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川画跋》不仅能从世之所好、俗之所成论画，而且能将传统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对技法、风格发表深入见解。如李公麟得周肪《按筝图》，因“不遗余巧”、“媚色艳态，明眸善睐”，怀疑其形容骨相尚为不得，更何况传神写照？故持画相问：“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有所好哉？”董逌答曰：“此固唐世所尚……唐人所尚以丰肥为美，防于此时知所好而图之矣；”所论颇高。宋徽宗主持画院，专尚形似，重视法度，董逌亦讲形似与画法，但又主张兼得形、神、理，作公允持平之论。如他在肯定戴嵩画牛“妙于形似”，谓“苟失形似，便是画虎而狗者”的同时，提出“要不期于所以似者贵也”，认为“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才足珍贵，而“摹取形类”，“虽寻常者犹不失”并非正途。董逌还从韩非所辨鬼神犬马之孰为难易，提出“鬼神索于理不索于形似，为犬马则既索于形似，复求于理，则犬马之工常难”的道理，在形神关系外并提一“理”，既受宋人讲理学的风气影响，又是苏轼讲“常理”的阐发。他理解顾恺之以人物为最上，次及山水、狗马、台榭而不及禽鸟：，是因为人物“以神明为胜”，但由于唐五代以来山水、花鸟画水平日高，形神论不能只限于人物，他又发“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之论，并具体用于画家、作品评论中，如评李成山水、孙白画水、边鸾牡丹等，均有卓见。