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研究导源于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该书据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的“公羊学”，专力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稍后的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刘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都是一脉相承地阐抉“微言大义”为宗旨。《春秋公羊传》是一部传解《春秋》的著作，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从唐代起，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公羊传》对整个《春秋》书法进行了寻绎，它以“大一统”为宗旨，以“尊王攘夷”为着眼点来阐释《春秋》义理，如庄存与、刘逢禄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才是“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显然大一统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王室。正是如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重点是所谓的“三科九旨”，尤以“存三统”、“张三世”作为解《春秋》微言大义的统贯。刘逢禄认为《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能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清朝去古虽远，但只要“继体守文”，就能深刻理解《春秋》之法以制驭其政。唯有如此，“三代之治未尝不可复，其乱未尝不可弭”。这就表明，刘逢禄研究《公羊》，意在“后王有作”。刘逢禄十分重视阐释《公羊》学以“三世”就为中心的变易理论，他重新梳理和明确了《公羊》学的“统绪”，认为《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才得了孔子真传；汉代董仲舒对《公羊》学的贡献是“讲明而达其用”，东汉何休则有“继绝辟谬之功”；强调《公羊》学说必须以“张三世，通三统之义经贯之”，否则就会“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这样的观点和方法，虽然是依托儒家经典，试图“复三代之治”，挽救这即将倾危的封建古厦，但预示了一种新的、先进的意识，启迪和激励龚自珍和魏源对“三世说”的彻底改铸。龚自珍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改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魏源不仅批评孔广森别创“三科九旨”，还将《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揉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之说”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龚自珍与魏源对“三世”说的改铸，带有更为直接的“通经致用”思想，对社会政治改良提出新的价值取向。这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所遵循，成为他们理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想传统。从王闿运、皮锡瑞、廖平到康有为、谭嗣同直至梁启超，他们托“公羊改制之义”以倡维新变法，其思想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龚自珍和魏源。因此，自近代始，儒家经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今文经学，主要就是《春秋》公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