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05 07:28
常人春。青年时代即潜心钻研北京史地民俗。对以北京为主的中国北方民间岁时节年、婚丧嫁娶、庙会集市、宗教信仰、戏曲杂技等，无不精通，被誉为“北京通”。
常人春近十多年来，曾先后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论文、纪事、文史资料一百多篇。出版的著作有：《老北京的风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等。
1943年夏秋时节的一个晚上，家住旧鼓楼大街117号(现41号)的常人春刚刚睡下，就听见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寂静的北京城上空。自两年前日本与英美开战后，这样突如其来的防空演习已进行了无数次。提起当年的旧事，72岁高龄的民俗学家常人春仍旧记忆犹新。 日本人严查民居，不许百姓点灯
同时，为防止美国飞机侦察到城内情况，保护南苑的飞机场和弹药库，日本人规定百姓家不许有灯有火有响动。“家家都得拿黑窗户帘儿把灯光遮住。”常人春说。
但这天晚上，住在常人春家对面的陈锦诗家里没有灭灯，也没挡好窗帘。“当时，就听钟楼上往下喊话‘旧鼓楼大街灭灯———旧鼓楼大街灭灯———’。”常老两手拢在嘴边学着60年前听到的喊话声，声音悠长洪亮。后来，巡逻的摘走了陈锦诗家门口挂的户主牌(当时悬挂于家门口、上写户主名字的牌子)。
第二天，区上通知陈锦诗去一趟，陈锦诗就来到常人春家哭诉。常人春曾祖父曾任清光绪年间的刑部侍郎，积累了些家底。祖父民国初年毕业于朝阳政法大学，一度是北京的名律师，善于交际，素有威望。“我祖父当时是有名的大绅士，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祖父对他说：“你甭去了，我去吧。‘随后，就把户主牌领回来了。”
常人春记得，1937年以后，日本人经常严查民居，祖父常替邻里们说好话。
百姓节庆简化，汉奸丧事大操大办
“民俗极大地受到经济、政治的制约。”常人春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期间的政治巨变、经济萧条，也看到了北京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上发生的变化。
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民俗。日本侵略给老百姓造成的经济困境是不可言喻的，市面上一天比一天萧条，买卖一家接一家倒闭，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节庆没钱操办，红白喜事也大大简化了。赶上频繁举行的防空演习，家里有什么事也不许办。丧事不许放焰口、喜事不许吹打。而进出城门经常会受到百般刁难，百姓也不怎么敢出城，广安门外正月初二的财神庙、白云观的香火都受了影响。“日本统治时，庙会从此就淡了。喜事丧事也都是凑合凑合，走走形式罢了。”常人春说。
但是，饱受战争之苦的，永远是底层百姓，日伪官员的红白喜事，还是大操大办。七七事变时，汉奸江朝宗投降日本，做了事变后北京第一任市长。1943年，江朝宗因病而亡。他死后的葬礼相当阔气，发丧时，光是执事就走了东西长安街整整三里路长。
日本人干预民俗活动，企图进行民俗同化
北京沦陷以后，日本人有时还直接干预老百姓的民俗活动。常人春记得有一次，小黑虎胡同一个老人去世，家属到卫生局呈报时，没有给检查员行贿，检查员就说老人“不是好死的”，是得了传染病“虎里拉”(日本人对霍乱的称呼)。后来老人尸骨被卫生局拉去，说是要火化，给北京百姓很大震动。常人春说，中国的民间习俗是土葬，强调入土为安，在当时，火化大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而且，为加强对中国的同化，日本人也曾企图让中国人接受大和民族的风俗习惯。阴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是佛教节日，北京百姓的节日习俗是放河灯，放焰口什么的，都是固定程式。日本人想把本国“祭忠魂塔”的习俗加进去，“我们中国人都当笑话看，只当他们出洋相罢了。”常人春笑着说，保持传统的风俗习惯，也算是普通百姓力所能及的，而且是自发的爱国行动了。
大霹雷预兆时局巨变，伪政府广播辟谣
