苦，他只有钻进音乐的天国。他认为那是一个“温柔、甜蜜、庄严而又能无限慰藉的音响的国土”。但是音乐艺术只能安慰人，却不能给人以希望，甚至会消磨人的生命意志。他感觉到音乐是美好的，但是这美好的东西“会吞噬一个人平凡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他厌恶他所生活的现实环境——包括商业环境和学校。本是为增强他的体质的海边度假，却使“他的心变得比以前更柔软、更任性、更敏感、更富于梦想了”。他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既不给别人希望，也不给自己希望；即使是在音乐方面他也只是一味地享受、消费，没显出要当什么家的苗头。这也是典型颓废派的一个标志——无创造力和逃避庸俗的生活。他对生充满了厌恶，只是一心沉浸在具有颓废意味的瓦格纳音乐世界里，希望“用艺术的行为去克服自己心中的虚无”。他所热爱的瓦格纳音乐就像一个不祥之兆，一团死亡的阴影，给他带来的只是生存意志的消磨。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题已经点出了它的主要内容：“一个家庭的没落”。这个家庭便是德国北部商业城市吕贝克的名门望族——布登勃洛克。故事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这40年间，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经历了4代，由开始的繁荣走向了没落，正好反映了德国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

托马斯·曼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家族的没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用许多篇幅去描写商界的斗争，但是，他能透过家庭生活的描写，揭露出这个社会的没落与腐朽。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要求平分房产，三个女儿相互嫉妒，安冬妮婚事计划的失算，浪荡子克利斯蒂安的挥霍，汉诺对家业的厌恶，以及蒂布修斯取走克拉拉名下的遗产，女佣人强夺参议夫人的遗物……这种种丑恶的没落迹象正是倾轧投机的商业风气和腐化堕落的社会道德在布登勃洛克家庭内部的反映。对于这些社会现象，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某些成员并不理解其所以然。他们拚命挣扎，但还是逃避不了衰亡的命运。甚至到冰消瓦解的前夕，他们还不能解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颠三倒四的幻境”，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一个无法解喻的“噩梦”。

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兴盛是从拿破仑战争开始的，老约翰利用战争贩卖粮食，积累资金，开设了“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同时拥有大量的农庄、粮栈、轮船和地产。因此不但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也是全城的顶尖。老约翰是一个对生活和事业充满自信，善于经营同时又精力充沛的人，在他的时代，家族的发展达到了极致。第二代参议员小约翰相对于父亲的踌躇满志，他只是守成，延续了父亲创业留下来的思路。第三代托马斯和克里斯蒂安也没能突破传统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表面上看“托马斯生来就是个商人，注定要成为公司的继承人”，他聪明、坚定，参与了公司的业务之后也的确取得了发展。生意兴隆，购置房产，作为市参议员在公众面前享有威望，参与城市的一些重大决策。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却违背他的本性，他的坚定只是表象，实际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行动，不断问自己：“究竟是个有魅力、敢于行动的商人呢？还是个优柔寡断思虑重重的人？”最后由于内心的焦虑以及长时间的压抑，在四十几岁就去世了。而他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和儿子汉诺根本就不愿做商人，只是喜欢艺术性的东西，而艺术与经商天生是敌对的，最终都以悲剧性形式结束，克里斯蒂安最后进了精神病院，汉诺也因伤寒去世。

