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8 16:26
元朝在平阳路临汾设置全国官方书籍出版印刷的管理机构，无疑是在金代官设出版机制极便利优越的条件下的一种先朝原有制度的沿袭。金元时期以临汾为中心的刻书业的兴盛，也带动了金河东南路、元平阳路辖区内属平水本系的刻书业的繁荣。因而赵万里先生复云：“平水文化代表两个时期：金、元。”这也是后来的版本学者把金、元两代临汾及相关周边区域所属平水本系所刻的书籍统称为“平水本”的重要原因。
金代平水本，国内现存实物为7种，见历代公私书目提要及著述采访著录的为11种、刻图2幅，平水本系其他区域刻本实物或见于著录的共计4种。平水本有确切刻本年代记载的最早为金大定十二年，最晚为正大六年。平水本系则为皇统九年至元光元年。可考刻主、刻坊及释道刻，平水本为6家，平水本系为4家。其中书轩陈氏、平阳李子文、平阳姬氏和徐氏、长命村刘友张氏、洪洞县令耶律承信并妻大氏、古泽陈氏名字或生平等均无考。元代平水刻本，国内现存实物为6种(外加《毛诗注疏》残叶)。见于历代公私书目提要及著述采访所著录的平水刻本计12种，平水本系其他区域刻本计2种。元代平水本有确切刻本记载年代的最早为蒙古太宗九年至乃马真后三年平阳玄都观所刻《道藏》，最晚为皇庆二年平水高昂霄尊贤堂刻《河汾诸老诗集》。平水本系则为蒙古乃马真后二年至元泰定四年。可考刻主、刻坊及释道刻，平水本为9家，平水本系为2家。
如果对种数和刻坊、刻主等做一综合对比分析，发现平水刻书业规模和现知刻书种数悬殊差别。金代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可考刻主、刻坊等共计10家，刻书种数为24种。其中如书林世业王文郁中和轩仅知刻4种，张氏晦明轩仅知刻6种。元代平水本及平水本系刻主、刻坊等共计11家，刻书种数为20种。而且平水刻书业前后跨越时限金代为80余年，元代为90余年，有些书坊甚至跨越金元两个朝代，为刻书世业。再从种类上看，经史子集、释道二藏均有刻本行世。
金明昌三年张谦刻《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序》云：“仆叨习地理，忝慕阴阳，虽专述二宅，而取则于此书。伏睹古唐(今太原)、夷门(今开封附近)、蒲阪(今永济蒲州镇)等处，前后印卖新书，未尝有不过目收者，终莫能见其完本。唯我先师冯公传授亦遗地图一篇。继有平阳毕先生者，留心考覈，……仆今见平阳数家印卖此书，虽有益于世，竟未有完者。”此云平阳数家印卖此书，并且古唐、蒲阪等处亦有印卖者，可为平阳书业兴盛之一证。又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间解州天宁寺所刻《金藏》共计1570种，六千九百余卷，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其刻印规模难以考述。
关于金平水书籍与元经籍所建置考，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经部·小学类》著录《新刊韵略》五卷本，下录金许古序有云：“近平水书籍王文郁携《新韵》见颐庵老人曰：‘稔闻先礼部韵，或讥其严且简。今私韵岁久，又无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随方见学士大夫精加校雠，又少添注语，既详且当。不远数百里，敬求《韵》引。’仆尝披览，贵于旧本远矣，略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谏致仕河间许古道真书于嵩郡隐者之中和轩。”并载清钱大昕手跋云：“……前载正大六年许道真序，知此书为平水书籍王文郁所定。卷末有墨阁记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是此书初刻于金正大己丑，重刻于元大德丙子，中和轩王宅或即文郁之后耶。”关于金设平水书籍官局的最早推测，其依据一据《金史．地理志》，一据许古序“平水书籍王文郁”之称。之后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金代平阳刻书的盛况”条遂据此推断“当时的刻书所，既有官立的，也有私人的。发展到十二世纪中叶，便形成了繁荣的局面，不亚于宋代的浙、蜀、闽三省。”
在我们现在所能考稽到的有关金代史料中，关于“平水书籍”机构的建置没有任何记述。这就有两个问题需要拿出来讨论：其一，“平水书籍”的建置年代。其二，“平水书籍”的管理出版方式。
对于前者，我们可以根据金朝文化发展历史来进行一些初步的推测。金自太祖、大宗之世，戎马辗转，未遑文教。至熙宗改制，尊孔读经，文教始兴。海陵王天德三年初置国子监以养士，然后迁都、整顿吏治，加快了汉文化的繁荣步伐。至世宗、章宗间，典章礼乐，灿然大备，刻书业也随之勃兴。现存平水版多为金中叶大定、明昌以后刻本，也证明平水版兴盛的历史正如此。再考文郁生平，以其晚许古二十岁计，其为“平水书籍”官时约在五十岁左右，时正值金室衰亡之际。故“平水书籍”之设于何时，实难确定，但即使最早也约在大定、明昌之后。
对于“平水书籍”的管理模式，我们从王氏在金代所刻两种书籍倒可以窥探出一些端倪来。《楹书偶录》卷三著录王宅正大五年刻本《道德宝章》一卷，云“首尾有木记题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轩王宅重刊”。《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著录王宅(当为文郁后裔)据正大六年刻本重刊本《新刊韵略》卷末亦有“大德丙子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大德丙子虽距正大六年将八十年之后，但据许序正大六年王宅初刻《新刊韵略》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王文郁既是“平水书籍”，却自己编辑图书并由自己私宅刻印。这种形式或者说管理体制，我们以为恐怕和宋、元时期官办瓷器手工业的形式相仿。雕版印刷业始于唐代，而在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手工业，刻地甚多，种类繁杂，如浙本、蜀本、建本、汴梁本等，且多为民办作坊。金代的“平水书籍”和元代的平阳“经籍所”当均是类似的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它们既负责平阳当地书籍雕版的印刷，为国家的文教如文化宣传和路、府、州以下学子考试制度服务，同时又负责民营雕版印刷手工业的管理和税收。这也就是王文郁这一官僚文人既可以介入这种行业自己私宅刻书赢利，又可以邀请官方同僚如许古这类人撰序以抬高自己身份及炒作书的商品价值、文化价值的原因。
