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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燕生(1898年12月3日—1947年7月26日)山西榆次人。名乃惪(德),原名乃英(瑛),号士忧,字燕生,以字行;笔名平子、凡之、惠之、新光、仲安等。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是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
晋商家族中榆次车辋常氏第十六世。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阴历十月二十二日(阳历12月3日)出生于北京西交民巷,时父常运藻任詹事府主簿,为翰林院辅佐机构的从七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常燕生全家返乡,生母韩氏(21岁)因难产卒于车辋村。常燕生幼时曾许与僧人为徒,法名全贵。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父亲改捐知县到河南开封,其少年时期随父辗转于河南周家、清化等地。父亲管教甚严,常燕生自5周岁始,师从山西清源梁晓峰、河津美雁秋,14岁对经史之学已有一定根底。
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父亲返归车辋村。就读于本村常氏笃初小学和中学校,所作文章《忠孝论》《三国论》《岳武穆班师论》《魏孝文帝论》等均受到师长称赞。少年时喜欢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受其思影响,作《孔子之道非宗教议》,还与堂兄常乃钦合办11期手写《评议报》。
1913年,常燕生入太原阳兴中学。毕业时,山西全省中学校举行国文会试,他的作文《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论》名列男生组第一名,时人称“山西状元”。山西省民政长赵醴泉闻其名,以次女赵娴清许之。次年,常燕生与赵娴清在太原喜结连理。
1916年,常燕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简称北高师)史地部。常燕生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孔道观》,他还曾数次通过书信与当时文化名人胡适、张东荪等讨论中国文化问题。1916~1917年,他曾与陈独秀四次通信,讨论的中心议题集中在白话文问题、尊孔问题和“孔教”与帝制关系问题等三个方面。
1918年,赵娴清难产卒于车辋,引发他对诸多人生问题的思考,一度潜研佛学。1919年常燕生与徐名鸿、刘薰宇、周卫群、匡日休、向大光、杨荃骏、周予同、张石乔、陈荩民等,共同组织发起以半工半读的泛劳动主义为榜样的“工学会”,创办《工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中余力的《北京高师参加五四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和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两文章记载:1919年5月3日晚,常燕生参加“工学会”会员10余人在北高师操场北端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北高师次日前往赵家楼胡同安福系曹汝霖住宅示威的行动。做出决定后,他们立即与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紧急联络,议定联合行动,从而掀起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21岁的常燕生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教育组主任,并与周长宪、孟寿椿、黄日葵等3人共同负责编辑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国民杂志》。“工学会”后改称“平民教育社”,常燕生在该团体所办的《平民教育》杂志和《燕大周刊》《孤军周报》等许多报刊上用“新光”等笔名发表文章和新诗。
1920年,他从北高师毕业后,留北高师附中任教。是年,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由其翻译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连载刊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年,他还赴日本短暂游学,研究日本维新和考察日本社会。1921年,他与萧碧梧女士结婚,并被聘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务主任,后兼商务印书馆编辑,并主持“山西旅沪学界同乡会”。在沪期间,他在各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一年,常燕生为中国公学中学部校刊撰写发刊词,因体裁卓特受到了叶圣陶等人的赞赏。1922年,常燕生的《全民教育论发凡》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辞去中国公学教职,居家修养,醉心于佛教华严宗理论。