从家族四代继承者越来越衰弱的生命迹象，可以看出家族衰亡的必然性。其实一开始布登勃洛克家族在搬家乔迁的时候就笼上了衰败的印记，“是在1682年的冬天完工的。当时正是拉登刊普公司非常兴隆地走上坡路的时候⋯⋯真叫人痛心，这么一家公司竟在最近20年内破产了⋯⋯”，当时第二代布登勃洛克先生对于这个家族的灭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身上就好像压着一副重担似的；我想，这种背负着重担的感觉是不难体会的。是什么使他跟盖尔马克，跟这位只有寥寥无几的资金却又声名扫地的人搭起伙来呢？他一定是迫切地需要随便一个什么人分担一部分他那沉重的责任，因为他感到他身不由己地朝着没落的路上奔去⋯⋯这家公司算破产了，这一古老的家族也没落了。”这段精辟的分析也是他们家族最后灭亡的总结，而且这句话映照了第三代继承者托马斯最后因为要挽救家族的衰败，不顾家族传统的经营之道，提前收买了一大片还未收割的麦地，最后因为暴风雪而大亏，从这个时候起，布登勃洛克家族正式地走向了衰败之路。瓦格纳的音乐讴歌“死亡”，汉诺的愿望也正是要让自己能够从痛苦的现实中解除出来，“到一个温柔、甜蜜、庄严而又能无限慰藉的音响的国土里”；他钟情死亡，渴望死亡。最后一场伤寒成了汉诺死亡的外衣。瓦格纳音乐是十九世纪末西欧颓废派们的一个共同而深刻的精神体验，托马斯·曼又自称是“来自颓废派”，所以他的这些描写也或多或少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托马斯·曼用哀伤的笔触从文化层面批判了德国社会的衰败和颓废。

作者还通过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个家庭的衰落。这些心理描写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经济地位衰落在精神上的反映。一个社会集团，由于其经济利益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而趋于衰亡，它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心理，包括它的理想、道德观念及其特有的情绪，也必然染上没落的色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起初还只是一面犹豫动摇，一面故作镇静，支撑着残局；可是等到平日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总爆发的时候，这个信奉“商业道德”、维护家族荣誉的最后的台柱便面临精神崩溃的危机，对江河日下的局面一筹莫展。可以说，这根“台柱”的精神世界的瓦解过程，加深了作品主题的思想性。

布登勃洛克家族在短短四十几年的时间内就由兴旺走向了衰败，家族的四代主要继承者都相继去世，而且一代比一代寿命短，除了老一辈布登勃洛克之外，其余的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就去世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是感到恐惧的，有着对生的眷恋，对死的恐惧，而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几代继承人面对死亡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过多的痛苦与留念，他们的去世是突如其来的，但往往已经潜伏了很久，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死亡的到来，就如托马斯越来越感觉到吃力，精力衰退的迅速，通过不停地换衣服来保持自己表面上的活力，事实上却已经感到死亡的笼罩。

亲情无论是否有血缘联系，总是温馨的、恬静的同时是安心的。亲情能使人在失落的时候感到温暖，在受挫的时候感到勇气，在漂泊的时候有归宿。在布登勃洛克家族中，却感受不到这种相濡以沫的亲情，有的也只是建立在相互间的利益上。安冬妮的两次结婚，说是她自己的选择，还不如说是她父母兄弟的极力撮合。他们并不是为了安冬妮的真正幸福，只是看到了婚姻带给他们的利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任何的情感都经受不住冲击。因此安冬妮的两次婚姻连同她女儿的婚姻都是建立在这种利益关系之上的，他们所想的只是怎样为这个家族带来荣誉与利益，使利益最大化。老约翰有一个大儿子，他所爱的妻子在生这个儿子的时候难产死亡，因此把妻子的死记恨在儿子身上，同时也因为大儿子和一平民女子结婚，他完全断绝了与大儿子的联系，一点都不顾及他们之间的血缘情感。同样我们在看托马斯和克里斯蒂安兄弟之情时，体会到的只是他们相互为了钱的争夺与敌视，而没有为家族一起奋斗的团结，这种亲情的冷漠也是导致家族衰落的真正原因。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完全是陌生人，他人的存在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痛苦，就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他们之间的冷漠致使了自身的孤独，一种被抛弃，不被挂念与理解的孤独。

