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03 20:42
《广岛之恋》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电影剧本，首次出版于1960年。
剧本讲述了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日本男人发生在广岛的恋情。在广岛恋情的表层之下隐藏着女主人公在二战时期的爱情创伤，两段爱情彼此呼应。32岁的法国女演员来到广岛拍一部关于和平的电影，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她与一位日本男人邂逅并产生了爱情。这样的爱情勾起了她对另外一段爱情创伤的回忆。十二年前在法国的纳韦尔，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她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爱情使他们迷失，他们忘掉了祖国、忘掉了战争、忘记了亲人、忘记了界线。法国女演员那时叫丽娃，她逾越了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自己祖国的法定的敌人——侵法的德国士兵恋爱、约会，他们共同期盼着战争的结束，期盼着美好的婚姻生活。可是就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她的德国情人前来和她约会时被法国人打死了。她是同胞心目中的耻辱，人们剃光了她的头发把她关进了地窖。她的家庭也为此蒙受耻辱。痛苦之极的她一度陷入疯狂，当她被从地窖里放出来的时候，人们说和平了，可是战争的创伤却无法从她的心头抹去。在经受了痛苦和耻辱之后，丽娃试图忘却，试图生活下去。十二年之后为了拍一部关于和平的电影她来到了广岛，并且和一位家住广岛、曾经在二战时期外出打仗的日本男人邂逅、相恋。法国女演员的个人经历和广岛的历史悲剧重合了，灾难与灾难遥相呼应。在这样一个历史悲剧发生过的地方她为广岛的厄运而哭泣，为遭受不公平命运的人们哭泣，为摆脱痛苦的回忆而斗争。
杜拉斯创作《广岛之恋》是应法国导演阿仑·雷乃的要求，拍一部非纪录片的关于广岛的电影。导演想要拍一部关于和平的电影，主题非常的明确。而杜拉斯不喜欢宏大叙事，不愿从正面描述广岛。她采用边缘视角叙述了最不应当发生在广岛的恋情。
丽娃
法国女演员。女主人公与帝国士兵相爱，战争结束时，德国恋人纳韦尔被处死，她也不为同胞所容，被剃光了头关进地窖。当女主人公几十年后来到日本广岛，新的恋情使她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可是她绝望地发现自己丧失了爱的勇气，她和日本男人之间有着永远无法逾越的距离，这距离就是战争带给她的巨大创伤和无法抚平的悲痛。尽管女主人公想要抛开一切地去爱，但还是无能为力，爱在这一刻成了永远的距离。
反战
《广岛之恋》有着强烈的道德意义，杜拉斯站在自己的角度反思社会道德的局限性，控诉战争的不道德。
爱情是人类至纯至美的情感体验，爱是人的权利，是人的自然欲求，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人有社会性，作为社会的人必须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爱情应当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在《广岛之恋》中女主人公丽娃的爱情恰是社会道德所不容的，爱上一个来自敌国的士兵，这样的爱情注定是悲剧。战争时期的人们敌我界限非常分明，丽娃的大胆行为不被同胞接受，他们被有着正常秩序的社会拒之门外。剧本中写到：“任何艳遇都不能越过爱国主义的界线，越出界线的艳遇就必遭扼杀。”德国士兵最后被满怀爱国精神的法国人所杀，丽娃也受到了同胞们的惩罚。一对无辜的情人毁于残酷的战争。人们带有沙文主义倾向的爱国观念把一对年轻人美好的爱情扼杀了。在杜拉斯看来法国小姑娘和德国士兵的爱情同样是美好并应当得到尊重的爱情。狭隘的爱国主义者打死了前来和女友约会的德国士兵是不应当的，没有人可以随意残害他人的生命，更何况德国士兵是来约会并没有伤害法国人的本意。尽管他来自敌国，但是并非所有来自敌国的人都是敌人。他是德国人，但是他不可能为他的国家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何对生命的践踏都是不允许的、不道德的、没有人性的。罪恶的应当是战争，是发动战争的人，而不是战争时期的爱情。法国同胞更没有理由剃光丽娃的头发没有人性的把她关进地窖。