1924年,常燕生返回北京,受聘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史学系主任。这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历史部分为常燕生起草。同年,他致函胡适先生,对“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观点提出质疑。此后,他与高长虹、张友渔、侯外庐、陈孔焕等组织“青年山西学会”,私资出刊《山西周报》,对省政提出改革建议。
在北京期间,常燕生在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成为主将之一。他加入了高长虹等人发起的“狂飙社”,为《语丝》《莽原》等刊物撰稿多篇。由高长虹引见鲁迅后,他曾与鲁迅有书信往复,并结识了胡适、张东荪等著名学者。其间,出版了《社会学要旨》和《中国史鸟瞰》两书。是年冬,他在《晨报》副刊发表《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11月,经陈启天介绍,他参加了中国青年党。1926年3月10日,常燕生以上海学联代表身份出席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与李璜、彭昭贤、闻一多等人在“反援侨大会”上登坛演讲。1926年夏,他辞去燕大教职,创爱国中学,自任校长;并在上海参与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编辑工作。8~9月,他在《现代评论》发表《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明确地反对把东西文化看作对立的两大系文化。同年,出席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长,此后青年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对时局主张,多出自其手。在致力党务之余,仍埋头著作,并不时在各刊上发表文章。
1927年,常燕生辞爱国中学校长职,在沪主办青年党《醒狮》周报。当年,他在《新国家》杂志发表了《世界国家主义运动史》和《三民主义批判》等文。此后,曾参与编辑《长夜》与《长风》等刊物。常燕生自沪返太原,因病居家半年,撰写《中国文化小史》《国思想小史》《中国政治制度小史》等书。1929年夏赴香港,冬归太原。是年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授识撰写了《中国财政制度史》《法兰西大革命史》等著作。1930年,由太原经大同赴北平、天津,再抵上海。在沪曾知行学院教授,讲授欧洲近代史及国文。参加中国青年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经青岛转赴天津、北京。是年撰写了《文艺复兴小史》和《国发达简史》;在深入研究生物史观学说的基础上,撰写了《生快观与社会》一书。
“九一八”事变后,常燕生自河南大学返回北京,中国青年党在中山公园召开外资问题演讲会,他登台作《野战抗日》演讲,演讲刚开始不久,遭到大批宪警干涉,听众哗然。1932年1月,他在《醒狮》杂志上发表《野战抗日》一文,致斥“不抵抗主义”。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驻守闸北的翁照垣旅率本旅3000多名官兵,坚守阵地,重创日军。常燕生作长诗《翁将军歌》纪念淞沪抗战之役。此诗被广为传诵,被国学大师章太炎特为亲笔书写全文,以赠翁将军。是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常燕生为受邀出席的中国青年党九名代表之一,因国民党党禁未取消,青年党代表集体拒绝赴会。同年,他曾主编《国难》月刊。1933年,常燕生作《故都赋》并序,5月22日刊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4年,常燕生携眷返晋,任山西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讲习。初夏,率学生南下,至京、沪、杭一带参观。同年撰写《建国问题平议》一文,主张用尊重民意、伸张民权的办法来逐渐削减地方割据势力,以完成国家真正的统一,此文得到胡适及国内有识之士的赞同。
1935年夏,常燕生在上海创办青年党《国论》月刊,分期连载他的译作《十世记初年德意志的国难与复兴》。当年秋,常燕生重返太原,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并兼任《山西文献》编辑。为积极宣传抗日,保卫山西战略要地,他创办《青年阵线》半月刊,主张建立举国一致对外的全民救国联合阵线。同年,他编写的《生物史观研究》出版。1936年2月,常燕生与夫人萧碧梧合编独幕剧《张太太》,以提倡国货为主题,刊于《青年阵线》上。同年端午,萧夫人病逝,同年冬,娶萧夫人弟子谯玉贞为妻。1937年端午前,返回家乡车辋村为萧夫人举行周年祭,同时至祠堂祭祖,撰写《无常与无我》一文。常燕生曾到太行山区,计划与牺牲教国同盟会的负责人薄一波同赴长治,共商组织武装抗日,因日军侵占山西长治未果。他只好经武汉跋涉辗转,溯江入川。