作者在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时，着重描写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这是他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克利斯蒂安宣布他要结婚的时候，托马斯发作了。他不允许败家子将公司的财产外流。兄弟俩隔着桌子对骂，安冬妮在一旁哀求：“汤姆……克利斯蒂安……母亲还没有入殓呢！”当然，安冬妮的劝解并不妨碍她替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争夺“还没有入殓”的母亲的遗物。这场争吵写得有声有色。仿佛看到神经衰弱的克利斯蒂安每一条神经都在颤动着；安冬妮渴望母亲的房子，紧张得每个细胞都处于战斗状态；托马斯急得连平时冷静理智的外表都顾不得了。正是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更加剧了家庭的没落。小说中，金钱利害关系也集中地表现在婚姻的缔结上。作者通过一些生动精彩的描写告诉我们：在那样的社会，婚姻是不自由的，异性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相互爱慕、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双方的家私资产为主要条件。

安冬妮有过一次恋爱、两次结婚的经历。同大学生莫尔顿的恋爱因为男方太穷而宣告失败，然而这却是她唯一的一次恋爱；两次结合都是没有感情的结合：第一个丈夫格仑利希千方百计将她弄到手，是为了骗取8万马克的陪嫁费；第二个丈夫佩尔曼内德本身道德败坏。对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来说，这几场戏剧性的婚姻，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出讽刺喜剧，揭露了各个资产阶级人物对于婚姻的态度：小约翰·布登勃洛克的逼婚出于“公司利益”，安冬妮的同意是在尽“家庭义务”，格仑利希和佩尔曼内德的攀亲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说，其中没有一个人是看重爱情的。安冬妮和格仑利希的结合有其深刻的揭露意义：布登勃洛克一家既然把婚姻当做生意，格仑利希便趁机买空卖空做投机。“诚实”、“温和”的“商业道德”同欺骗、投机的社会风气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深刻地交织在安冬妮的婚事上，与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社会原因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再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家人从老到小没有一个不是以这种方式结婚的。老约翰与安冬内特结婚后，“她没给过他很大的快乐”。小约翰所以认为他妻子是“上帝给安排好的终身伴侣”，是因为他父亲“让他注意这位豪富的克罗格家的女儿，她会给公司带一笔可观的陪嫁费”。这就是信奉“金钱拜物教”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安冬妮为了想自己的名字能在家谱中作贡献，就冲动地嫁给了格伦利希，这种婚姻根本就不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下，更不用说是爱情上了，以至好几年以后，安冬妮才知道格伦利希是怎样一个人。当格伦利希面临破产时，她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格伦利希，和女儿跟自己的父亲回到了家，根本上没有考虑到什么夫妻之情，有的也只是对他的憎恨——为自己因此丢布登勃洛克家的颜面而引起的仇恨。同样格伦利希对于安冬妮，也无所谓爱，当初之所以如此执着不懈地、千方百计地追求安冬妮，一方面是看中了安冬妮的美貌，更重要的是觊觎安冬妮家丰厚的嫁妆，能给他困境的经济进行调节。这种相互欺骗的，没有共同语言，相互间不信任的婚姻经受不了任何的风吹草动，最后以离婚为结局。而安冬妮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促成的，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想以自己的寡妇身份出现在上层社会，就嫁给了一个根本不了解的人，可想而知，结局只能是失败。在布登勃洛克家中，夫妻间没有心灵上的交流，每个人是孤独的个体，相对于另一方来说，都是陌生的，在这种孤独、不了解或者没有共同的爱好的前提下，表面上很和谐的夫妻关系让人觉得更加的悲哀。托马斯的婚姻在别人看来再完美不过了，女方嫁妆丰厚，而且具有很好的艺术气质与很高的艺术才华，男方稳重，谦虚，能很好地掌管家族事业。但他们的婚姻也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托马斯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给家族带来利益。虽然两人结婚了，但是真正上两人并不了解对方，不曾真正了解对方的需求、想法、烦恼。因此，双方都是孤独的，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有着不一样的心思。托马斯在公司中所遇到的麻烦、自己所遇到的烦恼事从来不会和他妻子盖尔达讨论，而盖尔达是生活在梦幻中的一个人，有着对音乐过多的执着与痴迷，也不会和丈夫交流自己的感受，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虽然双方都没有过错，但最后大家都非常地痛苦、孤独。只能自己独自面对孤独的痛苦，慢慢去咀嚼痛苦，消化痛苦，最后在孤独中死去。