杜拉斯在《广岛之恋》中以弱小个体为对象表现战争对个人带来的不幸，更加有力地控诉了战争的危害。她亲历过战争的痛苦，她的丈夫曾经被关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出生时由于战时医疗条件有限而死去，她的德国朋友贝蒂·费尔南德兹在法国解放后作为法国的敌人被逮捕，剃光了头发游街示众……战争给了她无限的痛苦。她憎恨纳粹，憎恨战争。尽管在战后杜拉斯曾一度对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仇恨，可是她的丈夫罗伯特·安泰尔姆告诉她：“只有对人的尊重可以让我们再在一起重新开始生活。仍热抱着仇恨不放，以恶抗恶，只能将我们永远关在战争的牢笼里。同样，面对复仇的狂热，面对秘密的谋杀，面对毫发无损的胆小鬼……我们说：不。”在写作《广岛之恋》时，杜拉斯表现了痛苦并超越了痛苦。在她看来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战争，祈福和平。在《广岛之恋》中她把同情给了所有受到战争伤害的人，给了广岛无辜的平民，给了丽娃和德国士兵，告诉人们学会遗忘，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爱情悲剧
《广岛之恋》的故事有着杜拉斯作品中一脉相承的悲剧性——求之不得的爱情。杜拉斯总是让她的人物能经得起悲剧事件的打击，总是把痛苦维持在她们所能承受的限度里而不至于使她们活不下去，虽然不曾死去，但却在身体和精神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痛，这种伤痛将一直伴随着他。这种伴生的伤痛隐隐的存在于整个作品之中，并为作品奠定了哀伤惆怅的基调。这种哀伤惆怅基调的美学追求，与传统文学中那种要悲到极点，悲到尽头，悲“满”的美学追求相比，情人没有死亡，那么，痛苦也就没有死去，它将长久的缠绕着没有死去的情人，当然也就使读者随之得到一种悠长的感动，对人物产生一种持续的挂念。以内心的伤痛代替现实的死亡，这是杜拉斯在其作品中刻意安排的情节，这种相爱却注定分离的命运是人类的困惑和生命的劫难。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她创造了另一种爱情模式：不狂喜，不痛苦，不像是活着但也没有死去。在《广岛之恋》中，法国女人因为在战争中与敌国士兵相爱，战争结束后她被剃了光头发，关进地窖，“由于没有其他东西，（她）就吃硝石，石头里的盐，吃墙，她也亲吻墙壁，她生活在墙的世界中，对一个男人的回忆埋藏在这些墙里，溶入在石头、空气和泥土中。”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窖里，女主人公被彻底孤立，毫无自由可言更看不到任何出路。在这样的境遇中，生命是无意义的，人生是孤独的，也是最具悲剧性的。不能感受到得痛苦才是极致的痛苦，杜拉斯的这种“几乎无事的悲剧”才让人更深刻的体会到生活的悲。
《广岛之恋》是一部灵活运用空间叙事技巧的典型作品：文本中包含三重叙事时间，即围绕法国女人与日本男人在广岛的爱情故事所展开的当下时间，广岛核爆炸的过去时间，以及围绕法国女人年轻时期与德国士兵在内韦尔的初恋故事所展开的过去时间。这三重时间界限模糊，文本在核爆炸的广岛、当下的广岛以及二战中的内韦尔之间任意切换，完全脱离了清晰严整的时间线索，时间链条的断裂随处可见。当“广岛火车站的高音喇叭在广播：‘广岛！广岛站到了！’”时，声音却在内韦尔的叙事画面上出现。内韦尔的爱情场景与广岛的爱情场景始终以交错重叠的状态存在。杜拉斯将自己的这种叙事特征描述为“一切都糅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预想的原则，而是以一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这类混合的方式进行。”借由这一叙事技巧，空间从时间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文本呈现出一种空间膨胀而时间受到压缩的叙事形态。
由该剧本改编的电影《广岛之恋》于1959年6月上映，获得第12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困际评委会奖、法国梅里爱奖、纽约影片奖、英国电影学院联合国奖、法国影评联盟最佳影片、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等奖项。
翻译家柳鸣九：《广岛之恋》是一个与我们的规范颇有距离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是一个规范之外的伤痕爱情的悲剧．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两方现代人的感情与生活，有助于我们体验玛格丽特·杜拉斯那使得世界各国很多观众读者陶醉神往的现代的、灵致的抒情风格，特别因为与我们有距离，它也就更能成为磨炼我们的开阔而富有钻探性的艺术理解力的砺石。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本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出生于印度支那，十八岁后回法国定居。她以电影《广岛之恋》（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赢得国际声誉，以小说《情人》（1984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