1938年春,他先受聘四川大学,在史学系开讲《历史哲学》。同时,恢复《国论》周刊,鼓吹抗日救国。同年夏,他在汉口出席中国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会议期间,曾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多次接触。不久,武汉危急,机关人员纷纷向重庆撤退,常燕生却与数位朋友冒险前往大别山区,欲投笔从戎,策划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至冬季,因未成功复返成都。回到成都后,立即主编《新中国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当年秋,赁居成都竹林巷冰庐。
1940年,恢复《国论》半月刊。他针对汪精卫的叛国行径,发表《汪精卫的终身八字》,以犀利的笔锋痛斥卖国贼的无耻行径。1941年,在川康农工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两校兼课任教。1942年,一些人对抗战前景悲观时,常燕生在《新中国日报》连载发表《战后国策研究序论》,显示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1944年,任教齐鲁大学,迁居济南市小天竺街后之齐鲁村8号数间陋屋。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撰写的《历史哲学论丛》一书。1945年,常燕生首先在《新中国日报》提出“军队国家化”和“政民主化”的口号。
抗战胜利后,常燕生与成都文化界名人沈志远、马思聪、陈白尘、张天翼、叶圣陶等联名发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民主要求。当年12月,他当选为中国青年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常燕生在重庆以中国青年党五代表之一的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年春,他在上海创办《青年生活》月刊。国、共两党决裂后,他发表《军队国家化及政治民主化的正确意义》,产生较大影响。11月,他赴南京出席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同年,他在《新中国日报》发表《学人与政治》一文。
1947年4月,常燕生被提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继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6月,由上海返成都,遇水灾,途中染疾;7月病重,在友人的资助下入华西医院治疗,26日因脑炎逝世。
常燕生,名乃徳,因出生于燕京,字燕生,以字行。榆次常家为山右望族,著名晋商,优秀文人很多。常燕生自幼受其家族文化渊源之影响,而为其家特杰出之文人。先后在燕京、河南、山西、齐鲁、四川等大学任过教,著述极多。据云榆次常家庄园的听雨楼藏有一部《常燕生全集》,不知何时刊刻,抑或为稿本,总归未传之于世。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了《常燕生先生遗集》,精装八大册,收有其《岭上白云斋诗存》,并附有与其前妻赵娴清女士唱和诗《影鸾剩草》和与第二个妻子萧碧梧女士唱和诗《泪眼看云集》。
关于常燕生的诗,著名诗人吴宓曾有高度评价,抄如下:
按常燕生君,实今世中国旧诗作者之翘楚。以吾所知,自吴芳吉君(四川)殁后,其诗材料精湛,技术工熟,而特具爱国之热诚,足能发扬民族志气者,唯有(一)常乃 君(燕生山西),(二)王越君(士略广东),其次则(三)王荫南君(亦堂辽宁,较以上二君稍逊)而已。三君之略历,及其所作诗篇,并录入《吴宓诗集》之《空轩诗话》,读者务祈取观。常君曾为《翁将军歌》及《论新诗》二篇,又有《故都赋》,皆与《山西少年歌》异曲而同工。此歌内容及辞句,实熔铸群经全史及诸多诗文集学案。凡熟读故籍,而念念不忘中华民族光荣璀璨之历史文化者,读此类诗,几于每字每句,如逢故人,如温好梦,如记前游,如观旧友,有左右逢源之乐。其句包融铸造之功实可称,而气势雄浑,风格遒上,尤常君诗之特质也。
常燕生的诗,虽是学人之诗,但因其人又为深沉的爱国者和极富感情者,所以同时又为诗人之诗。诗句工稳雅健,笔调从容深沉,尤其是诗中所表露的忧国情怀,足见一个大诗人气象。
常燕生律诗精到,而歌行最见功力。所以吴宓给《山西少年歌》等歌行以很高评价。如《翁将军歌》,系“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常燕生感于抗日将领翁照垣事而作。这首诗深沉慷慨,极有气势,至今读来仍非常感人,吴宓当年读后认为“气格高古,旨意正大,深厚而沉雄,通体精炼,无懈可击”,并说:“统观九一八后两年中南北各地叙记国难之佳篇,应以常君此歌为首选。”如此之诗,谁能相信出自三十四岁的年轻诗人之手。常燕生是一个坚决的抗战者,集中抗战之作极多。他对抗战一直抱有必胜的信心,1942年即撰《战后国策研究序论》,考虑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和大政方针。
常燕生曾说:“一个人,尤其搞政治的人,假如没有一点淡泊的精神,就不会有伟大的胸怀,更梦想不到什么叫做民胞物与;一朝揽得政权,就只认得官位,利禄,权势,等而下之,就只知争权夺利而已。”又曾说过:“豪华不仅容易使人堕落,也容易束缚着人的自由。”于此可见其志趣与立身的准则。他虽出身名门,又为名人,且为国府委员,但生活一直很艰苦,甚至不免穷困。1938年夏,第一届参政会于汉口首次集会,郑振文因出席中国青年党第九次全代会莅汉,与常燕生同寓一室。时当酷暑,常燕生老穿一件旧纺绸长衫出席会议,汗流浃背,衫上已汗迹斑斑。郑振文劝他更衣,他回答说“仅此一袭而已”!郑乃解衣衣之,常燕生欣然接受,并借郑的扇子一用。郑戏为叮咛道:此扇书画俱佳,千万不要遗失!谁知晚上回来,扇子果真给丢了。郑要他以诗做偿,常燕生因有《郑子索扇歌》歌行一首。参加中央政府会议,不但没有衣冠楚楚,而且只有一身旧衣服,可见他是何等清贫。难怪妻子不免饥寒,去世后须靠有关方面拨款才得安葬。吴宓《悼诗人常乃 先生》:“常氏平日生活俭约,毫无积蓄,身后极为萧条(按此在常君实真确而非门面语)。邓主席立拨治丧费3000万元(旧币)云云。”于此可见常燕生的诗人气质。清正守德,方为真正的诗人。