《布登勃洛克一家》固然写出了一个家族消亡的必然趋势，揭露了资产阶级许多丑恶的方面，但是，应该同时指出，托马斯·曼对于这个家族的消亡是极其同情、极其惋惜的。在他看来，疯狂投机、追求暴利，当然是社会腐化堕落的表现，他对这一切采取揭露的、批判的态度。然而，市民社会却是理想的社会：“温和”、“自由”、“开朗”、“和谐”，即便经商吧，也有着所谓“商业道德”。这种观点，这种感情，驱使作者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灭亡唱起一支并不动人的挽歌。显然，作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对立起来，并且美化了早期阶段。事实与作者的观点恰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并不存在一道商业道德上的鸿沟。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商业上欺骗成风，剥削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这是沿袭市民社会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前后两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决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作为不事生产的中间剥削者，经商和欺骗之间划不出一道分界线来。作者推崇的那种“商业道德”根本是不存在的。

由于时代不同，认识不同，从本书的某些描写里，可以得出与作者主观认识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他对于1848年的革命是不同情的，那些参加革命的人们被他描写成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他们同小说中其他一些工人形象一样，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豪华奢侈正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他们家那本“金边的记事簿”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作者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冷淡，以及作品中有关的错误描写，正说明了他对本阶级的剥削本质缺乏认识。

另一方面，作者把市民阶级理想化，导致这样的结果：他把市民社会的没落看成整个社会的没落。正是这种没落的情绪，使他同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发生了共鸣。作者后来承认，他当时使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在死亡中寻求生存，是为了让他摆脱痛苦的生活，获得“自由”。类似这样的情节沾染了悲观的、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鉴别。

对悲剧的理解与描写是人类永恒的一个话题，也是任何有人道主义意识的作家所思考的问题。悲剧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无论是孤独，还是死亡都是人类自古以来无法避免的悲剧。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家族小说展示在我们面前就是一部家族衰亡的悲剧史，也是人生注定的结局，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与商业性的悲剧。无论是孤独、死亡还是其他类型的悲剧，人类是无能为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正是在对于生生死死、对于人类性格缺陷的自身思考中，不断地进步与发展。托马斯·曼并不是为了写悲剧而悲剧，而是通过把这种悲剧性的东西揭示出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身，更好地去生活。

这部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深微精细的笔调，层层叠叠地展开着生活的画面。它不是作无休止的平静的流泻，也不是照相般的复制，而是通过典型化的提炼，显示出生活的真实。

作者用许多篇幅，带着浓厚的情趣，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婚丧喜庆一类的家庭生活场面。宴会排场、婚丧礼节、礼仪款式乃至服饰装束无一不历历在目，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风俗画。这里，值得探讨的也许是：为什么小说再三出现婚丧喜庆一类的生活情节，而不使人感到厌烦呢？人物形象的鲜明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叙事方面来看，我们还可以注意两点。作者采用了“睹一斑而窥全豹”的方法：同类性质的事件加以充分描写的只有一次，此其一；其二，那些场面既是生活习俗的描绘，又标志了故事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流水账式的交代，而是情节的进展。例如，对于长辈的丧事，作者纵笔描写的只是第二代参议夫人。那时候，家庭内部矛盾业已深化，仅仅由于母亲尚在，才能保持表面的和睦。参议夫人病死的过程写得“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过火，这是为了宣告宁静、欢乐的生活即将结束。接着便是高潮——兄弟姐妹三人瓜分遗物，兄弟翻脸。而参议夫人的出殡，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孟街的住宅里最后一次招待宾客，就更不是与主题无干的闲笔了。又如，洗礼宴只写小汉诺的那一次。在亲友欢乐祝贺声中，不料有人说了一段很不吉利的话。这是乐中之哀，使人预感到小汉诺的前途凶多吉少。《布登勃洛克一家》正是充满了这一类波澜起伏的日常生活情节，使读者感到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