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元平水本”条云：“现存蒙古的平水本有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段子成刻《史记集解索隐》都是坊刻，还有不知是官刻抑坊刻的《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平阳经籍所到底是否刻过官方编修本，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尚书注疏》的刻工张一、何川、邓恩、吉一、杨三等，同时还刻过张氏晦明轩《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这一刻工流动的事实也说明平阳经籍所仅仅是这么一个由金代遗老儒士麻、曹二人主持的元代官方早期流传文化的管理调节机构，负责平水雕版印刷业的行政管理，具体的业务还是由众多的书坊及私人刻书业来自主进行。
平水雕版印刷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金代中期之后到元代中期之前，平水成为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刻书中心。同时金“平水书籍”和元“经籍所”的设置，意味着金元两代国家对这一地区雕版印刷业兴盛的极大重视，也显示了官管民营这种管理模式的优越性。与南方浙刻、蜀刻、闽刻等相呼应，作为北方金、元两代雕版印刷业的代表——平水刻本自然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据了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地位。
■在刻书的规模、种类、价值上，跟其他区域相比，平水本也绝不逊色，自有它独到之处可与比肩相抗。金代《金藏》和蒙古时期《玄都宝藏》之刻，均为六、七千余卷之大型工程，可证其规模之宏大。金、元两代现知书坊为近30家，可见其当时之繁盛。王氏中和轩绵延百余年，又可见书业世代相传之历史。次及种类，经、史、子、集之外，兼涉释、道二藏方外之书，也是种类齐全，全面发展。论及平水本之价值，在金、元两代平水刻本流传稀见的今天，其价值不言而喻，赵万里先生“金本相当于宋本”、“平水文化代表两个时期：金、元”之说，无疑是最确切的定论。
■关于平阳雕版印刷技术的质量，按照《中国版刻图录》的说法，是“字画刚劲”、“纸墨精莹，刀法遒劲”，尤其“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证类本草》和《通鉴详节》，纸墨刻工，比过去平水本精美得多，达到当时雕版印刷的最高峰。”
■中国雕版印刷术除去早期所雕小块佛像宣教画外，平水书坊是较早刻印民间招贴画的地方，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实肇始于此。帝俄时代考古学家在甘肃张掖古塔内发现的平阳徐氏刻印的《义勇武安王》关羽像和平阳姬氏刻印的《四美图》王昭君、班姬、赵飞燕和绿珠像，是两幅巨大的富有艺术价值的版画杰作。尤其《四美图》画中人物风姿婉丽，线条简练舒畅，刀法刚劲流利。画幅上方横批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四周为花边，上端为双凤朝阳，下端为蔓草缠枝花纹，艺术价值极高。此为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木板年画。其后，蒙古定宗四年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王重民先生在其《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医家类》此本条下著录云：“金元两代，平水刻书之业颇盛。是书刻于金、元之交，尤为书业鼎盛时代，故字画与插图，均较他处所刻者为精。卷四《海盐》、《解盐》两图，古朴生动，远非宋本《列女传》托名顾恺之画者所能比。持较俄人科斯洛夫在黑水古城所得金刻王昭君、赵飞燕画像，虽雅秀殊观，而人物之活跃，极为相似。此题‘平阳府姜一刊’，彼题‘平阳姬家敬印’。元、明以来戏曲小说所插版画，要当以此为祖，然则版画之兴，亦当由平阳启之。”
■平水雕版印刷业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医学、宗教等均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金、元之交平水人王文郁、刘渊审时度势所归并的“平水韵”风行天下，为当时诗歌、韵文的创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董解元西厢记》并为传世诸宫调两种最古脚本的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说明了金代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兴盛于平阳一带的事实，并且为元杂剧的兴起，也奠定了基础。在原北宋天圣四年太医王惟一奉旨铸成铜人模型被日本人劫掠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同时宋刊《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本早轶之后，平水本《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本便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珍稀文献。《金藏》、《玄都宝藏》的刻印，标志着金、元之际佛、道二教盛行的辉煌。可以说，为了祖国文化的保存、流传、发展，平水雕版印刷业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