一代最优秀的诗人,后来却一直不为人知,主要因为历史原因。常燕生作为中国青年党的代表,入阁为政务委员,以至任国府委员。但他是一位国家主义者,在当年的文坛,他又是亲胡适而疏鲁迅的。其次因为他的诗集当年未得行世,所以只在诗界极有名而不为一般读者所知。当时与常燕生交往的,多为著名诗人。在他辞世20年后,《常燕生先生遗集》才得于台湾出版。一代文化名人,生前为国为民积劳而悲怆,身后亦何其寂寞。常燕生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成都度过的。他1938年就聘于四川大学,在历史系教历史哲学。1947年参加国民政府有关会议,由上海返成都,遇水灾而染疾,日益转剧,旧历七月廿六日晨逝世。
常燕生逝世之次日,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即致电唁其家属。郑凌苍《常燕生先生逝世经过》说:“一颗彗星陨落了!一代的巨人——我们底大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常燕生先生逝世了!当这个最不幸的噩耗传出后,真使人要不相信如此一个为群伦所宗仰的哲人竟是如此飘忽地就结束了他智慧而光华灿烂的生命……”成都有关方面为常燕生举行追悼会。随后国民政府又于南京召开大型追悼会。主祭人曾琦该日日记记曰:“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时,赴华侨所,为常燕生追悼会主祭,到同志及来宾数百人。蒋主席派文官长吴达铨致祭,政府中人到者有张群、于右任、白崇禧、徐傅霖、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张历生、谢冠生、吴忠信、洪澜友……等,予致词略谓:‘燕生学问渊博,确为中国一大思想家。其所发表者,尚不及所蕴蓄十分之一,故其逝世,不独一党之损失,实为全国之损失。’”黄欣周《敬悼常老师》之文云:“常老师的学识,渊深赅博,系统整然,与一般所谓专家学者,迥不相同。他治学的范围,遍及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艺及自然科学各部门,就是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他亦无不精通。他是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政治家、革命家、大诗人。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只有常老师可以当之无愧。在今天的中国,能够融汇古今中外各种学说之长,另创思想体系,并且又站在堂堂祖国阵线上独立作战的文化斗士,似乎还只有常老师一人。”李满康《常燕生先生言行之一斑》也说:“常先生之学德,不独为本党同志不易多觌,即求之今日中国之朝野,亦难见其俦。”
如此诗人,享年还不到50岁,是诗坛之不幸。世人知者不多,是诗人之不幸。但这无碍其为大诗人。真正的诗人,诗坛和历史是不会遗忘的。半个世纪后,常燕生如今逐渐受到诗词界和文化界的关注,应是历史的必然。
翁将军歌壬申(近现代·常燕生)序:上海一二八之役,国人识与不识,皆知有旅长翁照垣者。翁守闸北,率先应战。守吴淞,凭废垒与敌死拒,屹然不为下。及师解,又殿军整旅而退。十九路军之辉誉于世界,翁之力盖多焉。闻其人沉默寡言,尝旅学欧日,于军事无所不窥。近以勋名为僚辈所挤,解职游海外。余惜其去,又为国家伤将材也,因作为歌诗以追送之。余与翁非素识,所言盖天下之公言,非以为私,故但寄知者,不复示翁。
李公昔驻春帆楼,旌旗破碎鱼龙愁。小儿弄舟嬉东海,欲断鳌足覆神州。
修罗伸臂自天外,始遏贪吻完金瓯。当时经营颇惨澹,岂谓时会非人谋。
榱崩栋折三十载,坐见沧海生狂流。高牙大纛裂疆土,赤眉铜马皆通侯。
玄黄龙战日盈野,气盛亚美淩非欧。岂知卧榻有乳虎,磨厉渐欲吞全牛。
潜师一夜入下蔡,万里膏腴森戈矛。三军禀令令曰遁,暮渡辽水朝滦州。
此时元戎尚镇静,罗列丝管评清讴。中朝大官亦解事,卧阅陵谷百不忧。
弭兵惟恃向戌舌,捐地未觉珠厓羞。扶余渤海吾故土,汉唐余烈垂千秋。
尔来流民岁百万,斩伐蒿艾植松楸。卢龙塞断蠮螉绝,太息烈士无田畴。
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男儿报国自有道,毛锥弃去著兜牟。
东穷扶桑西碧海,上研飞鸟深潜虬。归来风雨漫祖国,巫祁正待庚辰收。
吴淞江头夜一弹,杳杳天际遮飞舟。沪人噤立色欲死,朝命仍拟和夷酋。
将军长啸指须发,剑气喷薄如龙浮。乾坤一掷箭脱手,眼底势欲无仇雠。
云蒸雾郁顷刻变,迅流转石雷鞭幽。袒怀白刃向前去,以血还血头还头。
长江万里锁废垒,将军立马寒飕飕。兼旬环击不得下,伏尸百步惊沙鸥。
沪人咋舌忭且舞,奔走僵汗吟啾啾。挈壶持襦供前线,后归中继无停留。
兵残弹尽援不至,犹以殿退庇同仇。呜呼!君不见廉颇李牧赵良将,生为逋客身羁囚。
又不见长城自坏檀道济,时人悔唱白符鸠。骑驴湖上岂得已,乘风聊作扶摇游。
豺狼在邑狐在室,虽有奇志安能酬。天凝地閟万物死,穷寒野哭多鸺鹠。
义军十万解甲去①,白山黑水余荒陬。请君为我回辙迹,再整壮士成貔貅,为君勒石刻琉球。
按:①时苏炳文部甫自满洲里撤退,马占山冯占海唐聚五等部先后溃退,东北义军垂垂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