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3:16
席温（生卒年不详）字厚君，唐代人。祖籍关东，居安定（今甘肃境内）。唐僖宗乾符（874－879）时，官至武卫上将军。广明元年（880年）黄巢破潼关，次年初入长安，唐室危倾。勋臣贵戚，恐被累及，席遂挈三子南迁，隐居洞庭东山，筑宅于翠峰坞，为东山席氏之始祖。长子席尚居上席巷，次子席常居中席巷，幼子席当居下席巷。上中下三巷相衔，直通翠峰坞。席氏至东山后，经千年繁衍，裔孙遍全国及海外。
唐军制设“十六卫”，《新唐书·职官》：左右卫，上将军各一人，从二品；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卫上将军以下，品同。
十六卫（含左右武卫）的上将军，为唐制军队最高编制，从二品。正二品及以上武官官阶均为散官（荣誉官阶，仅代表品级）。
公元9世纪初，安西四郡陷落。泾州已成唐朝西北门户，被吐蕃（内乱期），吐谷浑（亡国归唐），回鹘（亡国西迁），突厥，鞑靼余部环伺。
咸通时期发生了一件决定今后中国历史近百年走向的事件，就是原鲜卑沙陀部的东迁。沙陀部几次归附唐朝，又几次脱离，公元9世纪他们脱离吐蕃再次回归唐朝，遭到吐蕃的追击，损失数万精英，以及首领朱邪尽忠。新首领朱邪执宜，屯灵州。居泾州之右。唐懿宗对沙陀持怀柔态度，故泾州对沙陀部翼护有加，曾一起抵御过吐蕃，吐谷浑，回鹘散部。咸通十年（869年）沙陀部随太原军作战有功。懿宗赐名执宜子汉名李国昌，封徐州观察使。
所以对沙陀部来说，有两大恩人，泾州防御使席温（翼护关左），太原节度使李业（知遇上司）。
然沙陀部始终不服王化，懿宗临终前很不放心，想封大同节度使以安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结果李国昌拒不受封，袭幽，云二州，占代州。僖宗即位之时（873年）沙陀部已在北方形成气候，于是僖宗继父皇遗计，启用沙陀部的两大恩人，继续怀柔政策。时李业已死，僖宗派其子李钧招安，封李国昌与大同，就放在了京兆眼皮底下。同时召席温回长安，负责京畿布防，领左右武卫，拜上将军，督护沙陀部。
在时间上此事原在沙陀招安之前，沙陀军尚虎步幽云之间。此时王仙芝，黄巢的义军势如破竹，直抵庐州。时任庐州刺使的郑棨为了战事不蔓延到辖区，就写了一封信给黄巢。信中说：我与席泾州有同学之宜，他是不会坐视我覆灭的。你应该知道席将军是沙陀部的恩人，而此时沙陀就活跃在你们的后方。如果你们在这个时候进攻我，恐怕就要受到唐军和沙陀部的夹攻。唐军各自为战，却还罢了，可是这沙陀人却是不死不休的难缠角色。阁下可要仔细斟酌。
黄巢看到这封信，果然就绕过了庐州。这件事后来被僖宗知道了，万分高兴，在将席温召入长安的同年（874年），也召入郑棨。本欲封其为丞相，但是郑棨却自知无将相之才，托病拒绝了。
880年末，黄巢军破关，直逼长安。僖宗听从田令孜建议，准备躲避入川，留席温，郑棨守卫长安。这次轮到黄巢回信给郑棨了：江山近在眼前，沙陀远在天边（沙陀此时被唐地方军阀击败逃至鞑靼）。上次我卖了你一次面子，这次你和席将军再要阻碍我，于情说不通，于势也不明智。我也不想增添沙陀这个敌人，但希望你们也可以明哲保身。
当时长安主力部队随皇帝护驾入川，阻挡黄巢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席郑二人只能假意拖延时间，同意辞官离京。于是回书需要准备举家迁移，求限七日。同时席温修书沙陀部李国昌勤王，郑棨则准备去联络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二人认为黄巢部主力之一朱温为人反复，可利用招降，便决意利用李，王二部造势逼朱温入绝路。此人一反，大同光复，黄巢的归路就被切断，敌我力量逆转，胜利便有可图。
黄巢如约七日破城（十二月五日至十二日），席温率全族东迁。途经义军沦陷区，郑棨旧辖地，一路平安，无人骚扰。时皇帝出逃，天下已近无政府状态，匪寇四起，军阀割据，这样的举族长途迁徙实非易事。
席温夫人水丘氏有一个姐姐嫁在江南临安，于是席温决意迁徙江南。途经苏州东山，太湖之滨，为风水所摄，决意定居于斯。
这水丘氏姐姐嫁在盐商钱家到还罢了，她的儿子钱镠便是不久以后的吴越国王。吴越国与吴国（后南唐代）以太湖为界，吴越领苏州，临安（今杭州）；吴国（南唐）领常州，广陵（今扬州），金陵（今南京）。两国历史上在南部战乱不停（争夺闽地），但在北部最富饶的边界缺秋毫无犯，这其中却有一个缘由。