1945年夏，北京下了两次大暴雨，大霹雷惊天动地。常人春被吓坏了，祖父说：“时局恐怕要有大的变动。”“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一直有拿自然气候预测政治气候的习俗。”常人春这样看待这个现象。但这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已经有消息说日本撑不住了，要撤退了，尽管日本封锁“敌台”，老百姓还是从广播中偷听到了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联在中国东北出兵的消息。常人春祖父认识的一个日本律师井上三枝雄也说，日本恐怕是待不长了，“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败了败了的。”
8月15日上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广播上发表辟谣申明，说如果谁再传播谣言，抓起来以后按军法处置。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广播节目忽然全都没了。常人春记得，当天中午广播里说：“各位听众注意，本台节目挪在今天下午6点开始，有重要新闻向各位广播，希望大家届时收听。”果然，下午广播说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和服出现在鬼市上
“我这一生经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头一件就是日本投降。日本投降后，群众自发的庆祝活动我都看见了。”常人春说，“街上当时马上就沸腾了，大人小孩都往街上跑，大家纷纷喊‘好啊！日本投降啦！我们胜利啦！’”说到这，常人春似乎又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一天，满脸抑制不住的兴奋，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老百姓拿红棉纸糊的五色旗、米字旗、星条旗，全都走到了街上。
1945年的阳历8月15日，正是阴历七月初八，常人春说，老北京有过七月十五中元节的习俗，也就是所谓“盂兰盆会”，一直到7月30地藏王菩萨诞辰，都有连续不断的灯会和庙会等活动，小孩子们都点荷叶灯、莲花灯，取“以灯渡亡”之意。
可是，1945年的中元节，变成了一个庆祝胜利的节日庆典。百姓们都糊了写着“庆祝胜利”等字样的灯笼，提灯逛灯。学校的学生们临时组织起来，抬着大海棠叶形状的中国版图灯(因当时包括外蒙古，所以是海棠叶形状)，还有中美英苏的胜利灯总共好几百盏，敲锣打鼓地游街。队伍后边，押着装扮的日本战犯，游街示众，十分庄严。
“那时候，撒传单的、贴标语的、拿旗帜灯笼游行的，挤得街上走也走不动。街道两边的商店，都加大音量，放中山公园、北海公园追悼八年抗战阵亡将士法会济孤焰口的实况广播。”常人春说，这正是一个典型的民俗演变的例子，“老百姓一庆祝上就不管到底是啥节日了。”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穿的和服出现在鬼市上，要饭的编数来宝唱道：“防空壕没用着，日本投降卖大袍！”有个人贪图便宜买了条日本人穿的土黄军裤，到一个卖炒肝的小摊上，吃完就走。掌柜的叫住说：“哎，我说那位，您给钱了吗？”那人说，这会没带，一会拿来。掌柜的当即回了一句：“告你少来这套，日本投降了您不知道吗？就您这条裤子吓唬不了谁！”常人春看了直乐。
72岁高龄的常人春，研究民俗的历史几乎和年龄相当。说起老北京的民俗节庆，他如数家珍，不时还带着惟妙惟肖的“表演”。有一个大绅士祖父，幼小的常人春有机会亲历很多“大场面”，从小就对婚嫁等民俗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便迷上了。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娶儿媳妇，在北京饭店办事。用3乘轿，120对牛角灯，3堂汉执事，光那执事就走了3里地长。那一回是请我祖母当娶亲太太(相当于今天的婚礼主持人)。”常人春说，那次他摊上给新娘子提溜盖头的差使。“甘肃督军张广建娶儿媳妇，采用的是新式婚礼，花车乐队那一套。请我祖父做的证婚人。”他这回又做了拉纱的男童。
常人春说，虽然自己后来上的是新式小学，抗战时期还遇上了日本的奴化教育，但他心里爱的，还是老式民俗、传统文化那一套。常人春说，但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从未改变，“爱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