小说也偶然出现看似重复的描写，其实各有各的目的，或者为了前后呼应，加深情节统一的印象，或者为了增强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效果。例如，安冬妮、小汉诺和托马斯三人先后都去过海滨，但写法和意图均不尽相同。作者处理安冬妮避暑时，全面地描写了海滨的景色：天气晴朗，海面平静开阔。正是在这暂时摆脱逼婚的纠缠而心旷神怡的时候，她第一次听到“自由”这个字眼，它仿佛像闪闪发光的海水，一望无际地向那迷蒙的地平线伸展出去……小汉诺是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学校生活才去海滨的。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之后，天气晴雨无常，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个没落家庭的最末一代的幼小心灵，不能不感到幸福的短暂易逝。托马斯去“避暑”已是暮秋时节，他的生命和精力已经接近了黄昏。海滨阴雨绵绵，海浪一个接着一个盲目地冲击着，使托马斯感到神秘、麻木以及命运的不可理解。这三次各具特色的海滨生活是布登勃洛克一家衰落史各个阶段的路标。

疏密有度、情景交融还不是这些场面引人入胜的全部原因。在一些精彩的章节里，作者能做到性格、故事和场面三者融为一体。这些场面常常有一个中心故事，围绕这个故事展开了性格的描写；人物的行动展开之后，故事又发展到另一阶段。例如第八部第八章的聚餐，中心故事是威恩申克的案情，各类人物各有不同的打算和表现：安冬妮气愤已极，三个老处女表示冷淡，威恩申克满不在乎，参议夫人十分关切，而托马斯则感到事情不妙，以不插手为宗旨……这样，既突出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又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深了一层，而故事仍在进行着。

作者为了使40年的生活前后贯连、融为一体，埋下了许多伏线，促使小说结构趋于完整。例如，孟街住宅街门上的拉丁文格言“上帝预见一切”，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见证人的三个老处女，托马斯的牙病，服务了40年的永格曼小姐……这些人物和细节隐于前，显于后，好比蛛丝马迹，看似顺笔便墨，实际上都对主题含有隐曲的提示。小说文字风格以平稳含蓄、从容不迫、生动酣畅的描写为主，后半部则稍带忧郁凄凉的笔调，间或夹入含蓄有力的讥诮。风格的变化有时随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不同而异，如海滨避暑、弹钢琴那些篇章抒情意味很浓；托马斯的性格写得含蓄；写克利斯蒂安莫须有的病症常用讥讽的口吻；至于格仑利希的对白，则仿佛是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台词。

《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艺术描写方面也有不少缺点。某些章节写得呆板，性格既不突出，故事也中断下来；个别人物性格写得有些累赘，典型化的程度不高。托马斯·曼写这部作品之前，艺术上虽然是有所准备的，但他毕竟是20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难免有不够成熟的地方。

该作品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性。1929年，作者本人以这部篇幅极至浩瀚的小说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布登勃洛克一家》发表以后的二十年间，作品的再版次数已近超过了一百次，当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被翻译成了三十一种文字，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到了1975年仅德文版的销售量就超过了四百万。

诺贝尔奖评委会：此书为“德国首部格调高雅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家巴金：它是“近代文学中不朽的名著”。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生于德国北部卢卑克市。父亲是一位巨商，曾任卢卑克市税收事务的参议；母亲出生在巴西，有葡萄牙血统。父亲死后，家业破产。托马斯·曼中学毕业后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当见习生。其间，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堕落》。他有一位哥哥，名叫亨利希·曼，也是一位德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20岁时，在慕尼黑高等工业学校旁听历史、文学史和经济学等课，并为他哥哥主编的《二十世纪德意志艺术及福利之页》写稿和审稿。

他一生创作颇丰，其他较有影响的小说有《特里斯坦》、《托尼奥·克勒格尔》《死于威尼斯》、《绿蒂在魏玛》、《浮士德博士》、《受骗的女人》等等。除此之外，托马斯·曼还写了大量评论、散文、书评等各种文体的文章。1929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率领全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逝世于瑞士的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