席温不但和钱王世交，前面提过的挚友郑棨又是号称“十国第一人”吴国开国皇帝杨行密的救命恩人（这是一个类似捉放曹的故事，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五代史）。杨行密在郑棨入京后补了庐州刺史的空缺，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所以吴国（南唐）的班底几乎也都和席温交情非同一般。所以在两国的北线交界，便都各自默认了和平现状，这才并有其后“钱王治水”，“金陵盛世”一湖之隔的两朝美谈。而席家也在东山，虞山两国交界处繁衍成旺族。
苏杭一带不仅因此逃过了五代十国的战乱，由于其后吴越王和平降宋，这一地区再次遭受战乱，便已经是五百年后蒙古人渡江时期的事了。虽泱泱华夏，但在古代历史上，得五百年繁荣而远于战火的地区，虽然苏杭不敢称独此一处，但也确实寥寥可数。
物分阴阳，人无善恶，智者应恤常情事故。
权分情重，事无巨细，君子须知度势务实。
沙陀部徙山西，懿宗封赐首领朱邪执宜皇姓，赐名李国昌。李国昌大喜，大摆宴席，席温亦入关相贺。
国昌长子，年十三，席间表演箭术，一箭落双鸭，技惊全场。李国昌对席温请求道：泾州与我部素睦，亲若兄弟。吾子与君亦有半子之谊。近蒙赐姓，然四子未得其名。吾素知泾州通术数，知天时，可否为吾子赐名？
席温欣然答允。因沙陀刚烈，温以克字论辈，望国昌后人得王化束缚。长子勇烈，当堪大用，望其可尽其用，取名克用。次子性乖张，好与兄争，望知谦谨，取名克让。余两子尚幼，不得习性，取名克恭，克宁。
席温携族人初至东山，因此地植被肥美，人迹稀疏，正逢兔患。
席温带族人治兔，但不愿绝其类。太湖深处有三山岛，与东山互见，传如蓬莱，有神女三姐妹，各居其一。席温念嫦娥有玉兔。而蓬莱神女却枯守孤岛，无以相伴，岂非惜哉？
于是遣三子，各操一舟，将余兔分作三船，送上三岛。
直至今时，三山岛仍遗有养兔传统，盖自此始。
昭宗后期，朝政被权臣朱温控制。唐名存实亡。各地方政权也都暗流涌动，纷纷称王自立。当时最具争议的称号就在吴地。昭宗在902年，904年两封吴王，分别封了杨行密和钱镠。
904年，杨、钱二人结重兵于虞山对峙。因为虞山为古吴国初代国君墓，封虞山者，为吴王正统。两个吴王之战，一触即发。
为了不让生存之地卷入战乱，也不想见两位故人伤了和气，年迈的席温率族中健者赶往虞山。
席温和杨行密的救命恩人，知遇上司郑棨是至交；和钱镠娘家又是姻亲，算来都是二人的长辈。杨，钱两人皆为一代人杰，自然不会对席温留难。于是席温倚老卖老，邀二人到尚湖之滨，斡旋其中。因当时时局混乱，和对二人均是最有利之局，既然有故人调停，合议很快达成，杨行烈幼女嫁钱镠六子，二人互结姻亲。便以虞山尚湖为界互不相犯。
杨，钱本欲将议定之约记录下来。席温自倒了一杯酒，劝二人道：竹简难约妄徒，院墙不防小人，两位都是当世豪杰，何必如此拘泥？反手将杯中甘澧倒入了身后尚湖，续道：便以此酒为界如何？二人欣然，拊手而散。
茶道在唐时流传已广，尤为官贵所好。但是在唐代的时候茶的制作工艺比较局限，就连当时被奉为经典，陆羽所著《茶经》亦十分片面。因为陆羽论茶都是以蒸茶的工艺论的，所以认为茶叶紫为上，笋为上。当时吴郡一带只有吴兴紫笋一本为贡茶。又有“浙西以湖州（顾渚紫笋）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之说。
当时苏、杭一带的茶叶在唐代当时看来都是下品。
席温在泾州长安时，能吃到的茶叶也多为蒸制好的圆茶。但他听说刘禹锡任苏州时，对当地的炒青茶最为推崇，有“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之句。刘禹锡认为其香甘之味远胜当时蒸制的茶叶。但是因为炒茶不宜存放，运输，在长安时，席温是无福品尝的。
席温徙江南，便想亲自辨知陆刘二人之悖。于是在走到苏州天池山附近时，特意按照刘禹锡的描述尝试了一下炒茶，顿时觉得此香气可吓煞人。因此便询问附近何处有多雾的丘陵（最适宜茶叶生长），这便寻到了探入太湖中的东山，就此便留在此处不肯走了。
炒青这道工艺，虽然早已有之，但一直是小众玩物。直到明清时期才成为主流，此时的茶论便于唐时陆羽大有不同。而洞庭东山的炒青茶也被乾隆亲自赐名洞庭碧螺春，成为当时贡品，排名犹在西湖龙井之上，此是后话。
席温祠原在翠峰坞翠峰寺旁，今祠、寺均废。
墓葬（衣冠墓）在翁巷平盘自流井路北，今井在，墓已废。
席温将军亭，位于苏州东山景区雨花胜境内。席家博物馆，席家碑廊，也将陆续由今启园（席家花园）搬迁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